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群体压力与心理韧性对西班牙裔/拉丁裔性少数与性别少数成年人心血管代谢风险的影响：一项基于“压力、性别与少数群体状态研究（SGM SOL）”的辅助研究

《Behavioral Medicine》：Cardiometabolic Risk, Minority Stress, and Resilience in the Study of Stress, Gender, and Minority Status (SGM SOL): An Ancillary Study of the Hispanic Community Health Study/Study of Latinos

　　

摘要 少数群体压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认为，性少数与性别少数（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y, SGM）成年人承受着额外的压力，这种压力会损害健康，而心理韧性（resilience）因素能够减轻这些过度压力对健康的不利影响。本研究评估了少数群体压力和心理韧性因素与西班牙裔/拉丁裔SGM及非SGM成年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风险之间的关联。2020年至2024年间，西班牙裔社区健康研究/拉丁裔研究（Hispanic Community Health Study/Study of Latinos, HCHS/SOL）中的1108名成年人回答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提供了CVD风险生物标志物数据，并作为辅助研究“拉丁裔研究中的压力、性别与少数群体状态（Stress, Gender, and Minority Status in the Study of Latinos, SGM SOL）”的一部分，完成了压力和心理韧性因素的自评量表。在考虑调查设计的情况下，研究人员估计了SGM状态、压力因素和心理韧性因素与心血管代谢风险（cardiometabolic risk, CMR）评分及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etS）评分之间横断面关联的泊松回归模型（Poisson regression models）。与非SGM参与者相比，SGM参与者更可能经历慢性压力（chronic stress）、少数群体压力、污名（stigma）和日常歧视（everyday discrimination）。SGM成年人还经历了较低水平的社会支持，但具有更强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社区联结感。在调整社会人口学协变量后，研究人员发现高累积压力伴低心理韧性（相对于低累积压力伴低心理韧性）与CMR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与MetS无显著关联。研究人员未发现CMR或MetS在SGM状态上存在差异。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少数群体压力模型，突显了压力对SGM和非SGM西班牙裔/拉丁裔成年人的累积效应以及心理韧性的缓解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是美国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且在不同种族族裔群体间存在显著的风险因素和结局差异。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预测，未来30年CVD负担将显著增加，其中西班牙裔/拉丁裔成年人中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等CVD风险因素的增幅预计最为显著。西班牙裔/拉丁裔人群不仅面临传统风险因素的高流行率，还承受着低英语熟练度、职业暴露等独特风险因素。与此同时，文献综述表明，性少数与性别少数（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y, SGM）人群承受着额外的CVD负担。少数群体压力模型（minority stress model）提出，SGM人群经历的基于污名/歧视的少数群体压力，加上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一般压力，共同驱动了健康不平等；而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等心理韧性（resilience）因素可以减轻这些负面健康效应。然而，关于同时经历族裔和SGM相关少数群体压力的西班牙裔/拉丁裔SGM人群的CVD风险数据十分有限，以往研究多基于便利样本且西班牙裔/拉丁裔参与者数量较少。因此，本研究在一大型西班牙裔/拉丁裔SGM和非SGM成年人队列中，评估了少数群体压力和心理韧性因素与CVD风险的横断面关联，检验了SGM状态与更高压力、更多污名/歧视和更高CVD风险评分相关，以及心理韧性因素会削弱这些关联的假设。

研究设计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西班牙裔社区健康研究/拉丁裔研究（Hispanic Community Health Study/Study of Latinos, HCHS/SOL）第三轮随访（Visit 3, V3, 2020-2024）的数据，该队列最初于2008-2011年招募了16415名居住在纽约布朗克斯、芝加哥、迈阿密和圣地亚哥四个大都市区的18-74岁西班牙裔/拉丁裔成年人。研究聚焦于1108名参与者（379名SGM；729名非SGM）的子集，这些参与者在V3回答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SOGI）问题，提供了CVD风险生物标志物数据，并完成了辅助研究“压力、性别与少数群体状态研究（Stress, Gender, and Minority Status in the Study of Latinos, SGM SOL）”的额外问卷。SGM SOL的纳入标准包括所有自我认同为SGM的参与者，以及基于出生时性别、年龄组和诊所地点按2:1匹配的非SGM参与者。研究以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etS）评分（0-6分，包含腰围、血压、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及用药情况六项指标）和心血管代谢风险（cardiometabolic risk, CMR）评分（0-5分，包含腰围、收缩压、舒张压、糖化血红蛋白和C反应蛋白五项指标）作为CVD风险结局。自变量包括SGM状态、慢性压力、日常压力（少数群体压力、移民相关压力、经济不安全感）、污名/歧视因素（身份污名、日常歧视、族裔歧视、医疗歧视）和心理韧性因素（韧性应对、社会支持、族裔肯定与归属感、LGBT社区联结感），并构建了累积压力指数（Cumulative Stress Index, CSI）和累积心理韧性指数（Cumulative Resilience Index, CRI）以及四分类的压力-心理韧性组合变量。研究人员控制了年龄、西班牙裔/拉丁裔背景、出生地、婚姻状况、教育年限和医疗保险状况等协变量，采用泊松回归模型（Poisson regression models）估计关联，并考虑了HCHS/SOL研究设计的分层和聚类特征。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 在379名SGM参与者中，51.7%为双性恋，34.3%为同性恋/女同性恋，14.0%为异性恋，9.5%为任何性取向的跨性别者或性别多元者（transgender or gender diverse, TGD）。与非SGM参与者相比，SGM参与者更可能在美国出生（53.0% vs. 32.2%）、用英语完成调查（44.9% vs. 24.4%）、为波多黎各裔（30.1% vs. 20.3%）、受教育程度超过高中（56.7% vs. 44.3%）并有健康保险（88.1% vs. 82.0%），但更不可能已婚或同居（34.6% vs. 50.1%）。

