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Public Health》：Enablers and barriers of active school commuting in regional Australia: a mixed-method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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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主动通学（Active School Commuting, ASC）具有诸多健康益处，但在区域环境中的研究仍不充分。本研究考察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西北部小学生中主动通学的流行率及其决定因素。
方法：采用汇聚式混合方法设计（convergent mixe
引言：主动通学（Active School Commuting, ASC）具有诸多健康益处，但在区域环境中的研究仍不充分。本研究考察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西北部小学生中主动通学的流行率及其决定因素。
方法：采用汇聚式混合方法设计（convergent mixed-methods design），整合了针对213名家长的在线调查、地理空间分析（geospatial analysis）与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以及对13名儿童、11名家长和7名学校及地方议会代表的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所进行的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
结果：仅有21%的儿童采用主动通学方式。感知通学时间较长和频繁的家长陪同降低了主动通学的可能性，而更高的街道连通性和土地利用多样性则增加了主动通学的可能性。尽管儿童喜欢主动通学并认为其有助于培养自信和独立性，但家长强调了安全隐患、时间安排冲突、天气因素以及驾车出行的便利性和普遍社会规范是主要障碍。两个群体均支持针对安全性和趣味性的干预措施，如设置交通协管员和开展“安全步行上学”（walk safely to school）活动。学校和议会代表认可主动通学的益处，但指出汽车依赖、优先事项竞争和资源能力有限是主要障碍。
讨论：塔斯马尼亚西北部的主动通学受到个体、社会、环境和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影响。除了儿童的积极性和家长的支持外，有效的推广需要因地制宜的干预措施，并辅以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协调以及从汽车依赖向文化转变的推动。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主动通学（Active School Commuting, ASC），即儿童步行或骑行上下学，与儿童身心健康的多重益处密切相关，同时还能通过减少机动车使用带来环境效益。然而，过去50年间，全球范围内儿童主动通学的比例显著下降。以澳大利亚为例，新南威尔士州的数据显示，从197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主动通学比例从约60%下降至约20%；2010年代初的全国数据显示，仅约20%的澳大利亚小学生采用主动通学方式，这一比例明显低于英国（>50%）和加拿大（>40%）等发达国家的同时期水平。
尽管主动通学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识，但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大多数研究以定量方法为主，聚焦于城市环境和家长视角，对儿童及其他制度性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不足；跨多个层面（从个体和家庭特征到感知和客观测量的环境因素，再到相关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整合决定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这一问题在非城市或区域环境中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地区可能面临独特的健康挑战和身体活动促进机遇。
塔斯马尼亚州西北部地区是一个典型案例。该地区因身体活动不足和肥胖问题承受着沉重的健康负担：其九个地方政府区域（Local Government Areas, LGAs）中有八个的肥胖率（29.4%–47.0%）高于州平均水平（28.2%），所有有可用估计数据的区域中，未达到身体活动建议标准的成年人比例（13.4%–26.4%）也高于州平均水平（11.4%）。2009年的数据显示，塔斯马尼亚州仅12%的小学生步行或骑行上学，低于当时全国约24%的水平。缺乏更新的全州性数据限制了对该地区主动通学现状及其决定因素的理解，也限制了对主动通学在促进儿童身体活动中潜在作用的认识。
基于上述背景，研究人员开展了“塔斯马尼亚西北部小学生主动通学”（Active School Commuting among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in Northwest Tasmania, ASCENT）项目。本研究的目的是：（1）估计塔斯马尼亚西北部小学生主动通学的流行率；（2）识别与主动通学相关的个体、家庭、社会、感知和客观测量的环境因素；（3）考察学校和地方政府代表对促进主动通学的障碍、促进因素和策略的看法。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汇聚式混合方法设计（convergent mixed-methods design），聚焦于塔斯马尼亚西北部的三个地方政府区域（伯尼、德文波特和圆头），覆盖约5,620平方公里，人口约55,800。研究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面向家长的定量问卷调查、先前已发表的家长和儿童定性访谈，以及针对小学和地方政府（议会）代表的定性访谈。
