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介到接触:法医精神病学情境下被害人与犯罪人调解的影响因素

《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From referral to contac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victim-offender mediation in forensic psychiatric setting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来源: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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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被害人与犯罪人调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法医精神病学护理之中,然而关于哪些转介最终能够进展至调解性接触(mediated contact),目前知之甚少。对这些转介轨迹的更深入理解,可能有助于恢复性实践

  
摘要 被害人与犯罪人调解(victim-offender mediation)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法医精神病学护理之中,然而关于哪些转介最终能够进展至调解性接触(mediated contact),目前知之甚少。对这些转介轨迹的更深入理解,可能有助于恢复性实践在法医精神卫生情境中的发展与实施。本研究纳入来自荷兰一家调解组织(Perspectief Herstelbemiddeling)的189份案例档案(2020–2025年),旨在检验犯罪类型(offence type)、犯罪发生以来经过的时间、发起方(initiating party)以及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victim-offender relationship)是否与以下两个结果相关联:(1)进展至调解性接触;(2)在已进展至调解的案件中调解接触的形式(modality)。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犯罪人发起的转介,被害人发起的转介更有可能进展至调解性接触,尽管从整体来看犯罪人发起的转介更为常见。涉及朋友关系、以及程度稍轻的家庭成员关系的案件,相较于涉及前伴侣或陌生人的案件,更有可能进展至调解。研究未发现犯罪类型或犯罪发生以来经过的时间与调解进展存在明确关联,且所考察的各因素均未与调解接触的形式呈现一致的关联。上述发现提示,在该情境下是否继续推进调解的决定,可能更多受到关系性因素与程序性动态的影响,而非犯罪相关特征。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被害人与犯罪人调解是刑事司法情境中应用最广泛、研究最充分的恢复性司法实践之一。它允许被害人与犯罪人在独立第三方协调下,以自愿方式开展对话,形式包括面对面会谈、书信往来、穿梭调解或团体会议等。既往研究普遍报告调解对被害人和犯罪人均具有积极效果,如提升满意度、增强程序公正感知、提供承认与担责的机会等。然而,针对法医精神病学情境下的被害人与犯罪人调解研究仍然稀缺,且有限的研究多聚焦于最终参与者的结果,而对参与之前的决策过程关注不足。理解这些决策过程对于正确解读调解结果至关重要,因为参与者可能在诸多方面与非参与者存在系统性差异。
在法医精神病学情境中,调解发生在强制性与治疗导向的背景之下。犯罪通常较为严重,且多涉及人际暴力;犯罪人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常处于强制性治疗措施之下,可能引发对其危险性或不可预测性的认知。此外,荷兰刑事司法体系中,患有精神障碍的犯罪人可能被判处监禁刑与强制性法医精神病学治疗相结合的刑罚,犯罪人需先服完监禁刑再进入法医治疗机构,且治疗期限可能因司法评估而多次延长,导致从犯罪发生到调解转介之间往往经历较长时间。治疗情境本身也可能影响调解的发起方式:法医护理强调犯罪分析与被害人意识,可能为犯罪人考虑调解提供机会或鼓励;而被害人方面,在刑事诉讼结束多年后,获得专业支持与信息的渠道可能较为有限。犯罪人的临床状况亦增加复杂性,严重精神疾病可能影响其情绪调节、责任承担与共情等参与调解所需的能力。此外,严重人际暴力犯罪相对较多发生于既有社会或家庭网络之中,持续的关系、未来接触的预期以及共同生活环境可能影响调解决策。
既往研究已在一般刑事司法情境中识别出犯罪类型、犯罪后时间、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以及发起方等因素与调解参与相关,但这些因素常被孤立考察,且是否适用于法医精神病学人群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将这些因素纳入同一模型,考察它们在法医精神病学情境中与调解进展的关联。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定量案例档案分析方法,数据来源于荷兰调解组织Perspectief Herstelbemiddeling的内部案件记录,涵盖2020年9月至2025年8月期间完成或结案的涉及法医精神病学患者的调解转介。纳入标准为调解员已与至少一方当事人建立联系,最终纳入189个案例,涉及152名独特犯罪人与189名被害人。案例通过两种策略识别:由法医精神病学机构代表犯罪人提交的转介(N=162)以及由被害人或被害人支持组织提交、且犯罪人在转介时居于法医精神病学机构的转介(N=27)。
