《Integrative Zoology》:Multiple Community Informants Enhance Public Information About Predators Across a Latitudinal Gradient in Bird Communit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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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信息物种”(Community informant)是关键的鸟类信息来源。然而,复杂系统中多个信息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仍不清楚,包括它们是否共同贡献鸣声从而形成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是否互相窃听,或互不干扰,以及联合贡献是否通过
“社群信息物种”(Community informant)是关键的鸟类信息来源。然而,复杂系统中多个信息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仍不清楚,包括它们是否共同贡献鸣声从而形成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是否互相窃听,或互不干扰,以及联合贡献是否通过互补或补充机制带来益处。研究人员在中国一条1650公里纬度梯度(18.7°N–33.7°N)上开展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调查,在混合物种群(mixed-species flocks, MSFs)内使用猫头鹰模型诱发惊飞叫声(mobbing calls),并使用猛禽模型诱发报警叫声(alarm calls)。在该梯度上,鸟类群落从南方的鹛类主导过渡到北方的山雀类主导。研究人员还构建了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以检查沿梯度的结构模式,并评估了纬度对网络指标的影响以及群体组成(鹛-山雀、鹛、山雀、无)对叫声反应的作用。社会网络指标在中纬度地区达到峰值,表现为惊飞行为的相互作用强度(interaction strength)和MSFs的凝聚力(cohesion)最高。报警叫声简短,主要由一种鹛和两种山雀发出;而惊飞叫声持续时间长,由许多物种共同发出(平均每次试验4.2种)。在小型惊飞组合(1–5种)中,鹛-山雀群体招募的个体数量最多可达2.4倍,引发的叫声数量最多可达2.1倍。鹛-山雀MSFs还涉及多达1.6倍的鸣叫物种,并产生频率范围宽达12.2倍的鸣声,这可能被更多物种察觉。因此,保护社群信息物种和复杂系统对于维持支撑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信息网络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中国鸟类群落纬度梯度上多社群信息物种对捕食者公共信息的增强作用
一、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获取信息是动物权衡利弊并做出决策的前提,对处于食物链中层的消费者尤为重要,它们既依赖群体觅食,又需时刻警惕捕食者。动物可通过个体经验或观察其他个体获取“社会信息”(social information),而社群内所有成员均可获得的信息则被视为“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来自异种个体的信息有时更具价值,因其伴随的竞争压力通常小于同种个体。在鸟类群落中,与捕食相关的种间信息流在两种情境下尤为关键:惊飞叫声(mobbing calls)和报警叫声(alarm calls)。惊飞叫声具有响亮、重复、宽频带等易于定位的声学特性,常被异种识别,从而形成临时惊飞组合,共同检查、骚扰并驱离低风险或静止的捕食者。相比之下,报警叫声具有难以定位的声学特性(短促、高频、纯音),同样常被异种识别,但效果相反,促使混合物种群(mixed-species flocks, MSFs)中的接收者四散逃离高风险、移动的捕食者。发出报警叫声可能因将捕食者注意力引向自身而代价高昂,因此更可能由拥有同种受众(如配偶或亲属)的物种发出,其他物种则可能窃听而不自己发声。能发出报警或惊飞叫声的物种可被视为“社群信息物种”(community informants),它们产生的信息对群落中其他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在MSFs中,一些“核心物种”(nuclear species)对群体的形成和维持至关重要,它们通常对捕食者高度敏感、频繁使用报警叫声,并可能充当群体领导者。以往研究已确立,中国北方MSFs以山雀科(Paridae)和长尾山雀科(Aegithalidae)为核心物种,而南方则以鹛类(原属画眉科Timaliidae,现分属多个科)为核心。然而,在两者重叠的过渡地带(从热带到温带),生态动态仍 largely 未知。
本研究提出三个替代假说,探讨不同类别的信息物种在复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方式:假说A,它们可能共同贡献叫声,从而增强群体成员可获得信息的整体数量或质量;假说B,一类物种可能仅窃听另一类,导致信息量无实质增加;假说C,两类物种可能相互回避,不会出现在同一MSF或惊飞系统中。若假说A成立,还需进一步探究其机制,这种公共信息的增加可能是“补充性”(supplementary)的,即两类信息物种提供相似信息,如更多个体导致更多叫声;也可能是“互补性”(complementary)的,即信息物种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如高频与低频叫声结合形成更宽的集体频率范围,从而警示更多样化的接收者群落。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在中国10个保护良好的自然保护区(纬度范围18.7°N至33.7°N)内开展研究,覆盖从热带到温带的多样生态系统。每个保护区设置三条2公里样线,共30条样线。物种调查于2024年和2025年进行,采样期与繁殖季(5-8月)和非繁殖季(11-2月)对齐。研究采用两类捕食者模型实验:惊飞实验使用领鸺鹠(Taenioptynx brodiei)模型并配合其叫声回放;报警实验使用猛禽模型弹射放飞。所有音频通过专业录音设备记录,并使用Raven Pro软件进行声学分析。研究人员将试验分为四类社会类别:同时包含鹛类和山雀类(Babbler-Tit)、仅含鹛类(Babbler)、仅含山雀类(Tit)以及两者皆无(None)。社会网络基于简单比率指数(Simple Ratio Index, SRI)构建,并计算平均加权度(weighted degree, WD)、网络密度(density, DEN)和模块度(modularity, MOD)三个指标。统计分析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s)和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LMMs),并通过全子集模型选择程序确定最优模型。
