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Endometriosis Burden Among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 Wo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from 1990 to 202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BD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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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常在生殖生命早期出现症状，然而针对较年轻女性的估计值常被纳入更广泛的生殖年龄人群中。研究人员评估了中国和西太平洋地区（WPR）15–29岁女性的疾病负担。
方法：研究人员分析了1990年至2023年GBD 2023的发病率、患病率和伤残所
目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常在生殖生命早期出现症状，然而针对较年轻女性的估计值常被纳入更广泛的生殖年龄人群中。研究人员评估了中国和西太平洋地区（WPR）15–29岁女性的疾病负担。
方法：研究人员分析了1990年至2023年GBD 2023的发病率、患病率和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YLDs）估计值。分析纳入了WPR及31个国家和地区。研究人员评估了年龄标准化率（ASR）、估计年百分比变化（EAPC）、连接点（Joinpoint）趋势、年龄别和社会人口指数（SDI）模式，以及人口因素对绝对负担变化的贡献。
结果：在WPR层面，现患病例数从1,876,232（95% UI：1,104,449至2,841,601）下降至1,333,780（95% UI：794,707至1,989,545）；发病例数和YLDs分别下降32.3%和28.7%。2023年，新西兰的ASR最高，而中国的ASR最低但绝对负担最大。尽管总体下降，时间趋势呈非线性。在发病率、患病率和YLDs方面，平均年百分比变化（AAPC）在中国介于?0.57%至?0.52%，在WPR介于?0.36%至?0.31%，所有95%置信区间均排除零。2023年，在中国、WPR及所有SDI类别中，年龄别患病率和YLDs率从15–19岁至25–29岁逐渐升高。WPR的发病率在20–24岁年龄组最高，中国在25–29岁年龄组最高。SDI与ASR呈负相关（P < 0.001）。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LOESS）曲线显示非线性关系。分解分析显示绝对负担的下降主要归因于人口变化。
结论：尽管发病率和数量有所下降，子宫内膜异位症负担从青春期到年轻成年期变得越来越明显。将高发病率的太平洋地区环境与人口众多且数量庞大的环境进行对比，支持因地制宜的生殖健康规划。负担估计值的下降不应等同于临床需求的比例性减少。在整个地区，应考虑更早识别以及对青少年的持续性盆腔疼痛评估和管理。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雌激素依赖的慢性妇科疾病，以子宫腔外出现子宫内膜样组织为特征，常引起痛经、慢性盆腔疼痛、性交痛、疲劳和不孕。虽然该病极少致命，但其慢性复发性病程可导致持续性失能，并增加生殖健康服务的使用。症状常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出现，但早期表现与普通月经症状难以区分，可能被患者、家庭、教师和卫生专业人员正常化，导致诊断延迟。既往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多覆盖15–49岁或其他较宽的生殖年龄范围，可能掩盖10多岁至20多岁女性在疾病频率、症状辨识、就医行为和诊断实践上的差异。西太平洋地区（WPR）各国和地区在人口规模、地理和卫生系统能力方面差异巨大，区域平均值不能反映高发病率与高绝对负担并存的情况。因此，专门评估15–29岁青少年和年轻女性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利用GBD 2023数据，对1990—2023年中国和WPR中15–29岁女性的发病率、患病率和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YLDs）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与3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评估了年龄标准化率（ASR）、时间趋势、年龄别模式、社会人口指数（SDI）关联以及人口因素对绝对负担变化的贡献。结果显示，尽管年龄标准化率和绝对负担总体下降，但趋势呈非线性；2023年年龄别患病率和YLDs率从15–19岁至25–29岁明显升高；WPR发病率高峰在20–24岁，中国在25–29岁；SDI与ASR呈负相关；绝对负担下降主要归因于人口变化。这些发现将长期趋势与年龄横断面差异相区分，为区域生殖健康规划和青少年慢性盆腔疼痛的早期识别提供了不同于既往GBD研究的证据。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使用了GBD 2023估计值，数据来源于GBD结果工具，分析对象包括WPR整体和31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数据为公开发布的汇总数据，无个体层面的临床信息。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于GBD世界标准人口计算15–29岁ASR；采用估计年百分比变化（EAPC）和连接点回归（Joinpoint）评估1990—2023年时间趋势；使用Spearman相关和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LOESS）分析SDI与负担的关联；采用Das Gupta分解将绝对负担变化分解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年龄别率（流行病学）三个组分。
