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污染到金融:连接海洋污染途径与蓝色金融以增强南亚沿海地区的韧性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From pollution to finance: Linking marine pollution pathways and blue finance for coastal resilience in South As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来源: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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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南亚海域的海洋污染与蓝色金融相结合•在区域背景下评估遗留污染物和新兴污染物•将季风水文与污染及脆弱性联系起来•评估监测工具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出具备金融可行性的可扩展减排路径 **1. 引言** 海洋污染是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关切,影响着全球几乎每一个海洋和沿海区域(Ve

  

•将南亚海域的海洋污染与蓝色金融相结合•在区域背景下评估遗留污染物和新兴污染物•将季风水文与污染及脆弱性联系起来•评估监测工具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出具备金融可行性的可扩展减排路径
**1. 引言**
海洋污染是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关切,影响着全球几乎每一个海洋和沿海区域(Verma et al., 2020)。它包括多种多样的污染物,如塑料、重金属、碳氢化合物、营养盐、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新兴污染物(Islam and Tanaka, 2004; Thiagarajan and Devarajan, 2025; Thushari and Senevirathna, 2020)。陆源污染物通过农业径流、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废水、工业排放、水产养殖废弃物以及海岸径流等途径进入海洋生态系统。海基来源则通过航运、海上作业以及石油和塑料泄漏等活动引入污染物(Saliba et al., 2022; Thiagarajan and Devarajan, 2025)。城市化、工业化、农业集约化、海上能源开发和航运等人为活动加速了污染物的排放负荷。这些污染物威胁着生态系统完整性、沿海经济以及数以百万计依赖海洋资源维持生计的人们(Jayalath and Ratnayake, 2025; Kuruppu et al., 2025)。气候变化通过升高海表温度、改变水动力环流以及增强暴雨径流,加剧了海洋污染动态。这些过程改变了污染物的输运途径,延长了环境残留时间,并增加了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可利用性和生物摄取(Dayananda et al., 2025; Rhoden, 2025)。
尽管科学进步已持续数十年,但全球应对海洋污染的行动仍然是碎片化的,阻碍了有效的应对。这种碎片化源于结构性问题,如废弃物管理不足、过度依赖有限的非正规回收经济、监管执行不力、机构能力有限、投资不足以及环境素养低下(Adom, 2026)。尽管目前大量关注集中在塑料碎片上,但其他污染物,包括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仍然威胁着海洋沉积物和食物网(Nanayakkara et al., 2025)。脆弱的沿海生态系统——河口、红树林和珊瑚礁——发挥着关键的生态缓冲作用,但面临着来自污染的严峻威胁(Carlson et al., 2021)。这些风险凸显了迫切需要综合考虑全球南方独特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挑战的、因地制宜的区域性综合干预措施。
南亚拥有全球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五个沿海国家——孟加拉国、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高度依赖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来维持生计、食物安全和经济活动(Al Arif and Ershadul, 2013)。南亚的旅游业和旅游部门支撑着超过5000万个就业机会,凸显了该区域对旅游业的高度依赖。该部门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超过80%的旅游价值与自然相关资源有关,超过50%的市场由自然旅游驱动。这些资源包括生态系统和环境服务,如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和气候调节(Turner, 2024; 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 2025)。在此背景下,包括海滩、珊瑚礁、红树林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在内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在支撑南亚旅游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The World Bank, 2017)。这种对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高度依赖使该部门对污染尤为脆弱。由于沿海人口稠密、城市快速扩张、废弃物管理不善以及季节性季风模式,该区域面临高度污染脆弱性(Gupta and Sharma, 2012)。在区域层面,南亚沿海面临共同挑战,包括泥沙淤积、半封闭海湾的富营养化、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以及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量不断增加(Gunasekara et al., 2025)。旅游业和渔业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增加了污水和垃圾排放以及塑料废弃物(Manage et al., 2022; Yuxi et al., 2025a)。虽然这些活动刺激了经济活动和就业,但如果不进行可持续管理,它们也会通过海滩侵蚀和栖息地退化对生态造成压力(Mendoza-González et al., 2018)。在DPSIR框架内(Smeets et al., 1999),热带季风系统构成了一个关键压力因素,驱动季节性径流脉冲,促进农业化学品、工业废水和塑料碎片向海洋环境运输,从而影响污染物的归宿和暴露动态(图1)(Bhuyan and Bakar, 2017; Jayathilaka et al., 2022)。然而,自然和人为驱动因素在全球评估中很少得到体现,全球评估往往更重视温带、高收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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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DPSIR的概念框架,展示了南亚海洋污染的压力因素、途径、受体、影响和响应(由作者基于DPSIR框架并针对南亚背景改编而成)。
作为回应,遥感(Ramadas and Samantaray, 2018)、基于GIS的灰色水足迹法(Bosso et al., 2025)和AI辅助垃圾测绘(Samuriwo et al., 2024)等新兴工具为实时污染监测提供了可扩展、低成本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提供了污染物流动和生态系统响应的空间和时间洞察。然而,由于数据孤岛和互操作性挑战,它们向区域治理框架的采用仍然有限。这一问题在南亚尤为突出,该区域的环境监测数据往往分散于不同机构之间,且未针对决策进行标准化(Gupta and Sharma, 2012; Nijamdeen et al., 2020)。迫切需要因地制宜的政策驱动型监测体系来弥合这一差距。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减少陆源活动对海洋环境影响的全球行动方案》(GPA)以及印度洋委员会的蓝色经济战略等全球和区域倡议,旨在应对这些挑战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作出贡献(Ghobish et al., 2025; Melvasalo, 2000)。然而,许多框架与金融机制缺乏对齐,且往往忽视了南亚易受污染沿海经济的现实情况。例如,印度洋委员会的蓝色经济战略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空间规划,但未纳入支持沿海韧性所需的财政工具,如补贴改革、保险方案和蓝色债券融资(Bigot et al., 2000)。在国家层面,斯里兰卡在Hikkaduwa的综合沿海管理(ICM)经验也显示了类似的差距。虽然政府间研讨会和适应性治理有助于克服机构碎片化,但缺乏生态-经济融资机制的联动限制了修复工作的长期可持续性(Powell et al., 2009)。诊断与投资决策之间的脱节凸显了需要将金融路径与治理框架相结合的、扎根区域的方案(Cziesielski et al., 2021)。
蓝色金融,即专门用于可持续利用和保育海洋及沿海资源的金融机制,已成为可持续海洋治理的战略推动力量(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0; GBAC, 2024)。蓝色金融将资源的保育与可持续利用同可量化的经济回报联系起来(Huang et al., 2022; Joint SDG Fund, 2022)。例如,将蓝色金融引导至生态旅游倡议,如生态认证、沿海修复、低碳基础设施和分区规划方案,可以定位该部门作为保育的催化剂(Shiiba et al., 2022)。尽管全球兴趣浓厚,但南亚的采用仍然有限,原因包括监管框架薄弱和监测数据稀缺。本综述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提出一种因地制宜的框架,将生态监测与蓝色金融和政策路径相协调,以增强沿海可持续性。
**2. 南亚海洋污染的区域挑战和技术解决方案**
**2.1. 区域主要污染物和来源**
南亚的海洋污染源自复杂的陆基和海基活动混合。全球范围内,约80%的海洋污染来自陆基来源,包括工业排放、农业径流和城市废水,使其成为沿海和海洋污染的主要贡献者(Tiquio et al., 2017; Vince et al., 2024)。剩余20%的海洋污染来自海基活动,包括废弃、丢失和丢弃的渔具、船舶产生的废物和港口排放,这些都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损害(Petro Kapinga and Hin Chung, 2020)。该区域由于治理不当、执法薄弱和沿海快速开发而面临更高的污染风险,强调了针对性干预的必要性。
进入海洋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是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的污水、农业径流和暴雨径流,主要通过河流和河口输入(图2)(Banco Mundial, 2019; Thushari and Senevirathna, 2020; Verma et al., 2020)。农业径流贡献了来自合成肥料和农药的大量氮、磷等营养盐负荷(Verma et al., 2020)。工业活动通过排水系统或大气沉降向沿海区域添加重金属、碳氢化合物和持久性有机化合物(Bacosa et al., 2022; Yi et al., 2011)。汞、镉和砷等重金属源自采矿、冶金、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废水(Nanayakkara et al., 2025)。重金属污染的演变通过沉积物岩芯追踪,后者作为污染物的地球化学档案。热带和亚热带沿海区域的研究显示,由于持续的工业增长和薄弱的污染控制,污染物负荷持续处于高位(Namngam et al., 2021)。这些压力降低了海洋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通过沿海酒店排放的污水以及浮潜、潜水和观鲸等水上休闲活动带来的压力(Pásková et a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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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海洋污染来源。
油气勘探和海上钻井对海洋污染有显著贡献。钻井液、腐蚀抑制剂、杀菌剂和润滑剂定期排入海水中,可能在沉积物中积累或在海洋生物中生物富集(Lekamge et al., 2025)。地震调查产生的噪声干扰海洋哺乳动物的交流和导航,构成噪声污染。升高的噪声水平会扰乱关键的生物过程,包括觅食、逃避捕食和繁殖,并造成海洋生物的生理压力(Chahouri et al., 2022; Weilgart, 2018)。海上基础设施造成的物理扰动通过破坏海床、重新悬浮沉积物和碎片化栖息地,退化珊瑚礁和海草床(Deng and Guo, 2024)。包括货物运输、捕鱼船队、邮轮和港口作业在内的海上污染来源,通过各种排放、意外泄漏和不妥善废弃物处理释放多种污染物。海上灾害,包括船舶搁浅、船舶爆炸、船舶碰撞以及由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引起的船舶事故,导致大规模污染(Tan, 2005)。2025年印度万海503号(MV Wan Hai 503)船舶事故、2025年印度MSC ELSA 3号(MSC ELSA 3)船舶事故、2021年斯里兰卡的X-Press Pearl事故和2020年斯里兰卡的MT New Diamond泄漏事件,都是此类事件造成生态破坏的例证(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25; Ratnayake and Perera, 2022; Zhang et al., 2023)。海上交通从发动机尾气排放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SOx和NOx),这些贡献了酸雨和大气污染物沉降。压载水排放引入外来物种,而生物毒性防污涂料和货舱清洗水则释放铜和有机锡等毒素(Bello, 2022)。这些海上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损害和社会经济损失,影响了沿海生态系统、区域经济以及沿海社区的生计(Nanayakkara et al., 2024; Pan et al., 2020; Rajendran et al., 2022; Ratnayake, 2023; Wan et al., 2022)。斯里兰卡是该区域日益增长的脆弱性的例证,正如实地观察记录显示,近期海上灾害后其海滩上出现了塑料颗粒污染(图3)。2021年X-Press Pearl号船舶海事灾害揭示了污染应急准备、机构协调和恢复融资方面的系统性缺陷(Guruge et al., 2025)。该国漫长的海岸线支撑着渔业、水产养殖、港口物流和旅游业,但面临着慢性与急性污染压力的混合影响(Gayesha et a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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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斯里兰卡海滩上塑料颗粒污染的实地观察。(a)Negombo海滩上的塑料颗粒(nurdles),记录于2024年11月23日,即X-Press Pearl号事故四年后。(b)Panadura海滩上的塑料颗粒,记录于2025年6月29日,即MSC ELSA事故后一个月。
历史上,放射性废物曾被从核动力船只、潜艇和后处理厂倾倒入海洋。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和冷战时期的核试验将铯-137和锶-90等长寿同位素沉积到海洋生态系统中(Mayes, 2013)。最令人担忧的新兴污染物之一是个人护理产品(PCPs)和药品。这些包括抗菌剂(如三氯生)、紫外线吸收剂(如氧苯酮)、香料和激素(Biel-Maeso et al., 2019)。由于污水处理厂去除不充分,PCPs经常进入沿海水域,在分子和生理水平上与海洋生物发生相互作用(Montes-Grajales et al., 2017)。"鸡尾酒效应"指的是不同化学物质共同存在时,可能相互作用从而改变其总体影响的机制。这些相互作用可以是累加的、协同的或拮抗的(Kortenkamp, 2007)。

