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权威/土地权威分离与加纳建筑导向财产税评税制度的持续性: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定性案例研究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When tax authority and land authority diverge: property tax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persistence in Gha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来源: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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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解释为何加纳薄弱且以建筑物为重点的财产税评税制度(property rating regime)在将土地价值更直接纳入地方收入体系的财政主张下仍得以持续。研究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记录不佳、估值约束、执行乏力与低遵从度,还在于税收权威(tax authorit

  
本文解释为何加纳薄弱且以建筑物为重点的财产税评税制度(property rating regime)在将土地价值更直接纳入地方收入体系的财政主张下仍得以持续。研究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记录不佳、估值约束、执行乏力与低遵从度,还在于税收权威(tax authority)与土地权威(land authority)之间的关系。大都市、市和区议会(Metropolitan, Municipal, and District Assemblies, MMDAs)拥有征收财产税的正式权力,但支持土地税基所需的土地关系,包括信息、估值证据、责任、合法性与收入预期,仍部分由习惯权威(customary authority)塑造。本文提出税收权威/土地权威分离(tax authority/land authority divergence)概念,用以解释当征税权威与界定、分配和合法化土地权利的权威并不完全重合时,土地导向的财产税改革如何受到约束。基于文献分析、历史证据和32次定性访谈,研究显示加纳以建筑物为重点的制度可在财政上薄弱却在制度上持久: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正式的财产税工具,同时将土地价值大体置于经常性地方税基之外。
论文主体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加纳地方财产税制度存在制度谜题:大都市、市和区议会(MMDAs)拥有通过财产税筹集地方收入的法定权力,但财产税仍是弱的地方政府财政来源,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中央转移支付。2010—2016年,财产税平均不足内部生成资金(internally generated funds)的五分之一,仅占地方政府总收入3.5%,估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0.02%。Lewis曾指出西非国家需要收入提供公共服务但征税常具政治困难;Bahl、Oppong等的估计也将加纳案例置于这一关切中。既有研究强调财产税评税绩效弱、土地价值捕获有限、未开发城市土地问题及地方财政约束,并由此提出土地导向收入工具、未开发城市土地税、土地价值捕获和土地导向财产税改革等主张。加纳主要地方财产税工具围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改良设计,土地价值位于主要经常性地方税基之外。由此产生研究问题:正式税收权威与习惯土地权威的互动,如何解释加纳建筑导向财产税制度的持续以及土地导向财产税改革的困难?研究人员基于加纳定性案例,提出税收权威/土地权威分离(tax authority/land authority divergence,指征税权威与界定、分配、合法化或披露土地权利的权威不重合)概念,认为问题不仅是行政能力弱,而是土地税基所需制度基础分散于不同权威系统。结论是:建筑导向制度财政弱但制度持久,为地方政府提供正式财产税工具,同时避免对土地价值、习惯分配系统、未披露土地交易和习惯收入预期的直接经常性财政主张。意义在于连接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财政能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法律多元主义和制度持续性的讨论,说明地方收入动员依赖界定和合法化税基的制度安排。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采用定性案例研究,材料包括文献分析、法律与政策材料、实地观察和32份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于2022年5—9月在加纳以英语进行,每场40—60分钟,采用目的抽样与雪球抽样。受访者来自土地估值、土地登记、测绘、公有和归属土地管理、凳子土地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the Administrator of Stool Lands, OASL)、空间规划、区议会、习惯土地秘书处、税务和土地政策专家以及土地所有酋长/家族代表。样本来源为加纳土地管理、规划、地方政府财政、习惯土地治理和税收政策相关机构与行动者;研究不追求统计代表性,而作分析性解释。

研究结果。
小标题:Formal tax authority, the property rating base, and weak fiscal reach(正式税收权威、财产税评税基与弱财政触达)。通过法律文本与财政数据分析,研究得出:MMDAs可征收rates、rents、fees、fines和licences等,但一般rates按premises(应税房产)的应税价值(rateable value)由所有者缴纳;用于财产评税的rateable premises包括建筑物、构筑物或类似开发,rateable value按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结构开发的重置成本扣除折旧或恢复确定。财产税收入名义增长,但占地方政府总收入2.9%—4.2%,正式权力通过狭窄税基产生有限财政触达,构成税收权威/土地权威分离的第一维度。

