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政策、融资机制与越南结构转型:面向SDG 7与SDG 13路径的递归动态CGE分析

《Heliyon》:Renewable energy policy, financing mechanism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Vietnam: A CGE analysis of SDG 7 and SDG 13 pathway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来源:Heliyon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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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SDG 7)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3(SDG 13),不仅需要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也需要审慎设计为其融资的工具。本研究使用一个校准至2022年社会核算矩阵(SAM)、并在2022—2030年逐年求解的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

  
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SDG 7)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3(SDG 13),不仅需要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也需要审慎设计为其融资的工具。本研究使用一个校准至2022年社会核算矩阵(SAM)、并在2022—2030年逐年求解的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评估越南替代性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经济整体效应。研究比较五种政策情景:由一次性总付税(lump-sum tax)融资的上网电价(FiT)型补贴、带收入循环(revenue recycling)的碳税、独立碳税、免费分配的排放交易体系(ETS),以及优惠性绿色信贷。在每个情景均使2030年可再生电力份额达到32.0%的条件下,实际GDP从独立碳税情景低于基准0.75%到优惠性绿色信贷情景高于基准4.17%,就业从低于基准1.07%到高于基准5.73%。对十个参数进行的蒙特卡洛系统性敏感性分析中,绿色信贷在每次抽样中排名第一、补贴情景排名第二,确认了融资设计的排序,尽管幅度取决于发电技术间替代弹性。这些结果是以模型校准与闭合设定为条件的场景比较,而非预测。在此限定下,按照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所动员的优惠性融资,成为以最低宏观经济成本实现SDG 7可再生电力扩张、同时维持增长与包容性就业的设计。
研究背景方面,越南处于能源转型关键节点,需维持快速增长并转向低碳能源系统,同时应对SDG 7与SDG 13。电力需求受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活水平提高推动,而既有系统长期依赖化石燃料和水电。越南通过2023年批准、2025年4月修订的《电力发展计划8》(PDP8)承诺到2030年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占发电量28%—36%,2050年净零排放;JETP动员国际气候融资,国内碳市场框架也已生效;固定上网电价(FiT)正向市场化直接购电协议(DPPA)过渡。问题在于:不同可再生能源融资工具会支持还是约束总量增长?就业如何跨技能和部门变化?哪些行业受益、哪些需要调整支持?融资设计是否与可再生目标本身同样重要?既有越南研究多考察碳定价而非可再生能源促进工具,部门研究难以加总到宏观;国际CGE文献提示融资机制可能与目标同样重要,但未在越南这类快速工业化发展中国家验证。越南融资渠道具有决定性:2026—2030年发电和输电投资需1363亿美元,其中发电1182亿美元、输电181亿美元,直接由预算融资将与其他公共优先项竞争,并受2026—2030年公共债务上限为GDP的60%约束;公用事业级太阳能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约9%,高于发达经济体的5%—6.5%,融资条款对平准化成本影响大;JETP以优惠贷款、担保和动员私人资本为主而非预算支持。不同渠道把转型成本落在不同主体:一次性总付税由家庭承担,电费附加由能源用户及出口制造竞争力承担,碳定价由排放部门并通过中间投入传导,外部优惠信贷可把部分资源成本移出国内经济。研究据此用递归动态CGE模型评估2022—2030年五种情景:S1为一次性总付税融资的FiT型可再生补贴;S2为碳税收入循环为可再生补贴;S3为独立碳税;S4为免费分配的ETS;S5为降低可再生投资资本成本的绿色信贷。各情景均校准到2030年实现可比的可再生电力扩张,以识别政策设计和融资选择而非部署雄心本身的经济效应,并关联SDG 7.2与SDG 13.2。研究贡献包括:在同一模型中评估越南正在实施或准备的政策组合;采用目标约束闭合,固定可再生电力结果为32.0%而内生求解工具强度;分解24个生产活动和5类发电技术;建模技能异质劳动力市场并做系统性敏感性分析。研究结论的意义在于:在模型校准与闭合条件下,优惠性绿色信贷以最低宏观成本实现SDG 7可再生电力扩张,同时维持增长与包容性就业,但该结果以外部优惠融资按模型规模到位为条件。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研究构建递归动态CGE模型,校准至2022年越南SAM(51阶,含24个生产活动、20种商品、5类发电技术、3类初级要素和4类机构账户),按年求解2022—2030年。数据为二手来源:SAM供给使用核心取自亚洲开发银行(ADB)投入产出表并用统计年鉴国家账户更新,熟练/非熟练劳动按劳动力调查的受训劳动者分类划分,发电技术产出按国际能源署(IEA)的2022年发电份额设定;未使用原始样本队列。政策情景采用目标约束闭合,固定2030年太阳能与风能合计占总发电32.0%,内生求解补贴率、碳税规模、许可价格或优惠资本成本深度。模型以Python实现,经CasADi调用IPOPT求解;敏感性分析用拉丁超立方抽样,对10个参数在校准值±20%范围做100次蒙特卡洛系统性重新求解。