该效应可能放大毒性或产生意想不到的生物学反应,从而增加风险评估和监管控制的复杂性(Wydro等,2024)。微塑料则代表了另一种普遍且难以根除的威胁(Costa等,2022)。在这一污染遗产的基础上,从重金属等持久性遗留污染物到微塑料和药品等新兴威胁,各种污染物的多样性对南亚地区(表1)的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生计施加了累积压力。

表1. 南亚地区的主要海洋污染物及其生态影响

| 污染物类型 | 生态影响 | 参考文献 |
|---|---|---|
| 重金属(汞、镉、铅、砷) | 长期沉积物污染;在海洋食物网中生物累积;对生物构成慢性毒性风险,包括神经系统疾病、癌症、内分泌紊乱和生殖功能衰竭 | Nanayakkara等(2025);Wang和Bj?rn(2014) |
| 营养物质(氮、磷) | 富营养化导致有害藻华,扰乱自然营养盐平衡;造成低氧和缺氧环境;生物多样性丧失;渔业崩溃,威胁沿海社区的食物安全和生计 | Jayasiri等(2022);Verma等(2020) |
| 烃类(石油) | 栖息地覆盖窒息;对海洋动物表现出急性和慢性毒性——损害鱼类鳃功能,扰乱无脊椎动物的生殖和发育过程;生物累积;珊瑚礁退化 | De Vos等(2022);Vikas和Dwarakish(2015) |
| 微塑料 | 海洋生物误食及虚假饱腹感,以及消化道物理阻塞;作为化学污染物的载体;生物累积;形成微生物生物膜,包括潜在致病菌 | Gunawardhana等(2024);Thushari和Senevirathna(2020) |
| 药品及个人护理产品(PCPs) | 内分泌干扰;珊瑚白化;氧化应激;海洋生物生殖行为改变 | Biel-Maeso等(2019);Wydro等(2024) |
| 放射性物质(如铯-137、锶-90) | 遗传损伤和致癌;在海洋生物中生物累积;长期沉积物污染 | Mayes(2013) |
|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 在环境中长期持续存在;在顶级捕食者中生物放大;海洋生物的内分泌干扰 | Farrington和Takada(2014) |
| 噪声污染 | 干扰海洋哺乳动物的交流、导航和觅食 | Weilgart(2018) |
| 遗留沉积物结合污染物 | 慢性暴露风险;风暴或疏浚期间的污染物再释放 | Namngam等(2021);Nanayakkara等(2025) |