心血管代谢特征： SGM参与者的腰围（104.99 cm）高于非SGM参与者（102.99 cm），但糖尿病（55.1% vs. 61.3%）和高血压（37.0% vs. 44.4%）的患病率较低，服用糖尿病或高血压药物的比例也较低。在血脂、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或CMR和MetS评分方面，SGM状态间无显著差异。按出生时性别（assigned sex at birth, ASAB）分层后，所有显著差异仅出现在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assigned female at birth, AFAB）的参与者中。

日常压力、污名/歧视与日常心理韧性： 与非SGM参与者相比，SGM参与者更可能在慢性压力上得分中等（39.8% vs. 36.0%）和高（28.8% vs. 18.8%），在改编的少数群体压力量表上得分中等（17.4% vs. 6.0%）和高（20.3% vs. 3.0%）。SGM参与者在身份污名（19.0% vs. 9.6%）和日常歧视（25.1% vs. 9.7%）上得分高的比例更高。SGM参与者更可能在社会支持上得分低（23.8% vs. 16.1%），在LGBT社区联结感上得分高（27.4% vs. 6.9%）。SGM参与者更不可能处于低压力伴高心理韧性的最佳组合（31.1% vs. 39.2%），更可能处于高压力伴高心理韧性（31.7% vs. 20.3%）。SGM参与者的累积压力指数（1.96 vs. 1.49, p < 0.001）和累积心理韧性指数（1.04 vs. 0.91, p = 0.04）均值均更高。

与CMR和MetS的双变量关联： 高（相对于低）慢性压力和经济不安全感与更高的CMR评分显著相关，但与MetS无关。与预期相反，高日常歧视与更低的MetS评分相关，任何医疗歧视与更低的CMR和MetS评分相关。高韧性应对与更高的CMR评分相关，而高社会支持与更低的CMR评分相关。高压力伴低心理韧性（相对于低压力伴低心理韧性）与CMR评分显著增加相关，但与MetS无关。

与CMR和MetS的多变量关联： 在控制人口学协变量的泊松回归模型中，性取向认同或TGD状态与CMR或MetS无显著关联。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assigned male at birth, AMAB）与较低的CMR评分相关，但与MetS无关。慢性压力与CMR或MetS均无显著关联。与双变量分析一致，高压力伴低心理韧性与CMR显著相关，但与MetS无关。此外，低压力伴高心理韧性与CMR相关，但与MetS无关。补充分析表明，这些发现在排除控制变量、替代SOGI变量和压力/污名/歧视/心理韧性变量的操作化方式以及按SGM状态分层后均保持稳健。

讨论与结论

与假设相反，研究未发现SGM与非SGM参与者在CVD风险估计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在该西班牙裔/拉丁裔人群中，非SGM参与者同样经历着移民相关压力、经济不安全感、族裔歧视和医疗歧视，且更可能为外国出生、讲西班牙语、无健康保险和受教育程度较低——这些人口学因素均与一般压力和CVD风险相关。因此，虽然SGM参与者经历了更多的慢性压力、少数群体压力、身份污名和日常歧视，但这些效应可能被其较高的教育程度和较低的一般压力暴露所抵消。SGM参与者同时具有更高的累积压力和累积心理韧性评分，更可能处于高压力伴高心理韧性的状态，这可能反映了压力相关成长（stress-related growth），但也可能印证了“心理韧性如同疤痕组织”（resilience as scar tissue）的概念——心理韧性是对负面经历的反应，可能以生理功能障碍为代价。高压力伴低心理韧性与CVD风险升高的关联与现有文献一致，而低压力伴高心理韧性与CVD风险的关联则出乎意料，可能反映了参与者曾经历压力源、通过心理韧性因素应对、随后压力水平降低的轨迹，但压力相关的生理损害可能已经发生。压力、心理韧性与CVD风险的关联在CMR而非MetS上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CMR包含了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这一炎症生物标志物，而CRP常用于计算稳态负荷（allostatic load），更适合建模少数群体压力的效应。研究局限性主要在于横断面设计，SOGI信息在队列初始入组十多年后才首次收集，且无法确定时间顺序限制了因果推断。尽管如此，SGM SOL是为数不多的从大型、特征明确的西班牙裔/拉丁裔人群队列中收集SOGI信息并采用CVD临床指标的CVD研究之一，填补了关于美国西班牙裔/拉丁裔人群CVD健康的重要知识空白。研究结论指出，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少数群体压力模型的某些方面，同时强调了结构性和社会经济因素作为一般压力来源的重要性，其驱动健康结局的效应可能取决于情境而大于少数群体压力。研究还提示，心理韧性与CVD健康之间的关系可能比通常概念化的更为复杂，未来研究有必要探索族裔、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交织如何使少数群体压力模型的理论框架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