**地理异质性（Geographical Heterogeneity）**：通过地图和按国家/地区的表格分析发现，WPR总体现患例数从1990年的1,876,232例降至2023年的1,333,780例，下降28.9%；发病例数下降32.3%，YLDs下降28.7%。2023年，新西兰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为343.20/10万、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为1,572.59/10万、YLDs率为143.93/10万，均为最高；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所罗门群岛也较高。中国在31个国家和地区中ASR最低，但绝对负担最大，2023年占WPR发病例数的44.7%、现患例数的42.6%和YLDs的42.7%。老挝EAPC下降幅度最大（ASIR ?1.32%，ASPR ?1.50%，YLDs率 ?1.49%），蒙古无显著变化。这表明高比率与高数量是两种不同的负担维度。
**非线性时间趋势（Non-Linear Temporal Trends）**：利用Joinpoint回归发现，中国和WPR的ASIR、ASPR和YLDs率虽总体下降，但分段趋势复杂。中国ASIR从1990年的169.09/10万降至2023年的140.75/10万（降16.8%），ASPR和YLDs率降幅约16%。WPR降幅较小（约8%～10%）。中国在2006—2010年快速下降（ASIR APC ?5.77%），2010—2015年上升（APC 1.56%），2015—2021年下降（APC ?1.38%），2021—2023年上升（APC 8.16%）；WPR类似，2009年后转为上升。全周期AAPC均为负，但敏感性分析中中国发病率和YLDs的95%置信区间包含零，提示证据精确性有限。中国与WPR的标准化率差距在1990—2023年间逐渐扩大。
**从青春期到年轻成年期的年龄别负担（Age-Specific Burden from Adolescence into Young Adulthood）**：2023年横断面分析显示，中国和WPR的患病率和YLDs率从15–19岁到25–29岁持续上升。中国发病率在20–24岁为174.14/10万，25–29岁为179.61/10万；WPR发病率在20–24岁最高（226.34/10万），之后仍维持高位。所有SDI类别均呈现这一年龄梯度，提示15–29岁是负担逐步显现的阶段。
**年龄别负担与社会人口指数的关联（Association Between Age-Specific Burden and SDI）**：SDI分层显示，低中SDI地区在15–19、20–24、25–29岁组的年龄别发病率、患病率和YLDs率均最高，高SDI地区最低；在20–24岁，低中SDI负担约为高SDI的1.8倍。Spearman分析显示SDI与ASIR（ρ=?0.53）、ASPR（ρ=?0.43）和YLDs率（ρ=?0.43）呈负相关（P<0.001）。LOESS曲线显示非线性：ASIR随SDI增加而下降然后趋于平缓，ASPR和YLDs率在SDI约0.69处最低后略有上升，中国点位于拟合曲线下方。
**人口与流行病学因素对绝对负担变化的贡献（Demographic and Epidemiological Contributions）**：Das Gupta分解显示，1990—2023年中国和WPR的绝对负担下降主要归因于人口变化，其次为流行病学（年龄别率）变化，年龄结构变化影响较小或部分抵消下降。例如，中国现患例数减少546.2千，其中人口贡献?421.3千，流行病学贡献?144.7千，老龄化贡献+19.9千；WPR现患例数减少542.5千，人口贡献?448.1千，流行病学贡献?146.5千，老龄化贡献+52.1千。这表明负担减少与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不能直接等同于临床需求同比例减少。
讨论部分指出，长期下降趋势与既往GBD研究一致，但2021—2023年的上升段应谨慎解读，不能确认为长期模式的持续逆转。地理差异、年龄梯度和SDI负关联共同支持将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作为独立分析组。服务规划需同时考虑高比率（如太平洋岛屿）和高数量（如中国）两种情境，并注意低SDI地区可能面临评估和治疗可及性较差的问题。局限性包括：GBD估计依赖症状识别和诊断编码，不能代表真实生物学发病率；SDI分析为生态学研究，存在生态谬误可能；15–29岁ASR的不确定性由年龄别上下界近似，未完全传播；中国属于WPR，比较为描述性而非统计独立；缺乏个体症状、诊断延迟、治疗和结局数据。
研究结论可翻译为：在中国和WPR的15–29岁女性中，估计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率和绝对负担在1990—2023年间总体下降，但存在时间波动。2023年年龄别患病率和YLDs率随年龄从青春期向年轻成年期增加；WPR发病率在20–24岁最高，中国在25–29岁最高。地理和社会经济差异持续存在：多个太平洋地区环境标准化率高，而人口大国特别是中国承担大量病例。这些模式可为生殖健康服务评估提供参考，但下降的负担估计值不能证明临床需求减少。未来需将人口水平估计与个体临床和卫生系统数据结合，以区分疾病发生的变化与识别/诊断捕获的差异，并指导WPR的生殖健康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