**2.2 塑料与微塑料危机**

塑料是合成聚合物化合物,通常含有化学添加剂以增强性能和耐久性。大多数塑料来源于石化产品,具有高相对分子质量和可塑性,这些特性也使其在环境中难以降解(Laskar和Kumar,2019)。微塑料定义为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可分为初级颗粒(即故意制造的小型颗粒,如树脂颗粒、化妆品微珠、合成纤维)和次级颗粒(即通过较大塑料制品的碎裂和风化形成的颗粒)(Andrady,2017;Laskar和Kumar,2019)。塑料,尤其是微塑料,如今已成为全球海洋环境中的普遍污染物(图4a),其影响在南亚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尤为显著(Petro Kapinga和Hin Chung,2020;Rifa和Hossain,2022)。这些颗粒来源于碎片化的大型塑料、合成纺织品、化妆品中的微珠和轮胎磨损颗粒,现已从表层水域到深海沉积物均有发现(Costa等,2022)。

斯里兰卡西海岸发生的MV X-Press Pearl号灾难事件被认为是南亚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之一,释放了近1680公吨塑料粒子(nurdles),蔓延至300公里的海滩、红树林和珊瑚礁(Pathmalal等,2023;Perera等,2022;Vithanage等,2023)。其生态后果是即时且严重的——据报道有数千条死鱼、海龟和海洋哺乳动物,许多表现出微塑料误食或缠绕在塑料碎片中的现象(Sousa-Guedes等,2023;Vithanage等,2023)。社会经济影响同样深远,特别是对依赖渔业和旅游业的沿海社区而言(Gayesha等,2026)。受影响地区实施的禁渔令打乱了居民的生计,而被塑料粒子污染的海滩则吓退了游客,加剧了经济困难(Kuruppu等,2025)。在斯里兰卡西部沿海水域,2017年8月至11月期间进行的调查记录了西南季风期间的平均总塑料密度为140.34 ± 13.99个/m3。这些大部分碎片来源于与旅游和渔业相关的活动(图4b)(Thushari和Senevirathna,2020)。与旅游相关的塑料泄漏尤为值得关注,因为游客每天产生的可测量的塑料足迹(Yuxi等,2025b)。Yuxi等(2025b)的一项研究揭示了时间模式,显示深夜时段(21:00–21:59和23:00–23:59)的高峰主要与酒店活动有关,傍晚约19:00–19:59的峰值对应景区外部的餐厅,而中午时段(12:00–12:59)的增加则出现在景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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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a) 全球年度海洋塑料废弃物百分比(来源:Wicaksono,2023);b) 斯里兰卡海滩的海洋碎片类型及其百分比:X-Press Pearl灾难发生前(来源:Nijamdeen等,2020);c) 南亚各国塑料废弃物的进出口量(2021)(吨)(来源:世界银行,2024)

南亚地区的塑料废弃物贸易受多种经济、监管和结构性因素影响,包括废物管理能力的差异、回收需求、劳动力成本和国际贸易政策。回收基础设施有限且加工成本较低的国家往往进口塑料废弃物作为回收资源,而出口国更严格的环境法规则推动了跨境废弃物流动(Hui等,2025;Liang等,2021)。图4c展示了2021年南亚地区塑料废弃物的进出口情况。印度的交易量最为显著,进口量(95,562吨)远超出口量(7,223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也记录了大量贸易,而斯里兰卡和阿富汗则有中等规模的流量。总体而言,数据凸显了明显的贸易不平衡,大多数国家进口的塑料废弃物远多于其出口量(世界银行,2024)。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记录了最高的管理不当塑料废弃物比例(Baig和Author,2024)。在印度,估计每年有八百万吨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仅恒河就在2015年贡献了约115,000吨(Sunitha等,2021)。常见的海洋塑料污染形式包括聚苯乙烯碎片和塑料粒子(nurdles),它们与塑料袋和食品容器一起构成了海洋碎片的主体(Eriksen等,2014)。沿海岸线漂浮的一次性塑料袋对邻近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风力驱赶到海滩上以及沿海地区靠近废弃物处置点,显著促成了微塑料在沿海环境中的积累(Mehmood等,2025)。

**2.3 全球塑料循环:从陆地到大气途径**

塑料污染是一个全球性、跨界挑战,塑料分布于陆地、淡水、海洋、大气和冰冻圈系统中(Bank和Hansson,2019)。全球塑料循环涉及复杂的路径,包括河流输运、大气扩散和海洋累积。大气输运已成为一个关键的但常被忽视的塑料再分配途径。最新研究表明,微塑料(颗粒<5毫米)甚至纳米塑料可以进入大气,被风力携带,并沉积在远离其来源的偏远地区(Zhang等,2023)。微塑料已在山地环境、北极海冰和偏远海域中被检测到,彰显了其远距离大气扩散的能力(Patil等,2021)。一旦进入大气,这些颗粒可以飞行数千公里后才沉积,将微塑料引入土壤、淡水系统和海洋环境。塑料循环的大气维度挑战了传统的假设——即海洋塑料污染仅来源于陆地径流或海上活动(Bank和Hansson,2019)。这要求采用综合的监测方法,将陆地、海洋和大气视为相互关联的系统。此外,塑料循环与已建立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相似性,凸显了需要全球治理框架将塑料污染作为全球性问题来应对的必要性(Vithanage等,2025)。

**2.4 监测与缓解技术与工具**

海洋污染管理沿检测、评估到缓解的连续体运作(Dassanayake等,2025)。特别是,监测技术用于检测污染物的类型、位置和范围。随后,评估框架用于评价生态和人体健康风险;缓解策略则用于减少或清除海洋和沿海系统中的污染物(Mokarram和Pham,2025;Peter等,2025)。在南亚地区,海洋生态系统面临海洋污染的复合压力,这些阶段需要具有成本效益、可扩展且适合本地条件的工具(Patra等,2023)。因此,将这些工具整合到治理和蓝色金融机制中,确保监测数据可以直接指导恢复和韧性规划。

**2.4.1 先进监测技术**

海洋监测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以人工智能(AI)、遥感(RS)和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灰色水足迹(GWF)为驱动的精准化和自动化新时代(Lagap和Ghaffarian,2024;Mokarram和Pham,2025;Ramadas和Samantaray,2018)。遥感提供了大范围、实时成像,用于检测石油泄漏、塑料垃圾、有害藻华和悬浮物质,而GIS的整合通过结合生态系统监测来支持沿海保护和管理工作(Mokarram和Pham,2025;Peter等,2025)。最新发展已将机器学习(ML)和AI整合到遥感应用中,以增强图像分类、模式识别和预测分析。基于卫星影像训练的深度学习(DL)模型在映射海岸线塑料密度和预测富营养化热点方面展现了优越性能(Danilov和Serdiukova,2024)。这些AI增强的工具减少了人工处理时间,降低了分类误差,并支持近实时的应对和缓解决策。在南亚地区,监测预算有限,AI赋能的遥感提供了一条具有成本效益的途径来加强区域海洋管理,并可通过蓝色金融支持进行规模化推广(Malerba等,2023)。基于GIS的灰色水足迹量化了污染物负荷,突出了污染压力区域(Yap?c?o?lu,2025)。来自土耳其、西班牙和斯里兰卡的研究已成功应用GIS-GWF来绘制人为影响并指导工业分区和水产养殖监管(Aldaya等,2020;Navas等,2011)。