三、研究结果
3.1 惊飞群和MSFs沿纬度梯度的生物地理学
研究共记录16824个个体,隶属53科246种。在480次惊飞实验中,144种参与惊飞行为,平均每群含4.48±2.38种、19.70±13.50个个体。150个MSFs共包含66种,平均每群含2.98±1.27种、16.00±9.76个个体。群落组成呈现明显纬度格局:最南端海南(18.7°N)鹛类最丰富,其数量在整个南方纬度均高于山雀类;而在湖南(29.5°N)、安徽(31°N)、湖北(31.5°N)和陕西(33.6°N)等北方地区,山雀类出现更频繁并最终超过鹛类。值得注意的是,鹛-山雀类群在各地惊飞组合中均有出现,但在北方频率更高;在MSFs中,鹛-山雀类群仅在福建(27.7°N)、浙江(29.8°N)和安徽(31°N)等中部地区记录较多。
3.2 沿纬度梯度的社会网络分析
惊飞网络的相互作用强度(WD)呈现中纬度峰值,而MSF的模块度(MOD)呈现显著的中纬度低谷。物种丰富度是惊飞网络结构的最强驱动因素:DEN随物种丰富度显著下降,MOD则显著上升。物种标准化加权度(nWD)分析显示,山雀类如灰山雀(Parus cinereus)、绿背山雀(Parus monticolus)和红头长尾山雀(Aegithalos concinnus)在浙江(29.79°N)至陕西(33.6°N)的中高纬度区域重要性凸显;而鹛类代表灰眶雀鹛(Huet's Fulvetta)在从海南(18.75°N)到广西(25.87°N)的低纬度区域占据主导地位,拥有最高nWD值。
3.3 社群信息物种对惊飞叫声的影响
在480次惊飞实验中,获得456个有效录音。惊飞叫声通常由3-10种鸟类长时间发出,每次试验涉及数百次叫声,总数据集包含170047次叫声。物种丰富度与社会类别对所有五个响应变量(除潜伏期外)均存在强烈交互作用。在小规模群体(1-5种)中,鹛-山雀类别的独特性最为显著:该类别招募的个体数量是“无信息物种”类别的2.4倍,引发的叫声数量是其2.1倍;其鸣叫物种数比山雀类别多1.4倍,频率范围比鹛类别宽1.4倍。然而,当群体规模增大到中等(6-9种)时,各类别间的声学差异基本消失。季节性变化调节了含鹛类的惊飞类别:繁殖季期间,鹛-山雀和鹛类别招募的鸣叫物种数显著增多(1.4倍),但潜伏期约为非繁殖季的两倍(1.8-1.9倍)。
3.4 社群信息物种对报警叫声的影响
在150个观察到的MSFs中,报警实验获得79个含至少一次报警叫声的录音,26次试验无响应。与惊飞叫声相比,报警叫声在数量和持续时间上极为有限,通常由一或两个物种发出少于10次叫声,总数据集仅484次叫声。在小型群体(2-5种)中,鹛-山雀类别的参与物种数比山雀类别高1.6倍,发出的叫声比其他类别多1.3-1.4倍,峰值频率范围分别比鹛类别和山雀类别宽5.4倍和12.2倍。潜伏期在各类别间普遍缺乏显著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鹛类和山雀类分布沿纬度梯度的连续变化,从南方鹛类占优逐步过渡到北方山雀类占优。然而,包含两类信息物种的群体在过渡地带尤为常见,这一发现基本排除了相互回避假说(假说C)。网络指标数据呈现跨梯度的二次关系,表明在物种重叠最多的地区相互作用强度达到峰值。与假说A一致,鹛-山雀类别在MSFs(更多鸣叫物种和更宽频率范围)和小型惊飞群(更高鸣叫物种数、参与个体数和叫声率)中比其他类别提供更多公共信息。
报警叫声局限于极少数物种:灰眶雀鹛、灰山雀、红头长尾山雀和绿背山雀共同参与了105次MSF试验中的58次。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物种拥有更大的种内群体规模,从而有同种受众,亲缘选择可能解释报警叫声的产生。研究发现,重要的报警发声者同时也是惊飞行为的发起者,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高度社会化的鸟类具有复杂的鸣声库,能传递捕食风险梯度的信息。
鹛-山雀类别群体中信息的增加可能同时包含补充性和互补性成分。补充性效益可解释惊飞中更高的叫声率,这可能是更多鸣叫物种和更多参与个体的加性效应;互补性效益则解释了MSFs中更宽的频率范围,山雀类以产生高频报警叫声著称,与体型较大鹛类的低频叫声结合自然扩大了集体频率范围。
研究还发现惊飞行为具有季节性。繁殖季期间,含鹛类群体的反应更强,尽管潜伏期也更长,这可能是因为繁殖季鹛类有更多受众(包括后代),但同时部分配对离群繁殖导致群体变小或减少,反应速度变慢。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研究人员测量了鸟类可获得的公共信息量,但未获得这些信息使用情况的数据。理解信息如何传递、在多大空间范围内传递、接收者如何检测和识别信息,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从保护意义来看,生态相互作用的灭绝可能先于物种丧失,保护动物社会网络成为关键的保护优先事项。由于具有多样化信息物种的复杂网络提供最高质量和数量的公共信息,鹛类或山雀类的局部衰退可能导致信息可用性下降,产生“信息阿利效应”(information Allee effects)。因此,保护实践必须优先保护社群信息物种,以维持鸟类相互作用网络的结构完整性和恢复力。研究结果还表明,过渡地带(特别是中纬度亚热带地区)因不同类别信息物种的共存可能促进结构复杂性,应成为重点保护区域。未来研究需超越鸣声产生本身,涵盖信息在广泛空间尺度上的传递、接收和识别,将信息生态学与大尺度生态学相结合,以更好地理解物种间和区域间的信息交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