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gs: Education, Prevention and Policy》：Trust in healthcare, dispensary, and online information sources about canna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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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大麻消费者和患者可能正在参考非医疗和非政府来源获取关于大麻的信息。
方法：研究人员于2024年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研究对象为过去一个月内使用过大麻的美国成年人（n=1,023），评估其对七种大麻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结果：研究发现，药房人员是最受信任的来
背景：大麻消费者和患者可能正在参考非医疗和非政府来源获取关于大麻的信息。
方法：研究人员于2024年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研究对象为过去一个月内使用过大麻的美国成年人（n=1,023），评估其对七种大麻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结果：研究发现，药房人员是最受信任的来源（平均值=3.7；范围=1-5），其次是朋友（3.5）和医疗服务提供者（3.4），而其他来源的信任度较低（2.6-2.9）。当具体询问关于大麻的医疗用途时，超过一半的样本（55%）选择医疗服务提供者作为其最信任的来源。当询问关于娱乐放松或避免不良效应时，药房人员最常被选为最信任的来源（分别为47%和39%）。在校正后的多项逻辑回归分析中，因医疗原因使用大麻的参与者显著更可能选择药房人员（AOR=3.00）或其他人（AOR=1.90）而非医疗服务提供者。
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对大麻信息来源的信任取决于使用动机。对于许多大麻使用者而言，药房人员比医疗服务提供者更受信任，这表明有必要将大麻核心能力和最低知识标准纳入医疗服务提供者教育体系中。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过去的十年间，大麻使用的社会规范及法律监管环境经历了显著的自由化变革，大麻使用行为也日趋普遍。与此同时，健康信息生态系统正发生深刻转型——传统专家和新闻媒体在健康信息审核与策展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削弱，公众日益转向社交媒体及其他在线渠道获取和分享健康信息。在这一背景下，大麻消费者和患者可能越来越多地参考非医疗、非政府来源获取大麻相关信息，由此引发一个关键问题：消费者和患者究竟从何处获取关于使用方法、风险及潜在收益的信息？理解人们对大麻信息来源的信任格局，以及个体特征如何塑造这种信任，对于向患者和消费者有效传播新兴证据、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健康状况并降低大麻使用不良效应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大麻领域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一方面，大麻产品类型日益多样化，包括商业生产的浓缩物、提取物、食品、饮料、片剂、酊剂和药膏等，且存在多种次要大麻素和萜烯与消费者偏好及症状缓解相关；另一方面，医疗服务提供者目前不太可能具备显著的大麻相关知识，因为这类产品的开发、营销和使用已迅速超越严谨研究的进展以及基于证据的信息向培训和护理标准的转化速度。这种知识缺口造成了流行病学不确定性，加之公众对医疗和科学机构信任度的普遍下降，可能进一步限制医疗专业人员在向患者沟通大麻相关问题时的可信度。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于2024年6月至8月间通过Prolific在线招募平台分三个阶段开展调查，最终纳入1,023名符合条件的美国成年大麻使用者作为分析样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第一，信任度量表——参与者需对七种人际信息来源（医疗服务提供者、药房人员、其他销售者、社交媒体人群、朋友、联邦政府人员、州政府人员）的大麻信息信任程度进行1至5级评分；第二，特定情境下最信任来源选择——针对医疗用途、娱乐放松、避免不良效应三种具体目的，要求参与者选择最信任的信息来源；第三，医疗团队信任量表（T-HCT）——采用包含29个条目的多维量表评估个体对医疗系统集体成员的信任程度，涵盖沟通能力、忠诚度、系统信任、保密性、公平性、污名歧视和整体信任七个分量表；第四，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以医疗服务提供者为参照组，建模分析选择药房人员或其他人作为最信任来源的相关因素，自变量涵盖社会人口学特征、大麻使用情况、医疗保健利用和在线参与四个领域。
三、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参与者平均年龄36岁（SD: 11，范围18-74），女性占54%，白人占68%。61%的参与者居住在医疗和娱乐双重合法化州，10%仅因医疗原因使用大麻，40%仅因非医疗原因使用，50%同时因医疗和非医疗原因使用。78%的参与者在过去一年内看过医疗服务提供者，但50%报告存在未满足的医疗需求。
在线大麻与健康内容：96%的参与者每日至少使用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参与者报告在Reddit、Twitter/X和Snapchat上看到的大麻内容多于健康内容，而在Facebook、Instagram、TikTok和YouTube上看到的健康内容多于大麻内容。商业网站Leafly.com（39%）和Weedmaps.com（27%）是最常被选择的大麻信息来源网站，而美国政府网站仅被3-8%的参与者选择。
大麻信息来源信任度：药房人员（3.7）、朋友（3.5）和医疗服务提供者（3.4）获得最高的平均信任水平，而其他销售者（2.6）、社交媒体人群（2.6）以及州政府（2.9）和联邦政府人员（2.9）的平均信任水平较低。药房人员获得的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医疗服务提供者（p<0.0001）。当询问医疗用途时，55%选择医疗服务提供者作为最信任来源，其次为药房人员（20%）；当询问娱乐放松时，药房人员最常被选择（47%），其次为朋友（37%）；当询问避免不良效应时，药房人员再次最常被选择（39%），其次为医疗服务提供者（28%）。
多因素回归分析：年龄较大（AOR=1.03）、女性（AOR=1.94）、保守意识形态（AOR=2.15）、因医疗或双重原因使用大麻（AORs=2.37, 3.00）以及较低的T-HCT得分（AOR=0.39）与选择药房人员而非医疗服务提供者作为医疗大麻信息最信任来源独立相关。仅因医疗原因使用大麻（AOR=1.90）、白人身份（vs.黑人）（AOR=0.39）和较低T-HCT得分（AOR=0.29）与选择其他人而非医疗服务提供者独立相关。
事后探索性分析：因医疗原因和双重原因使用大麻的参与者比仅因娱乐原因使用者更可能向医疗服务提供者披露和咨询大麻使用情况，但报告的医疗环境污名水平较低。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大麻信息来源的信任取决于使用动机和信息寻求类型。对于许多大麻使用者而言，药房人员比医疗服务提供者更受信任，这反映出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大麻知识方面的不足以及流行病学不确定性带来的信任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因医疗原因使用大麻的参与者反而更不可能选择医疗服务提供者作为最信任来源，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可能源于先前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关于大麻披露的不满意经历，而非单纯的污名效应。研究人员指出，医疗服务提供者需要展示更强的大麻相关能力和知识才能被视为可信的信息来源，建议将大麻核心能力（包括大麻植物药理学、大麻素对体内内源性大麻素系统的影响以及用大麻管理特定健康状况的证据基础）纳入医学教育体系，并建立大麻相关的最低知识标准。
研究结论：大麻使用原因、所寻求的信息类型以及对医疗专业人员可信度的潜在认知，是影响大麻不同信息来源信任度的关键因素。本研究的更广泛启示包括：需要在医疗服务提供者与其他非正式来源之间加强关于大麻使用风险和收益的信息传播，以及在医学教育中建立和实施大麻相关的基本核心能力和最低知识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