除卫星方法外,原位传感器网络和基于物联网(IoT)的监测系统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提供高频实时水质数据,包括溶解氧、pH值、盐度和营养盐浓度等参数(Essamlali等,2024)。这些系统增强了时间分辨率,并允许早期检测污染事件。然而,由于高昂的安装和维护成本、数据管理挑战以及技术人才匮乏,这些系统在东南亚的应用仍然有限(Afrin等,2025)。无人驾驶航空器(UAVs)也已作为灵活且具成本效益的工具有效应用于局部监测,特别是海岸线碎片制图、石油泄漏追踪和栖息地评估(Malerba等,2023)。与卫星影像相比,无人机提供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和操作灵活性,尽管其覆盖范围在空间上受到限制(Phang等,2023)。尽管有这些技术进步,将监测数据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和管理的决策仍存在显著差距。数据碎片化、监测平台之间缺乏互操作性以及有限的能力常常阻碍这些技术在发展中地区的有效利用。

**2.4.2 生物学评估工具**

生物监测通过展示污染物如何影响生物和生态系统来补充化学检测。生物传感器、生态毒理学测定和分级风险评估(TRIAD)框架等工具将污染暴露与生态和人体健康风险联系起来。生物传感器涵盖从基于酶到基于DNA的系统,能够快速且低成本地检测重金属、药品、微塑料和藻类毒素等污染物(Mehrotra,2016)。这些设备可以部署在渔港中用于实时监测海产品安全,直接为社区保护提供信息。

与生物传感器相辅相成的是更广泛的生态毒理学技术,用于评估生物对污染物的响应。利用端足类、软体动物或棘皮动物幼虫等模式生物的生物测定有助于评估在现实暴露条件下的急性和慢性毒性(Piva等,2011)。为了结构化并综合这些多样化的证据,分级风险评估(TRIAD)方法已成为广泛采用的框架(Bay和Weisberg,2012;Chapman,1990)。例如,TRIAD评估可能涉及测量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浓度(化学)、对端足类进行生物测定(毒性)以及分析底栖群落多样性(生态学),从而得出复合风险指数。这种方法允许灵活、经济且分层的部署,使其特别适合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Bay和Weisberg,2012)。鉴于南亚地区的资源限制,简化的TRIAD框架可供区域环境机构使用,并根据污染严重程度进行分层升级。

**2.4.3 低成本可扩展的修复策略**

有效缓解海洋污染的关键在于实施既经济又可扩展的修复策略。虽然监测至关重要,但在源头拦截废弃物——如河流、雨水排放口和港口——仍然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之一。排水管和水道中的垃圾捕捉装置,以及河流拦污网和陷阱,可以可靠地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减少流入海洋的碎片,前提是需要定期维护(Vikas和Dwarakish,2015)。

现场试验还表明,合理布设的河道拦污带可以在漂浮垃圾扩散之前拦截大量垃圾(Blettler等人,2023)。低成本污水处理和径流处理同样至关重要,尤其适用于集中设施有限的地区。人工湿地作为一种可靠的、低资本投入和低运营成本的分布式污水处理技术而崭露头角。它们持续展现出对生化需氧量(BOD)、营养盐和悬浮固体的高效去除能力(Waly等人,2022)。生物炭是一种通过生物质热解生产的富碳材料,在沿海和海洋应用中展现出非凡的前景(Pallewatta等人,2023;Yap?c?o?lu,2025)。相关研究展示了接近100%的微塑料去除效率,并引入了一项新指标——PRIMPs(微塑料污染减少指数),用于量化不同流量和排放条件下生物炭的性能(Ravindiran等人,2024)。生物炭由海藻、污泥或农业残余等废弃生物质生产,在环境和经济方面均具有可行性,尤其适用于缺乏高级处理基础设施的小岛屿国家或低收入沿海地区(如南亚)的社区级部署。这些监测和减缓措施若能有效实施,将为污染防控提供可扩展、低成本解决方案,并提升沿海地区的环境和休闲质量,从而直接支持旅游业。更清洁的海滩和水道能提高游客满意度,鼓励重复访问,并有助于维持依赖旅游业的社区。例如,定期维护河道拦污带和人工湿地可防止垃圾到达热门海滩,使当地旅游业受益并推广负责任的做法(Wijesinghe等人,2026)。

**2.5 治理与减缓缺口**

尽管已有若干国际文书用于规范海洋污染,但其有效性受到实施缺口的削弱。这些治理缺口反映了执法不力、制度安排碎片化,以及发展中地区在资金和技术能力方面的不足。例如,《伦敦倾倒公约》(1972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我监管,依赖各国制定国内法律,导致执法不均衡,并促使从监管转向能力建设。该公约主要关注海上废弃物的有意处置,未能充分解决陆源污染途径问题(Vince等人,2024)。《MARPOL 73/78》及其附则五禁止船舶排放塑料,但合规情况参差不齐,因为许多港口缺乏充足的接收设施,且该条约未涉及陆源塑料泄漏这一主要问题(Serra-gon?alves等人,2023;Vince等人,2024;Vithanage等人,2025)。尽管《MARPOL公约》是最全面的国际船舶污染协议之一,但其有效性受到监测能力有限和发展中国家执法薄弱的制约(Carpenter和Macgill,2005)。《巴塞尔公约》(1989年,经2019年和2021年修订)扩大了对塑料废弃物贸易的管控;然而,其对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依赖使执法变得困难(Tudor和Williams,2021;Vince等人,2024)。此外,美国等主要非缔约方的持续缺席为全球废弃物贸易留下了漏洞,导致废弃物持续流入发展中地区(Luo等人,202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提供了全面的海洋治理法律框架;然而,其有效性受到对各国合规的依赖、有限执法机制以及无法充分应对新兴海洋挑战的制约,导致各地区实施不一致(Lymperopoulos,2024)。

区域框架作为中间层,将国内立法与全球治理机制相连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管理着18个区域海洋计划,其中之一为南亚海洋计划(Vince等人,2024)。这些区域框架旨在加强协调、知识共享和政策协调。其有效性因政治承诺和资源可用性而异。在南亚,国内立法工具如斯里兰卡《第35号海洋污染预防法》(2008年)和《第57号海岸保护法》(1981年)为海洋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海洋污染预防法》侧重于控制来自船舶和离岸来源的海洋污染,而《海岸保护法》则规范海岸开发和生态系统保护(斯里兰卡政府,2008)。然而,机构权限重叠、资源约束和执法不力阻碍了有效实施(Powell等人,2009)。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南亚合作环境计划(SACEP)和南亚海洋计划(SASP),提供了合作平台,但缺乏有力行动所需的政治意愿、技术能力和财政资源(Patra等人,2023)。这些局限性凸显了系统性治理失败,包括职责碎片化和跨部门政策整合不足。此外,现有政策往往未能解决新兴挑战,如微塑料、大气传输和塑料相关化学污染。此外,一个明显的治理缺口体现在国际上公认的环境认证和生态标签采用率有限。尽管南亚沿海地区高度依赖旅游业,但蓝旗等国际公认环境认证的采用仍十分有限。蓝旗是一项全球公认的生态标签,授予符合严格环境、水质、安全和运营管理标准的海滩、码头和旅游船只。蓝旗海滩的分布表明,印度是南亚唯一拥有认证地点的国家,如Radhanagar海滩、Eden海滩和Kadmat海滩,而其他南亚国家则没有认证海滩(环境教育基金会,2025)。这凸显了可持续沿海旅游实践的重大缺口,并强调了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以提升该区域的海滩管理、环境标准和游客体验。