定量部分通过在线问卷（REDCap平台）于2024年5月至9月收集数据，最终纳入139份有效问卷，涵盖213名儿童。儿童被分别按上学和放学行程分类为主动通勤者或非主动通勤者，标准为过去五个上学日中有至少四天采用相应通勤方式。研究利用Mapbox Directions API生成步行、骑行和驾车的通勤路线，并在QGIS和R软件中计算路线周边25米和100米缓冲区内的六项建成环境属性。统计分析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通过双向逐步变量选择（以Hannan-Quinn信息准则为引导），分别针对上学和放学行程拟合基线模型及四个敏感性分析模型。
定性部分包括对13名儿童、11名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该部分结果已另行发表），以及对4所小学的5名教职工和2个议会的2名代表的访谈。访谈录音使用aTrain转录，在NVivo中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遵循Braun和Clarke的六阶段流程，并以溯因方法（abductive approach）指导编码和主题发展。最终采用汇聚式方法整合定性和定量发现，通过联合展示（joint display）进行比较和元推断。
三、研究结果
（一）主动通学和被动通学的流行率
针对上学行程，21.6%（95% CI: 16.4%–27.9%）的儿童为主动通勤者，77.0%（95% CI: 70.6%–82.3%）为被动通勤者。放学行程的对应比例分别为21.1%（95% CI: 16.0%–27.3%）和74.6%（95% CI: 68.2%–80.2%）。仅有3名儿童骑行、5名儿童使用滑板车，且无人完全依赖这些方式，因此几乎所有主动通勤者均为步行者。
（二）与主动通学相关的关键因素
对于上学行程，基线模型（HTS-model 1）识别出感知主动通学时间（OR=0.7, 95% CI: 0.61–0.81）和家长陪同（OR=0.23, 95% CI: 0.08–0.65）为主动通学的负向预测因素，而通勤路线沿线的街道连通性为正向预测因素（OR=1.22, 95% CI: 1.01–1.47）。在强制纳入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和家庭汽车保有量的敏感性分析（HTS-models 2至4）中，这些关联保持不变，且这些强制变量均不显著。在HTS-model 5中，纳入居住地地方政府区域后，圆头区域出现显著的负向关联（OR=0.08, 95% CI: 0.01–0.60），同时街道连通性不再作为预测因素。
对于放学行程，基线模型（STH-model 1）呈现相似模式：感知通学时间（OR=0.68, 95% CI: 0.57–0.81）和家长陪同（OR=0.39, 95% CI: 0.23–0.67）为负向预测因素，街道连通性为正向预测因素（OR=1.07, 95% CI: 1.01–1.12）。这些关联在STH-models 2至5中保持一致，未识别出其他显著预测因素。所有10个模型均显示低多重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1.05–2.54）、无模型拟合不佳的证据（Hosmer-Lemeshow检验：所有p>0.05）和较强的判别能力（Tjur's R2: 0.75–0.79）。
（三）儿童和家长的访谈发现
儿童对主动通学表现出热情，重视其中的乐趣和社交互动机会，这些在乘车通勤时无法获得。尽管儿童承认各种风险和挑战，但许多人对自身能力有信心，并将主动通学视为建立独立性和韧性的途径。相比之下，家长虽然认可主动通学对儿童的身体、心理和社交益处，但这些益处往往被对安全和儿童能力的持续担忧所压倒。驾车是家长默认的通学方式，原因在于后勤便利性和普遍的社会规范。然而，如果有 supportive 的基础设施和项目（如安全人行道和步行校车活动），家长愿意考虑主动通学。
（四）学校和议会代表的访谈发现
访谈产生了两个总体主题。主题一“有益但非优先事项”包括三个子主题：超越儿童身心健康之外的更广泛益处（如减少学校周边交通拥堵、提高学生出勤率、增进家长参与）；学校环境中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主动通学相对于更紧迫的学校事务处于次要地位）；根深蒂固的汽车依赖（驾车被描述为主导且文化嵌入的通勤方式）。主题二“超出控制与能力范围”包括两个子主题：超出机构控制的地方和政治背景（包括地理条件、家长担忧、社会经济约束、天气，以及基础设施责任划分造成的碎片化）；缺乏扩展现有努力的富余能力（学校虽有骑行教育计划和“安全步行上学”活动等成功举措，但资金和人员配置有限，难以持续或扩展）。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指出，塔斯马尼亚西北部主动通学的流行率约21%，与十多年前的全国数据（21.6%）相当，但低于许多欧洲、北美和亚洲国家。这一低水平反映了社区对机动车的强烈依赖。研究识别出主动通学的促进因素包括各利益相关群体对健康益处的广泛认可、儿童的热情和社交互动的渴望，以及街道连通性和土地利用多样性与主动通学的正向关联。障碍方面包括家长对交通安全的担忧、天气不确定性、儿童体能和独立导航能力的顾虑、学校时间安排与家长工作时间的冲突，以及根深蒂固的汽车依赖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和汽车保有量等社会人口因素与主动通学无显著关联，这可能与该地区近乎普遍的汽车保有量（99%）以及区域环境中其他障碍因素的主导作用有关。感知通学时间而非客观通学距离在家长决策中更具影响力，这与通勤时间直接关联日常生活的时序性（如学校开门时间、家长工作时间）有关。
研究结论指出，通过纳入儿童、家长、学校和地方议会的多方视角，本研究揭示了塔斯马尼亚西北部主动通学流行率偏低及其独特的背景性障碍和促进因素。有效的推广策略必须因地制宜，在解决家长担忧的同时利用儿童对乐趣和享受的热情。要实现可持续性，这些策略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和资金承诺以及跨部门协作。这些共同努力有助于推动社区规范向更积极、更健康的通勤方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