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跨国人类流动的连续性与变迁(1995—2022):基于旅游、航空客运与迁移数据的GTMD2.0跨境旅行量估计

《Data & Policy》:The 10 billion travel worl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global transnational mobility (1995–2022)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来源:Data & Policy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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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跨国流动性(transnational mobility)在全球化世界中具有规模与重要性,但关于人类旅行总量与方向且同时考虑迁移(migration)与其他流动性(mobility)的系统信息仍较少。本文引入1995—2022年全球范围内跨境迁移性与非迁移

  
尽管跨国流动性(transnational mobility)在全球化世界中具有规模与重要性,但关于人类旅行总量与方向且同时考虑迁移(migration)与其他流动性(mobility)的系统信息仍较少。本文引入1995—2022年全球范围内跨境迁移性与非迁移性人类旅行量的新估计。基于Recchi等(2019,Estimating Transnational Human Mobility on a Global Scale)的先驱性工作,该估计整合三类主要来源:旅游数据、航空客运数据与迁移数据。研究人员的估计显示,全球跨国流动性总量从1995年的52.9亿次旅行增至2019年的106.6亿次,远超全球人口增长,说明该时期全球化持续深化——更准确地说,是区域一体化,因为五分之四的跨境旅行发生在同一世界区域内。总体而言,迁移(migration,即旅行后伴随居住地变更)在国际旅行中占比很小且不断下降;全球不足1%,欧洲低至.12%。在总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全球人类跨境流动网络在一些主要集群中经历了缓慢的“构造性位移”(tectonic shifts),而在其他集群中保持稳定配置。
研究背景与问题:传统统计通常将迁移者界定为改变惯常居住地至少一年者,将旅游、季节工作、商务旅行、数字游牧等临时到访者归为访客;这种二分并不必然对应生活经历的截然差异。非迁移性旅行(non-migratory travel,指不改变惯常居住地的跨境旅行)体量大且影响目的地社会,但关于其全球流量与方向的系统信息有限,国际流动性几乎主要围绕迁移(migration,指跨境后改变惯常居住地)讨论。为此,研究人员构建全球跨国流动性数据集2.0(Global Transnational Mobility Dataset 2.0, GTMD2.0),覆盖243个国家/地区1995—2022年,整合迁移性与非迁移性跨境移动,并回答三个问题:全球流动总量如何变化;迁移性与非迁移性流动关系如何;全球流动网络动态及主要枢纽为何。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将迁移置于更广阔的跨境旅行总量中,为迁移政策、汇款、旅游、气候与公共卫生等提供数据基础。

技术方法概括(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构建1995—2022年243个国家/地区“来源—目的地—年份”网格,整合三类样本来源:UNWTO入境旅游数据(243来源国、211目的地国)、Abel and Cohen双边迁移流估计(230国,基于UN TIMS)、Sabre航空客运量(254国)。将UNWTO八类到达统计统一为访客流,并加入反向回访访客;迁移五年流按年拆分;对航空客运作距离校正(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含距离、接壤、内陆/岛屿、殖民历史、共同语言等),并以线性插值和重力模型回测补齐缺失;按tripA与tripB可得性组合,二者并存时取较大值。

研究结果:
6.1 全球跨国流动性随时间的发展。基于GTMD2.0 Series 2年度估计,全球跨国流动性从1995年52.9亿次增至2019年106.6亿次,2020年受COVID-19疫情影响降至47.7亿次,2022年恢复至81.3亿次;1995—2019年 mobility 年均增长3.08%,高于世界人口年均1.28%。区域增长不均,东亚洲和东南亚在疫情前约为1995年的3.2倍,撒哈拉以南非洲仅约1.2倍且疫情后低于1995年水平;欧洲和北非/西亚疫后恢复较强。多数跨境旅行发生在区域内,欧洲约94%的跨国流动性为区域内流动,全球区域内流动约为区域间流动的五倍。

6.2 迁移性与非迁移性全球流动性的关系。通过将Abel and Cohen迁移流与总流动性比较,研究发现国际迁移仅占全部跨境旅行的一小部分:大洋洲最高为1.33%,北美为0.93%,欧洲最低为.12%,其他多数区域不足1%;1995年以来多数区域迁移占比下降或停滞,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近期上升,原文将其与委内瑞拉危机及相关迁移流增加相联系。全样本迁移流与访客流相关性较弱(ρ=0.24),但以美国2019年为目的地时相关性较高(ρ=0.62);迁移只是跨境人员流动“冰山一角”。

6.3 国际流动性的全球结构。通过将243×243国家走廊构成的网络进行Louvain社区检测(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CDA,用于识别网络集群)和加权PageRank(weighted PageRank,节点影响力指标)分析,研究发现全球网络长期由八至九个区域集群构成,模块度由1995年0.614降至2022年0.523,仍高于0.4的 meaningful community 阈值;高流量走廊相对稳定,德国—奥地利、荷兰—德国等欧洲走廊居前。网络存在七类“构造性位移”:美洲由拉美独立集群转向以美国为中心的统一系统;德国为核心的欧洲集群与北欧—波罗的海—俄罗斯等集群分离,COVID-19与俄乌战争后联系进一步切断;以UAE为中心的中东集群东扩并吸收南亚、高加索和中亚部分国家,Türkiye在2022年成为该集群最中心节点;英国与爱尔兰始终同群但所属集群可变,西班牙、葡萄牙乃至摩洛哥等旅游目的地间歇加入;中国为亚洲集群骨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2022年泰国成为该集群最大枢纽;非洲存在持续的东西流动分野,北非国家在2010年代转向西非集群,摩洛哥2022年加入英国中心集群;Türkiye处于多集群交汇处,先为欧亚集群中心,2022年转为中东集群枢纽。

讨论部分总结:GTMD2.0公开可用,较GTMD1.0延长历史覆盖并作概念与方法改进:纳入迁移使覆盖概念上更完整,但因迁移量极小对总量影响有限;统一访客指标、由航空客运估计含陆路与水路的总旅行量、回测1995—2009年数据;2016年估计为96.1亿次,约为旧版29.3亿次的三倍,主因是采用访客而非仅过夜游客。作者指出多源非传统数据可能带来不一致与缺口,且数据主要记录在册旅行,可能低估未记录/非正规跨境移动及跨境工人,因而估计可能偏低;数据集旨在捕捉全球流动的结构性变化而非追求走廊年完美精度。应用上,讨论部分提出其可用于迁移预测、汇款与 diaspora 策略、旅游需求与可持续旅游、旅行相关排放与气候政策、流行病建模与公共卫生准备,并可补充KOF等全球化指标中“人的维度”,相对化仅基于经济与政治指标的去全球化叙事;未来可研究全球旅行、社会经济发展与不平等的关系。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本文提出1995—2022年全球范围内整合迁移性与非迁移性流动的跨境人类旅行量估计。分析显示,全球跨国流动性显著增加,1995—2019年总量翻倍,并超过同期全球人口增长。研究期内,国际迁移仅占全部跨境旅行的一小部分且占比下降。数据集表明,多数跨境旅行发生在区域内,欧洲在总流动性和区域内流动性方面均居首。最后,尽管观察到个别集群构成发生变化,全球跨国流动性网络始终由八至九个主要流动性集群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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