除了监管缺口外,南亚的废物管理系统还面临运营和财务限制。废物管理中的合作通常以政府与行业之间的公私合作(PPP)形式出现,在地方当局缺乏足够资源或技术专长时提供解决方案(Vince和Willis,2025)。在南亚,这些安排日益相关,因为快速城市化和薄弱市政系统对现有废物基础设施造成了压力。例如,在印度浦那,市政府与非正规拾荒者工会合作,改善家庭垃圾收集、回收和处置(Vince等人,2024)。在斯里兰卡,生产者延伸责任(EPR)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私营废物收集商和行业利益相关方合作,建立国家材料回收设施网络(Balachandra和Abeysekara,2021)。此类举措展示了PPP如何在公共资源单独不足以应对挑战的南亚背景下增强废物管理能力。然而,这些举措仍然碎片化且规模有限,缺乏长期财务可持续性,也未能纳入国家政策框架。减缓工作还受到塑料污染来源、数量和影响的充足数据不足的限制,尤其是在发展中沿海地区。数据碎片化、缺乏标准化监测协议以及有限的实时环境信息进一步制约了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迫切需要统一监测协议、全面的塑料泄漏评估、增强的科学能力,以及动员蓝色金融来扩展可持续解决方案,以支持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并促进有效污染防控(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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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突出南亚海洋污染途径、治理缺口和区域应对机制的概念框架。

**3. 南亚海洋污染的经济、金融与政策维度**

蓝色经济概念已获得全球认可,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路径。蓝色经济是指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计和创造就业,同时确保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及长期健康(Decke-lange等人,2026)。南亚面临污染、栖息地退化和治理不力的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削弱了沿海韧性。本章考察了海洋污染的经济影响、蓝色金融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作用,以及南亚现有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3.1 污染影响的经济估值**

海洋污染给南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且往往被低估的经济成本。渔业作为蓝色经济的支柱,因栖息地退化、微塑料污染和幽灵渔具而面临资源衰退,导致渔获减少、设备损坏和粮食不安全(Huang等人,2022;Vithanage等人,2025)。沿海旅游是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度等国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海滩关闭、水质恶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而遭受损失,导致游客减少、失业和企业收入损失(世界银行,2017)。航运业同样承受着海洋污染带来的经济后果。石油泄漏、入侵物种和塑料碎片增加了清理成本、法律责任和保险费用,受污染的航道也扰乱了港口运营(Partow等人,2021)。此外,新兴的蓝色经济领域,如海上可再生能源,面临运营挑战,因为污染破坏了生态健康并影响基础设施完整性(Kuruppu等人,2025)。经济后果超出了直接的部门影响。污染通过受污染的海洋食品和退化的水质影响公共健康,导致医疗成本增加和生产力损失(Wan等人,2022)。沿海房产价值下降,减少了家庭财富和地方政府收入来源。

对这些影响进行估值对于政策制定、投资决策和资源分配至关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成本效益分析和自然资本核算提供了关键证据,以证明污染减缓措施的合理性,并将环境考量纳入经济规划(Vince和Willis,2025)。然而,重大数据缺口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南亚的微塑料、化学污染物以及多种污染源累积影响方面(Saengsupavanich等人,2023)。

**3.2 蓝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整合**

随着蓝色经济在南亚发展势头增强,蓝色金融作为一种专门机制应运而生,用于调动资源支持海洋保护、污染减少和可持续沿海生计(Huang等人,2022;Shiiba等人,2022;Tirumala,2023)。其优势在于在产生生态协同效益的同时实现经济回报,这对面临环境退化和社会经济脆弱性的沿海地区至关重要。

关键工具包括蓝色债券、混合融资、参数化保险、巨灾债券和蓝色碳信用,这些工具资助了污染防控、可持续水产养殖和海洋空间规划等倡议(Kuruppu等人,2025;Thompson,2022)。蓝色债券是由政府或机构发行的债务工具,专门用于为支持蓝色经济的可持续海洋和沿海项目筹集资金(CSF,2023)。塞舌尔2018年蓝色债券树立了重要先例,但由于交易成本和信用风险,复制推广有限(Bosmans和de Mariz,2023;Huang等人,2022)。塞舌尔蓝色债券倡议尽管不在南亚,但展示了创新金融如何动员资本支持海洋保护和可持续渔业管理(Thompson,2022)。混合融资机制将优惠性公共资金与私人资本相结合,有助于降低沿海部门投资的风险(联合SDG基金,2022)。参数化保险和巨灾债券可在灾后快速赔付,缩短恢复时间并保护生态系统服务(OECD,2015;OECD,2022)。在南亚,蓝色金融仍处于起步阶段。然而,需求迫在眉睫。为落实这一整合,图6展示了一个针对南亚定制的"监测—诊断—金融—政策"循环框架,说明了环境指标如何通过反馈机制触发金融工具并引导政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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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南亚"监测—诊断—金融—政策"循环框架,展示了环境指标如何通过反馈机制触发金融工具并引导政策行动。

蓝色金融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密切相关。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就需要对海洋保护区进行大量投资。然而,当前资金存在显著缺口,凸显了吸引私人资本和扩展创新融资机制的必要性(Singh等人,2019;Thompson,2022)。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是核心锚点,但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穷)、可持续发展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之间的关联性凸显了蓝色金融在保护生态系统、减少贫困和增强沿海韧性方面的作用。在污染防控、生态系统修复和可持续生计方面的投资增强了沿海韧性,也有助于减贫和包容性经济发展。尽管潜力巨大,但多重障碍阻碍了蓝色金融在南亚的广泛采用。这些障碍包括监管框架薄弱、金融机构和项目开发商技术能力有限、由于治理挑战导致项目可融资性低,以及利益相关方对蓝色金融机会认识不足(亚洲开发银行,2020;Huang等人,2022)。此外,消除有害补贴(如鼓励过度捕捞的补贴)对于为可持续蓝色金融创造有利环境至关重要。

图 7 展示了一个概念框架,说明了蓝色金融机制、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对齐、障碍和促进因素的结合。下载:下载高分辨率图像(726KB)下载:下载全尺寸图像 图 7. 展示蓝色金融机制如何与南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齐的概念框架,突出了金融工具、促进条件和政策障碍之间的联系(关于图例中颜色参考的解释,请读者参阅本文的网络版本)。

3.3. 南亚的政策工具

南亚应对海洋污染和促进可持续沿海发展的努力是在更广泛的全球和区域治理框架内进行的。过去几十年间,出现了多项指导污染减少、生态系统保护和可持续海洋经济活动的国际倡议。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行动计划(UNEP GPA)为陆地来源的污染提供了政策整合和能力建设支持,为南亚沿海管理提供了间接但宝贵的指导(Melvasalo, 2000)。同样,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蓝色经济战略强调海洋空间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合作,这对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印度洋沿岸国家高度相关(Bigot et al., 2000)。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倡议等金融工具旨在使金融流向与可持续发展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为将蓝色金融嵌入目标 14、目标 6、目标 8、目标 12 和目标 1 下的目标提供了机遇(Lee et al., 2020)。并行的是,蓝色自然资本融资设施(BNCFF)等机制鼓励开发可融资的保护项目,包括红树林恢复和基于渔业的生计,而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与欧盟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推出的《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原则》,为渔业、航运和旅游业部门的投资者提供了自愿性指导(Bennett et al., 2024; Le Gouvello et al., 2023)。