研究结果如下。4.1 宏观经济结果:通过将五种情景均约束到同一可再生电力路径并求解工具强度,研究发现2030年基准(BAU)可再生电力份额为20.04%,五情景均为32.00%;S1实际GDP高于基准1.36%,S2低0.58%,S3低0.75%,S4低0.06%,S5高4.17%,S5实际家庭收入高2.01%。4.2 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结果:S1总就业高于基准1.81%,S2低0.81%,S3低1.07%,S4低0.03%,S5高5.73%;GDP与就业并不同步,碳定价情景虽GDP损失较小,却压低非熟练劳动需求,S5和S1相对GDP效应带来更高就业增益。4.3 产出的部门再配置:所有情景方向一致但幅度不同,电子、纺织、机械、建筑和市场服务扩张,煤矿、其他采矿、运输、非金属矿物、钢铁、化工及纸印刷收缩;S2和S3中煤矿分别降15.0%和16.3%,炼油降12.9%和15.0%,运输降14.1%和14.7%;S4中煤矿降12.8%、运输降11.1%;S5中电子增13.9%、纺织增7.3%、市场服务增5.9%、机械增4.8%、建筑增3.8%,煤矿仅降5.2%、炼油增1.6%,但钢铁和非金属矿物因能源密集仍下降。4.4 熟练劳动需求:碳定价和ETS情景S2—S4中,煤矿熟练劳动需求降12.8%—15.9%,炼油最多降14.8%,电子、纺织、建筑和市场服务为正;S1和S5下化石燃料活动熟练就业损失较小,S5中电子熟练劳动需求高20.2%、市场服务高11.9%,说明投资导向转型可部分吸收被替代熟练工人。4.5 非熟练劳动需求:S1和S5下非熟练就业几乎在所有部门扩张,S5中电子高13.0%、纺织高8.9%,采矿和化工各仅降1.8%,而S2中相应降幅为14.7%和9.9%;S2—S4对非熟练工人的增益弱甚至下降,表明投资导向政策更利于低技能就业。4.6 敏感性与稳健性分析:对10个参数在±20%支持区间做100次拉丁超立方抽样,每次重新施加共同可再生份额约束并重解全路径,所有抽样均收敛;S5在全部100次抽样中GDP为正且排名第一,均值4.18%,5—95百分位3.19%—5.21%;S1每次为正且排名第二,均值1.36%,区间0.95%—1.75%;S2均值?0.57%、S3均值?0.77%、S4均值?0.07%,S2和S3每次为负,S4仅2%抽样为正;就业分布更宽但模式相同;五情景完整排序在76次抽样中成立,例外均为两种碳税情景互换,二者中心估计仅差0.19个百分点。

