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1抑制剂停药后肝细胞癌孤立性异时性脾转移:一种罕见的晚期复发模式——病例报告

《Journal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Isolated Metachronous Splenic Metastasis Following Discontinuation of PD-1 Inhibitor Therap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Rare Pattern of Late Recurrence — A Case Repor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来源:Journal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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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孤立性脾转移较为罕见,英文文献中仅有少量特征明确的个案报道。此外,对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

  
背景: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孤立性脾转移较为罕见,英文文献中仅有少量特征明确的个案报道。此外,对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在停药后出现晚期肝外复发的特征尚不明确,给监测和管理带来了重大挑战。 病例展示:一位有6年乙型肝炎病毒相关HCC病史的52岁女性患者,先后接受了肝切除术、微波消融、再次肝切除术及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治疗,并获得了持续的影像学完全缓解。在ICI停药约18个月后,监测影像学检查发现一个孤立的3.0 × 2.6 cm脾脏病灶,伴有显著升高的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水平(257.81 mAU/mL;正常参考值<40 mAU/mL),而甲胎蛋白(AFP)水平正常。研究人员对患者实施了脾动脉造影加部分脾动脉栓塞术,随后进行了根治性脾切除术。术后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化染色证实为HCC脾转移。术后12个月的随访显示,患者持续处于无病生存状态。 结论:本病例表明:(1)脾脏偶可作为HCC晚期寡转移性复发的部位;(2)PIVKA-II在检测AFP阴性的肝外疾病方面具有互补价值;(3)在经严格筛选的患者中,脾切除术联合个体化全身治疗可能是一种技术上可行的选择,但在缺乏前瞻性或大样本队列验证的情况下,该方法是否能构成治愈性策略尚未得到证实。ICI停药与晚期复发之间的时间关联凸显了关于免疫介导的肿瘤休眠及最佳免疫治疗持续时间方面的关键知识空白,有待前瞻性研究加以探索。
研究背景与目的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全球第三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其发生发展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肝硬化及酒精性肝病密切相关。HCC具有高度恶性和强侵袭性,常发生远处转移,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包括肺、骨、肾上腺和淋巴结。相比之下,脾脏是HCC播散的罕见靶器官,即使出现脾转移,也通常伴随广泛的多器官病变,提示疾病已进入晚期阶段。孤立性脾转移指在无其他可识别系统性转移的情况下,脾脏内出现单个转移灶。在所有实体瘤中,孤立性脾转移的总发生率仅为0.3%–0.9%,而在HCC中,脾脏受累的报告率不足1%。尽管近年来英文文献中报告的孤立性HCC脾转移病例有所增加,但总体临床经验仍然有限,且未建立标准化的管理策略。此外,对于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ICI)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在停药后出现晚期肝外复发的模式尚不明确,这构成了重要的知识空白。本研究旨在报告一例原发性HCC患者在长期术后随访中——即在PD-1抑制剂停药约18个月后——发现孤立性脾转移并通过脾切除术成功处理的病例,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此罕见转移模式的认识。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单一病例报告,研究人员对该患者的完整诊疗过程进行了回顾性描述与分析。关键的诊断技术方法包括:多期对比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CECT)用于病灶检出和定性;血清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 AFP)和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 or Antagonist-II, PIVKA-II)的动态监测;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联合部分脾动脉栓塞术(partial splenic artery embolization, PSE)用于术前诊断和治疗;以及开放全脾切除术后的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化(immunohistochemical, IHC)分析进行确诊。该病例来源于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研究结果