在区域层面,南亚合作环境方案(SACEP)和南亚海洋方案(SASP)等合作平台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促进政策协调、区域行动计划和能力建设方面(Tiquio et al., 2017; Vithanage et al., 2025)。这些计划不仅促进了知识共享,还试图弥合制度专业知识和资源方面的差距。然而,由于资金有限和成员国实施不均衡,其有效性仍受到限制。

在国家层面上,南亚国家已建立法律框架以应对海洋污染并推动蓝色经济发展。在斯里兰卡,两项中央立法工具——《2008 年第 35 号海洋污染防治法》和《1981 年第 57 号海岸保护法》——构成了海洋环境保护的核心,并由国家废物管理战略和沿海区域法规加以补充(Perera and De Vos, 2007)。印度、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也存在类似的框架,涵盖海洋空间规划、渔业管理和沿海生态系统保护(Vithanage et al., 2025)。特别是印度,在城市废物管理方面,已推进多部门法规以及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制定了侧重于渔业监管、污染控制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政策(Gupta and Sharma, 2012)。

尽管架构日益完善,但政策有效性仍受到限制。分散的制度授权、重叠的责任和薄弱的执法能力(主要由于资源限制)显著降低了执行效率(Saengsupavanich et al., 2023)。此外,现有框架往往未能将污染预防完全整合到更广泛的蓝色经济战略中,而监测和科学数据的差距继续削弱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微塑料、化学污染物和大气沉降等新兴威胁在当前法律框架中仍未得到充分解决。综合沿海区域管理(ICZM)被定义为一个动态的政策框架,用于沿海区域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以平衡环境保护、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它被推崇为应对这些挑战的更全面方法(Skugor et al., 2025)。通过整结合部门政策、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科学知识,ICZM 旨在支持协调的沿海治理。然而,其采用情况不一致,并经常因治理缺陷、缺乏稳定资金和公众参与有限而受到削弱(Powell et al., 2009)。

因此,加强南亚的政策工具不仅需要更新法律框架以应对新型海洋污染,还需要加强执法机制,改善机构间协调,并更致力于将蓝色经济原则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扩大社区参与,培养创新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并投资海洋科学研究,对于推进该地区的沿海韧性和污染缓解也至关重要(表 2)。

表 2. 应对南亚海洋污染和蓝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和治理框架。

| 政策工具 / 倡议 | 重点 / 贡献 | 参考文献 |
| :--- | :--- | :--- |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行动计划 (GPA) | 政策整合、能力建设,重点关注影响海岸的陆地来源污染 | (Melvasalo, 2000) |
|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蓝色经济战略 | 海洋空间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合作(印度洋国家) | (Bigot et al., 2000) |
|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融资倡议 | 使金融流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4, 6, 8, 12, 1) 保持一致,支持蓝色金融 | (Lee et al., 2020) |
| 蓝色自然资本融资设施 (BNCFF) | 促进可融资的保护项目(例如红树林恢复、渔业生计) | (Bennett et al., 2024) |
| 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原则 (UNEP FI, EU, WWF) | 涵盖渔业、航运和旅游业部门的自愿性投资者指导 | (Le Gouvello et al., 2023) |
| 南亚合作环境方案 (SACEP) | 政策协调、区域行动计划、能力建设、知识共享 | (Tiquio et al., 2017) |
| 南亚海洋方案 (SASP) | 海洋环境保护和政策协调的区域合作 | (Tiquio et al., 2017) |
| 2008 年第 35 号海洋污染防治法 | 海洋环境保护的核心立法工具 | (Perera & De Vos, 2007) |
| 1981 年第 57 号海岸保护法 | 沿海区域监管和保护的法律法规 | (Perera & De Vos, 2007) |
| 城市废物管理的多部门法规与 PPP 模式 | 结合监管和私营部门参与进行污染控制 | (Vithanage et al., 2025) |
| 渔业监管、污染控制和生态系统保护 | 海洋空间规划和环境保护的框架 | (Gupta and Sharma, 2012) |
| 综合沿海区域管理 (ICZM) | 综合方法,使政策、利益相关者参与和科学输入保持一致 | (Powell et al., 2009) |
| 政策碎片化、执法薄弱、资金短缺、对微塑料和化学污染物监测不足 | 薄弱的制度能力破坏了实施 | (Saengsupavanich et al., 2023) |

4. 批判性反思

需要在环境、经济和政策维度之间进行综合分析,以超越对海洋污染的描述性叙述。来自南亚的证据表明,污染物负荷(从营养物质、碳氢化合物和重金属到塑料)通过渔业关闭、旅游业萧条和公共卫生成本转化为可衡量的经济损失。然而,政策响应仍然碎片化,很少在监测数据和金融触发器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因此,可信的路径必须连接 (i) 指标(污染物负荷、暴露水平和风险等级),(ii) 诊断(确定干预措施何时何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背景),(iii) 工具(如污染者付费费用、生产者责任延伸计划、蓝色债券、参数保险和基于绩效的拨款),以及 (iv) 政策行动(包括执法优先级、补贴改革和恢复组合)。这些整合性的交叉引用将讨论从描述性分析转向了可测试、金融就绪的框架,从而指导区域实施。

4.1. 优势与区域见解

过去十年间,沿海和海洋污染科学已从对污染物浓度的碎片化评估演变为涵盖水文建模、空间分析、生态风险评估和政策评估的综合方法。越来越多的区域基础研究,特别是来自全球南方的研究,挑战了海洋环境研究中温带和工业化地理区域的主导地位(Bosso et al., 2025; Masud-All-Kamal, 2013; Wickramarachchi and Wijesekera, 2022)。这种转变创造了更多情境敏感见解的空间,特别是在热带、季风驱动和小岛屿环境中。最近区域研究的关键优势之一是应用“源到汇”框架,追踪污染物路径,从陆地起源通过河流和河口界面进入海洋环境(Vithanage et al., 2025)。这一视角在南亚尤为相关,因为该地区的沿海污染与上游土地利用、季风排放以及不完善的废水处理基础设施密切相关(Gunasekara et al., 2025)。研究现在通常将大气沉降、沉积物动员和海底地下水排放整合到沿海污染负荷的评估中(Gunasekara et al., 2025; Rhoden, 2025)。

区域文献也从方法多样化中受益。遥感、AI 辅助垃圾映射和基于 GIS 的灰水足迹等进步使得能够更精确地量化污染物热点(Yap?c?o?lu, 2025)。此外,毒理基因组学、生物标志物分析和生态毒理学试验等生物评估工具扩大了我们对亚致死和慢性暴露效应的理解。这些创新使得能够检测污染物及其对关键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态影响。区域重点案例研究,从塑料泄漏和石油泄漏到富营养化和重金属积累,现在既成为监测技术也成为治理创新的测试场。例如,斯里兰卡海岸附近的"X-Press Pearl"号海事灾难推动了微塑料评估协议和沿海污染模型的快速开发,同时也揭示了响应协调中关键的制度弱点(Pathmalal et al., 2023; Ratnayake and Perera, 2022)。