小标题:Historical reproduction of land sensitivity and the rating settlement(土地敏感性的历史再生产与评税settlement)。通过历史文献分析,研究得出:加纳土地常与身份、政治权威、lineage、托管和本地归属相连,酋长和习惯领袖作为保管者或受托人而非狭义私人所有者;1894年Crown Lands Bill、1897年Lands Bill、Aborigines’ Rights Protection Society的抵抗、1889年Municipalities Ordinance请愿、1912年土地税提案反对等显示,土地财政主张与政治权威、制度合法性和土地控制相连;建筑导向制度成为法律熟悉、行政常规、政治较少扰动的settlement,正向反馈和路径依赖强化其持续性。

小标题:Land information and the limits of formal tax authority(土地信息与正式税收权威限度)。通过文件与访谈,研究得出:土地登记册虽含相关细节,但缺乏土地利用、许可使用权、土地用途分类和土地价格信息;仅有印花税评估信息,且通常为实际土地价格的一小部分;习惯分配除非受让人进入法定登记,正式机构不会知情;土地权利生产与土地信息记录并不完全位于同一制度系统。

小标题:Valuation evidence, liability, and transaction transparency(估值证据、责任与交易透明)。通过访谈,研究得出:边界不确定、家庭或习惯分配无明确个人title,使估值和责任人识别困难;土地所有群体代表确认交易中不披露价格,习惯土地秘书处可查买家身份但不披露价格;正式估值和税收机构仅获得土地市场的部分视图。

小标题:Planning control and the production of land value(规划控制与土地价值生产)。通过规划官员访谈,研究得出:习惯土地所有者可分配土地而不参照已准备的地方规划,削弱规划权威,破坏规划并导致纠正困难且昂贵;土地价值部分由正式规划和财政机构不完全控制的过程生产,土地税需规划当局、土地部门、MMDAs与习惯土地持有者更紧密协调。

小标题:Legitimacy, political feasibility, and variation across respondents(合法性、政治可行性与受访者差异)。通过跨群体访谈,研究得出:部分政策和土地行政参与者视当前财政压力为土地税机会,但支持有条件;其他受访者强调酋长会抵抗,政客因传统权威对政治抱负的重要性而回避;土地所有群体代表以历史记忆和地方政府腐败、不信任表达抵抗;改革需可信度、可见地方收益和与习惯行动者协商。

小标题:Synthesis: why the building-focused regime persists(综合:建筑导向制度为何持续)。通过综合访谈与文献,研究得出:建筑导向制度是可管理的制度settlement,保留MMDAs正式财产税工具,但搁置土地价值、习惯分配、交易价格披露、规划控制和习惯收入预期等争议;其财政弱,却因法律确立、行政常规和政治较少扰动而制度持久,支持论文中心论点。

讨论总结。讨论提出三点制度经济学含义:财政能力取决于税基的制度建构,而不仅是法定权力、行政系统和估值能力;法律多元主义影响财政改革,土地税需跨制度协调应税土地利益界定、责任识别、价值确立、执行和合法性;弱财政制度可因保护既有资源与权威分配而持续。合法性、信任、互惠和准自愿遵从(quasi-voluntary compliance)对持续性关键。行政改革如更新估值册、数字化记录、改善账单、加强执行可改善财产税征收,但不会改变建筑导向经常性税基,也不能解决正式与习惯权威间土地信息、估值证据、责任和合法性的组织问题。土地价值税(land value tax, LVT)、拆分税率(split-rate taxation)、空地税、改良费(betterment charges)和土地价值捕获等工具制度需求不同,但均依赖可靠土地信息、可辩护估值、可识别责任和合法性。更广教训是,多元土地权属下土地导向财产税改革取决于制度对齐。

结论部分译文:本文以加纳解释为何薄弱、以建筑物为重点的财产税评税制度在将土地价值更直接纳入地方收入体系的财政理由下仍可持续。加纳经验表明,困难不仅在记录、估值、执行、遵从或政治干预;这些约束重要,但处于更深制度问题中:正式税收权威与习惯土地权威并不完全重合。论文通过发展税收权威/土地权威分离概念贡献制度经济学。该概念识别公共机构拥有财产税法律和行政权威,而界定、分配、合法化或披露土地权利的权威仍部分位于习惯或非正式制度的情形。在此类情境,财政能力不仅取决于法定征税权或行政系统,还取决于负责征税的制度是否与界定和合法化税基的制度对齐。改革含义是,土地导向财产税不能视为单纯技术调整;更好的估值册、土地记录、账单、数字化和更强执行仍必要但不太可能充分,当土地价值嵌入多元权威关系时。改革还需更清晰的信息共享安排、与习惯土地机构可信接触、地方税收与可见公共服务更强联系以及谨慎排序。论文局限为单国案例和直接访谈习惯土地行动者较少。未来研究可检验类似分离是否解释其他弱财产税制度、不同制度安排是否使土地税更可行、习惯权威自身如何理解土地导向财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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