患者人口学特征与病史
一名52岁女性,因常规监测影像学检查偶然发现脾脏肿块入院。患者有6年原发性HCC病史,曾接受多模式治疗,并有超过10年的慢性HBV感染史,自2014年起持续口服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
既往肿瘤史与治疗(2018–2022年)
患者于2018年8月首次发现肝脏S5段3.8 cm病灶,行根治性部分肝切除术,病理示中度分化HCC,无微血管侵犯。此后经历两次局部肝内复发:2019年11月累及S8和S3段,行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microwave ablation, MWA)治疗;2021年5月局限于S8段,行第二次部分肝切除术。2022年1月,CECT显示S2、S3和S5段出现多灶性肝内复发,经多学科评估后转为全身治疗,开始使用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经过12个月免疫治疗,复查影像学确认所有肝内病灶达到放射学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依据改良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mRECIST]),随后停止治疗进入定期无治疗监测。
本次发病与术前评估
2024年6月,常规随访CECT显示脾脏内新发一个边界清晰、略低密度的类圆形病灶,大小约3.0 × 2.6 cm,动脉期呈轻度周边环状强化,高度提示转移性疾病。胸部CT未见肺转移,术前检查也未发现其他脾外病灶。实验室检查显示血清PIVKA-II显著升高至257.81 mAU/mL(正常值<40 mAU/mL),而AFP及其他常规生化指标正常。为进一步明确诊断并控制肿瘤进展,研究人员于2024年6月25日实施肝动脉和脾动脉造影联合部分脾动脉栓塞术(PSE)。肝动脉造影未见肝内明显肿瘤新生血管,支持孤立性脾复发的判断。术后血清PIVKA-II从257.81降至176.93 mAU/mL,这一生化变化与PSE对转移灶的肿瘤控制效应一致。综合患者肿瘤史、影像学特征和动态生物标志物反应,临床高度怀疑为HCC孤立性脾转移。
手术过程
患者于2024年9月再次入院,在充分术前准备和多学科确认无手术禁忌证后,行开放全脾切除术。术中见脾脏轻度肿大,脾脏与大网膜、胃及左侧膈肌之间存在广泛致密粘连。手术总时长155分钟,估计术中出血量约50 mL,输注自体血200 mL。
组织病理学发现
切除脾脏标本大小为11.0 × 7.0 × 3.5 cm,切面可见一孤立、边界清楚的灰黄色实性肿块,大小约3.3 × 2.5 × 2.0 cm。镜下见非典型肝细胞样肿瘤细胞呈梁索状和假腺样结构排列,浸润脾红髓实质。免疫组化显示:肿瘤细胞弥漫阳性表达Glypican-3(GPC3),部分阳性表达Arginase-1(Arg-1),符合肝细胞分化特征;Hepatocyte Paraffin-1(Hep Par-1)、细胞角蛋白7(CK7)和CD10阴性;CD34染色显示局灶性窦毛细血管化;CK19在约5%的肿瘤细胞中表达;Ki-67增殖指数约30%。结合形态学、免疫表型和临床背景,最终确诊为HCC脾转移。
术后恢复与随访
术后恢复顺利,无并发症发生。术后1个月CECT未见残留病灶、局部复发或新发转移灶,血清PIVKA-II降至正常范围。术后早期采取主动监测策略。术后5个月,考虑到孤立性肝外转移的高危性质及患者良好的耐受性,启动口服仑伐替尼(8 mg每日一次)维持治疗作为风险适应策略。截至最近一次随访(术后12个月,2025年9月),患者总体状况良好,连续影像学和肿瘤标志物监测均未见复发或转移证据,确保持续的无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脾脏传统上被认为是不利于转移性定植的环境,HCC的孤立性脾转移尤为罕见。在本病例中,PD-1抑制剂停药(在依据mRECIST标准达到CR后)与约18个月后出现脾转移之间存在时间关联,这引发了关于免疫介导的肿瘤休眠假说的讨论。该假说认为,播散肿瘤细胞(disseminated tumor cells, DTCs)可能在远隔部位长期保持静止状态,直至被重新激活。一个合理但未经证实的解释是,ICI停药后,对休眠DTCs的免疫压力可能减弱,从而允许处于免疫介导平衡状态的微小转移灶重新进入增殖周期。然而,这一假设无法与导致晚期肝外复发的其他驱动因素相区分,包括患者固有的易复发肿瘤生物学特性、HBV相关肝硬化的持续促癌环境以及低于影像检测阈值的亚临床进展,因此应视为产生假说而非因果关系。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研究人员报告了一例肝细胞癌(HCC)孤立性异时性脾转移病例,发生在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达到完全缓解后约18个月。尽管仅限于单个患者,但本病例提供了若干具有临床意义的见解。首先,尽管罕见,但对于出现不明原因肿瘤标志物升高而无肝内疾病的HCC患者,脾脏应被视为可能的肝外复发部位之一。其次,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被证明是甲胎蛋白(AFP)在检测复发方面的重要补充,支持采用双标志物监测策略,尤其是在AFP阴性HCC中。第三,在肝功能储备良好且体能状态评分佳的经严格筛选患者中,脾切除术可能是针对孤立性脾转移的可行根治性选择。最后,ICI停药后出现晚期转移性复发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免疫介导肿瘤休眠及最佳免疫治疗持续时间的假说性问题,有待在更大规模队列中进一步研究。研究人员的经验支持对选定的寡转移性HCC患者采用个体化、多学科方法的价值——整合手术、全身治疗和生物标志物指导的随访——但这一结论有待更大规模系列研究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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