4.2. 数据协调、执法和公众意识方面的差距

尽管取得了方法学进展且研究数量增长,但持续的差距仍在阻碍海洋污染管理(图 8)。其中最主要的是缺乏协调一致的数据收集协议和长期监测计划。虽然试点研究和特定案例评估 abound,但它们通常采用不一致的参数、采样方案或分析方法,限制了区域可比性和趋势检测(Nanayakkara et al., 2025)。缺乏集中且可访问的数据存储库,特别是针对沉积物质量、污染物生物积累和毒理学终点的数据,阻碍了综合区域评估。国家数据往往分散在各个机构中,发表为灰色文献,或因官僚限制而被扣留。这种数据生产者与环境管理者之间的脱节延迟了及时干预和政策响应。

下载:下载高分辨率图像(483KB)下载:下载全尺寸图像 图 8. 加强南亚海洋污染治理和融资的关键实施障碍及相应的战略干预措施。

旅游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执法和监测方面的差距。热门沿海目的地经历季节性游客激增,导致固体废弃物、污水排放和栖息地干扰增加,这些往往未被当前监测计划充分捕获。缺乏针对可持续旅游运营(包括酒店、度假村和娱乐活动)的标准化指南,限制了对旅游引起的污染进行评估和缓解的能力(Baloch et al., 2023)。将旅游重点的数据收集和监管框架整合到现有的沿海管理战略中,可以显著增强环境保护和游客体验。

监管执法仍然是另一个关键瓶颈。虽然南亚国家已建立了沿海保护法、排放标准和海洋污染法规,但由于授权重叠、缺乏制度能力和政治干预,执法普遍薄弱。例如,港口当局、环境保护机构和沿海发展委员会往往各自为政,导致管辖权模糊和监管惯性(Kularatne, 2020)。此外,经济激励措施很少与污染减少保持一致。非正规或监管不足的行业,如小规模水产养殖、海滩旅游和城市废物处置,继续排放污染物,而未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在这种情况下,命令与控制方法可能不如市场导向工具或社区共管模式有效。

公众意识和参与代表了进一步未充分探索的维度。虽然公众对塑料碎片等可见污染物的担忧日益增长,但较不明显的威胁,如营养物质径流、内分泌干扰物或生物积累的毒素,在科学圈子之外仍知之甚少。教育活动和公民科学计划范围有限,且往往缺乏制度支持(Chambon et al, 2024)。在海洋污染治理中,系统、性别视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整合不足。例如,沿海女性在渔业、红树林管理和家庭废物管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往往被排除在决策空间之外(Samarasekara et al., 2025)。纳入原住民和地方性知识可以改善风险感知、合规性和社区监测结果。

4.3. 新兴研究主题

展望未来,几个研究前沿正在获得动力,并具有变革性影响潜力。首先是多种污染物和累积暴露评估。海洋生态系统日益受到共发生污染物的影响,包括重金属、微塑料、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它们以复杂且通常是协同的方式相互作用。需要新的毒理学框架来评估这些混合物在多个营养级上的交互作用(Wydro et al., 2024)。其次,气候变化 - 污染相互作用正在获得应有的关注。海洋变暖、酸化和分层改变了污染物的命运、生物有效性和毒性。例如,海表温度上升可以加速富营养化并增加结合在沉积物中的重金属的移动性(Dayananda et al., 2025)。

气候适应性污染管理策略,例如动态海洋分区、季节性排放限制和基于自然的缓冲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三个新兴领域是用于污染缓解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除保护生态系统外,红树林、湿地和海草床等生态系统可作为生物过滤器,去除水中的营养物、沉积物和污染物。关于源自海藻或藻类的生物炭的实验工作表明,其在低成本、可扩展的形式中吸附微塑料和重金属方面具有巨大潜力(Ravindiran 等,2024年)。此类解决方案与循环经济和气候适应目标相一致,尤其在资源有限的沿海地区更为突出。第四,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海洋污染预报和预警系统中的作用正在扩大。遥感技术、机器学习和实时传感器网络正被应用于追踪漏油事件、预报藻华以及绘制塑料热点区域。将这些工具整合到为决策者、港口当局和沿海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的系统中,是关键的一步。最后,海洋污染治理的政治因素,包括公平性、权力不对称和国际责任,正日益凸显。围绕全球塑料条约、海洋垃圾出口和跨界石油污染的辩论揭示了海洋健康的地缘政治利害关系。全球南方的区域框架必须主张更强的谈判地位,并寻求兼顾环境完整性与社会公正的适应性治理结构。

5. 未来研究与政策方向

5.1 综合沿海管理建议

综合沿海区管理(ICZM)仍然是协调沿海地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最全面方法。由于沿海和海洋污染日益由局部源和分散源共同导致,包括陆源径流、废物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沉积物迁移,一个综合且适应性的规划框架至关重要。有效的ICZM应优先考虑跨部门协调。例如在斯里兰卡,海洋环境保护局(MEPA)、中央环境局(CEA)以及海岸保护与沿海资源管理部门(CC&CRMD)等机构之间的分割导致了工作重复和执法漏洞。机构整合比合并机构更有效;相反,必须培育赋权的多元利益相关方治理平台(Nijamdeen 等,2020年)。同样重要的是纳入社区基础管理和特别区域管理(SAM)规划,后者促进本地共同治理并反映站点特定知识和实践。然而,SAM实施往往因自上而下排除社区在决策中的输入而失败(Perera 和 De Vos,2007年)。根据这些发现,ICZM框架应该:
• 基于生态系统敏感性嵌入空间分区,鉴于已识别出由陆源和海基源驱动的污染热点集中和栖息地退化现象。
• 在所有阶段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以解决记录在案的自上而下治理的局限性以及沿海管理中社区参与薄弱的问题。
• 通过现代化的处罚和监测,执行《海岸保护法》(1981年)等法律工具,以应对现有治理框架中观察到的持续执法漏洞和机构分割问题。
• 开发共享数据库以确保透明度和促进科学评估,以克服限制有效决策的数据碎片化和监测能力不足问题。

鉴于污染途径与经济活动的重叠,与区域承诺相一致的国家沿海计划对于ICZM的成功不可或缺。

5.2 区域合作与适应性治理

南亚和东南亚的沿海和海洋污染本质上具有跨界性。海洋垃圾、营养物流、漏油事件和压载水污染通常跨越管辖范围。因此,区域合作不可或缺。主要障碍包括各国立法不一致、机构能力参差不齐以及缺乏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治理框架。然而,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区域海计划下协调的南亚海域计划(SASP)等工具提供了一个协调各方努力的舞台。

各国法律与制度改革也必须面向适应性治理,即能够应对新挑战、科学发展和动态变化的系统。例如,Nijamdeen 等(2020年)建议制定综合法律工具,既处理国家层面又涉及国际合作,并辅以控制海洋碎片的具体机构授权。基于这些见解,本研究提出适应性治理还必须包括:
• 灵活规制工具,例如预防性标准和排放限值。
• 研究人员、监管机构与当地行为者之间的反馈机制。
• 知识共同生产,以加强政策—科学接口。