讨论部分总结:原文提出三条有条件信息:在建模情景内,当融资成本降低或收入高效循环时,可再生电力扩张可与GDP增长相容;融资设计也塑造劳动需求,绿色信贷情景增益最大,包括非熟练劳动;这些是模型校准与闭合下的情景比较,而非实践预测;碳定价和ETS仍是越南气候承诺核心,可能需要转移支付、培训和就业政策缓解对脆弱工人的不利影响。四点含义:第一,降低资本成本在模拟中比提高能源价格带来更有利的宏观和就业结果,提示JETP优惠融资以及PDP8和DPPA下撬动私人投资的作用,但并未确立绿色信贷的普遍优越性,其优势依赖优惠资源成本由外部承担,若拨付不足、融资条款恶化或部分成本转嫁国内预算,收益会收窄,信贷额外性、汇率风险和金融中介约束不在模型内。第二,碳定价和ETS对长期脱碳信号仍重要,将其收入循环至生产性投资、家庭补偿或再培训可降低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成本;结果涉及财政归宿而非整体环境理由。第三,共同可再生目标意味着比较的是部署如何融资而非气候雄心水平;一种可能排序是在有利外部资金可用时让优惠融资和广泛融资的可再生支持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逐步发展碳定价的长期信号和收入功能,可行性取决于制度能力、拨付条件和政策可信度。第四,部门和技能分解揭示总量掩盖的调整压力:煤电、煤矿、炼油及碳定价下能源密集重工业收缩,建筑、制造和服务部分劳动需求扩张;模型不能确定 displaced workers 是否位于同一地区或具备扩张部门所需技能,因此提示职业再培训、劳动力市场中介、可携带社会保护和煤炭依赖省份区域调整支持的可能作用,而非证明这些措施足以保障再就业。

研究结论翻译:本文使用校准至2022年经济的动态CGE模型,考察越南替代性可再生能源政策包的宏观、部门和劳动力市场效应。在所有政策情景中,可再生电力份额被约束到2030年达到32.0%的共同路径,而基准为20.0%,但总量和部门结果因所选政策工具及其融资方式而显著不同。以非扭曲方式融资的FiT型支持(S1),尤其是降低可再生资本成本的绿色信贷方案(S5),带来更高GDP,最高高于基准4.17%,并带来更高就业,最高5.73%;碳定价和排放交易政策包(S2—S4)使GDP降低0.06%—0.75%,就业最多降低1.07%。这些发现强化了国际证据,即脱碳的经济后果较少由可再生目标雄心决定,而更多由融资和收入循环机制的设计决定。部门和劳动力市场分解揭示一致的结构变化模式。煤电、煤矿和炼油在每个政策情景中收缩,而电子、纺织、机械、建筑和市场服务扩张,在S5下最强。熟练劳动需求从煤和基础材料转向建筑、电子和服务;非熟练劳动在投资导向情景下于制造、建筑和服务中获得就业。该配置表明,若政策包倾向绿色投资和优惠性融资而非狭窄聚焦能源征税,越南可再生转型可提高产出和劳动需求,这与对新兴经济体清洁能源就业潜力的近期评估一致。模型只有一个代表性家庭且无分布统计,因此支持关于部门和要素需求的陈述,而非关于不平等的陈述。同时,煤炭相关部门的大幅收缩凸显需要为受影响工人和地区制定前瞻性公正转型战略,这与其他煤炭依赖亚洲经济体的区域经验相呼应。未来研究可在三方面扩展:第一,按收入组和地区分解代表性家庭,以更直接量化能源转型的分布和空间后果;第二,纳入具有信贷约束和中介资产负债表的显式金融部门,以更丰富刻画优惠资金如何动员并传导至可再生投资;第三,估计更灵活的Armington贸易结构,并允许可再生技术成本在不确定性下演化,以加强竞争力和投资响应分析。这些扩展将为越南能源转型战略的持续设计提供更广泛证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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