研究结局变量为调解过程中建立的接触类型,分为直接接触(面对面会谈)、间接接触(书信往来、穿梭调解或通过中介沟通)和无接触三类。预测变量包括犯罪类型(杀人罪、性犯罪、暴力犯罪、其他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亲密前伴侣、家庭成员、朋友、熟人、陌生人)、发起方(犯罪人发起或被害人发起)以及犯罪后时间(连续变量,以年计)。统计方法上,研究人员使用链式方程多重插补处理犯罪后时间变量的缺失值,生成50个插补数据集;采用贝叶斯伯努利回归模型(logit链接),通过brm_multiple函数对每个插补数据集分别拟合再合并结果。模型一预测接触是否发生,模型二预测接触类型(直接或间接)。所有分类预测变量采用和编码,回归模型设定正则化先验以降低I类错误率。敏感性分析中,研究人员排除两名分别关联11名和6名被害人的犯罪人后重新运行模型一以检验聚类影响的稳健性。
三、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方面,犯罪人以男性为主且平均年龄高于被害人;被害人中女性居多,包括直接被害人、丧亲亲属和间接受害人。诊断信息在105个案例中可用,人格障碍最为常见(70%),其次为神经发育障碍(44%)、物质使用障碍(33%)和精神障碍(25%)。犯罪类型中性犯罪占比最高,其次为杀人罪和暴力犯罪,其他非暴力犯罪为少数。被害人多为陌生人,其次为家庭成员。犯罪人发起转介更为常见,约六分之一案例由被害人发起。接触建立方面,189个案例中有72例(38%)建立了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接触,其中39例为直接接触,33例为间接接触;117例(62%)未建立接触,终止原因包括一方或双方缺乏参与意愿(67%)、专业人员决定不继续(12%)以及程序性或情境性障碍(21%)。犯罪后时间平均为8.20年,中位数为5.96年。
关于接触发生的预测因素,贝叶斯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被害人发起的转介更有可能建立接触(OR = 2.80, 95% CrI [1.15; 7.07], pd = 0.988)。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方面,朋友之间比前伴侣之间更可能建立接触(OR = 0.17, 95% CrI [0.03; 0.75], pd = 0.990),朋友比陌生人更可能建立接触(OR = 5.89, 95% CrI [1.39; 27.78], pd = 0.992),家庭成员比陌生人更可能建立接触(OR = 2.52, 95% CrI [1.17; 5.50], pd = 0.991)。家庭与前伴侣之间(pd = 0.974)以及朋友与其他关系之间(pd = 0.968)的差异未达到稳健标准。犯罪类型和犯罪后时间对接触可能性无稳健效应。敏感性分析中,排除两名关联被害人最多的犯罪人后,发起方效应仍然稳健(OR = 2.57, 95% CrI [1.05; 6.49], pd = 0.981),朋友与前伴侣、朋友与陌生人的差异仍然稳健,但家庭与陌生人的差异不再稳健。
关于接触类型的预测因素,模型二未发现任何预测变量对直接或间接接触类型有稳健效应。暴力犯罪中间接接触略多于性犯罪(OR = 0.26, 95% CrI [0.06; 1.02], pd = 0.974),但未达到稳健标准。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发起方与被害人和犯罪人关系与调解进展相关,而犯罪类型和犯罪后时间无明确关联,提示法医精神病学情境下调解决策更多受关系性与程序性动态影响,而非犯罪相关特征。
关于发起方,本研究中犯罪人发起转介更为常见,这可能反映法医治疗情境中犯罪人与治疗专业人员定期接触、更容易获得调解信息与转介支持;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结束多年后获得专业支持与信息的渠道有限。被害人发起的案例更可能进展至接触,可能反映主动寻求调解的被害人具有较强动机或需求;而犯罪人发起的请求可能引发被害人对其动机的疑虑,尤其是在法医治疗情境中,调解参与可能被视为与治疗进展、请假或出院相关,可能使被害人和专业人员对犯罪人请求的动机产生疑问,从而为犯罪人发起的案例进展至接触制造额外障碍。
关于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朋友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比前伴侣或陌生人之间更可能建立接触,与一般刑事司法人群的研究一致。朋友和家庭关系通常具有共同历史和持续的关系动态,朋友关系更具自愿性质,可能为参与提供有意义的动机基础。前伴侣关系可能涉及更复杂或已改变的关系动态,权力不平衡、单方面亲密伴侣暴力史等常被视为调解的禁忌指征,涉及安全、自愿性和二次被害风险方面的担忧。
关于犯罪类型和犯罪后时间,本研究中两者均无稳健效应。这可能因法医精神病学样本的特殊性:犯罪严重性本身即较高且多为人际暴力,犯罪类型间的差异未转化为接触可能性的有意义变化;犯罪后时间普遍较长,平均约八年,时间变量区分度有限。
关于接触形式,未发现预测变量与直接或间接接触类型有稳健关联,提示接触形式的选择可能更多由动态、过程相关和情境因素决定,如安全考量、临床稳定性、专业判断以及双方偏好。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纳入了相对较大的法医调解样本,同时涵盖进展至调解和未进展至调解的案例,并同时考察多个案件特征。局限性包括:数据存在一定聚类结构可能影响估计;被害人发起转介的比例可能因识别程序而被低估;接触形式分析的样本量较小可能限制统计效力;常规收集的案例档案数据导致部分人口学特征和精神科诊断信息不完整,无法纳入分析。
研究结论指出,法医精神病学情境下调解决策更多由关系性和程序性动态塑造,而非犯罪相关特征。未来研究可通过定性方法深入考察个体案例中的决策过程,以阐明这些模式背后的考量与机制,从而支持在法医精神病学护理中采取知情、响应性和情境敏感的调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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