能力建设与共享监测系统至关重要。当前由NARA、MEPA及学术机构等牵头开展的研究与监测计划往往各自为政。合作研究与长期数据共享将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新出现的威胁,如微塑料迁移途径和毒理学风险(Dharmadasa 等,2021年)。数字工具可以进一步加强监测能力。基于卫星的平台如Sentinel-2和Sentinel-3能够实现大规模检测海洋碎片、漏油事件和水质变化,而哥白尼海洋环境监测服务(CMEMS)和CleanSeaNet等运行系统则支持近实时污染监控(Hu,2021年;Kikaki 等,2024年;Samlas 等,2025年)。建模方法,包括拉格朗日漂移模拟,有助于追踪污染物迁移和识别污染源(Hernandez 等,2026年)。基于移动端的公民报告应用,如海洋碎片追踪器(Marine Debris Tracker),使社区能够参与数据收集,并提升沿海污染监测的空间覆盖范围(Jambeck 和 Johnsen,2015年)。这些综合系统可以支持区域间的监管执法与社区参与。

同样重要的是能够维系区域合作的财政机制。由国际捐助方和成员国出资支持的区域海洋信托基金,可为共享监测项目和应急响应系统提供资金。区域层面的蓝色债券和混合融资举措将有助于动员共同项目的资金,例如跨境废物拦截、红树林修复或漏油应急基础设施。通过SASP等平台管理的共享监测资助,还可以激励数据标准化和协作研究。将这些融资机制纳入区域治理框架,不仅能提高实施效率,还能减轻财政能力有限的单个国家的负担。

5.3 气候变化交汇点

气候变化正在迅速重塑海洋生态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结构。海洋升温、海平面上升、酸化、层化以及降水模式变化以复杂方式与现有污染负荷相互作用。这种交汇产生了协同效应。例如,海洋升温可通过改变氧化还原条件增强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再动员,加速塑料降解为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并通过增强层化和浮游植物生长速率在富营养化水域中促进有害藻华(HABs)的发生(Dayananda 等,2025年;Lincoln 等,2022年)。纳米塑料可通过改变浮游植物生理,包括膜功能、光合作用和营养吸收,从而影响有害藻华,这可能在富营养化条件下有利于藻华形成物种的生长(Zhao 等,2023年)。海洋酸化削弱了钙化生物,如珊瑚和软体动物,使其更易受化学和生物污染物的侵害(Doney 等,2009年)。

未来的政策和研究必须明确考虑这些污染—气候关联。Rhoden(2025年)提出了一个框架,表明升温和酸化会导致级联生物效应,包括分布范围变化、食物网改变和疾病发生率上升。海洋层化和脱氧还通过削弱自然稀释和降解机制,降低了底栖生物群落对污染物的韧性。为应对这一挑战,污染控制努力应包括:
• 基于气候信息的沿海热点脆弱性制图。
• 通过气候适应规划,将污染管理纳入《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包括污水处理等减少污染物径流入海环境的措施。
• 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例如红树林修复、绿色缓冲区),以实现污染减排和气候适应的共同效益。

此外,海洋治理必须反映气候—污染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和不确定性。能够整合大气、水文和污染物迁移模型的预测建模工具将是必要的,以预判阈值跨越并指导适应性响应。

6. 结论

南亚的海洋与沿海环境正进入一个决定性十年。我们的综合分析揭示了遗留污染物、重金属、石油烃类、过量营养物以及新兴污染物(包括药品、个人护理化学品、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加速汇聚。这些压力因子在季风驱动的动态水文格局中共同发生,形成了复杂的暴露组合,其累积效应仍缺乏充分表征。虽然像“MV X-Press Pearl”号母料颗粒泄漏这样的头条灾害事件引人关注,但慢性路径——城市污水、分散农业径流和大气沉降——构成了大部分污染物负荷。生态退化已不再是个别事件,而成为沿海经济必须面对的背景。

技术进步带来了乐观的理由。卫星图像、无人机、基于人工智能的分类器和便携式生物传感器能够实现污染物的近实时监测,而来自海藻的生物炭等碳负材料在试验中显示出超过90%的去除效率。然而,部署仍然碎片化,数据被困在各自封闭的数据库中,很少与执法或预警系统集成。一个拥有标准化、开放获取数据的区域数据枢纽对于充分发挥这些创新的潜力至关重要。

治理缺陷,而非科学不确定性,仍是主要瓶颈。南亚有成文法规和区域行动计划,但执法资源不足,且常常被化肥补贴或宽松的排污费等待遇所削弱。为弥合这一差距,我们提出的蓝色金融框架(图7)将资金流动与可衡量的污染减排成果直接挂钩。污染者付费征收、塑料生产者延伸责任、蓝色债券和保险挂钩证券可以动员私人资本,如塞舌尔蓝色债券模式所展示的那样。它们应结合南亚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适应性调整。

气候变化加剧了污染挑战。海洋升温加速了富营养化,层化限制了氧气更新,极端降雨增强了径流脉冲。因此,沿海区域规划必须具备气候适应性,将海平面上升预测与污染物通量模型相结合,同时为红树林和海草床等修复项目提供资金,以实现碳封存和营养过滤的双重目标。

展望未来,一项可操作的研究—政策议程随之浮现。第一,建立南亚海洋污染观测站,整理可互操作的化学、生物和社会经济数据集,以支持机器学习预报和政策仪表盘。第二,通过经ISO/IEC 17025认证的区域质量保证框架,标准化采样和分析规程。第三,投资示范项目,将社区级生物炭过滤单元与公民科学监测应用程序相结合,从而将基层管理措施与可衡量的成果对接。第四,将污染指标纳入蓝色金融分类法的主流,使投资者能够区分真正可持续的沿海投资项目与绿色清洗行为。最后,将社会公平指标、性别参与、原住民知识和生计保障措施纳入污染治理,以确保减污效益公平分配。

关键要点:
• 政策制定者应将国家战略与污染减排目标对齐,并将财政工具与蓝色金融机制挂钩。
• 开发机构应为可扩展的试点项目提供资金,将社区创新与区域观测系统连接起来。
• 金融机构应扩大混合融资、蓝色债券和与水质量、生计和生态系统恢复可验证改善挂钩的保险计划。

南亚如今正处在一个拐点:科学能力和金融工具已经具备,但实施滞后。通过将标准化数据、适应性规制、创新金融和社区参与嵌入气候韧性框架,所提出的蓝色金融方法可以缓解海洋污染,同时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1(无贫困)、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3(气候行动)和目标14(水下生物)的实现。这一综合路径不仅有助于保护海洋健康,也为未来世代强化可持续生计和蓝色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Erandi Gayesha: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调查、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
Gayithri Niluka Kuruppu:写作—初稿撰写、指导、资源提供、调查、经费获取、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
Imesha Narampanawa:写作—审阅与编辑、可视化、验证、调查、形式分析。
Nimila Dushyantha: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验证、指导、调查、经费获取、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
Sandun M. Dassanayake:写作—审阅与编辑、可视化、指导、调查、形式分析、数据管理。
Karishma Wickramasinghe: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形式分析、数据管理。
Erandi Gayesha | Gayithri Niluka Kuruppu | Imesha Narampanawa | Nimila Dushyantha | Sandun M. Dassanayake | Karishma Wickramasi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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