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Integrated conservation of linear heritage landscapes from a biocultural diversit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Huizhou-Hangzhou Ancient Trai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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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文化遗产景观体现了生态过程与人类文化实践之间的长期耦合关系,然而以单一生态或文化目标为导向的保护模式难以满足其整体性管理需求。本研究基于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视角,以徽杭古道(Huizhou-Hangzhou Anci
线性文化遗产景观体现了生态过程与人类文化实践之间的长期耦合关系,然而以单一生态或文化目标为导向的保护模式难以满足其整体性管理需求。本研究基于生物文化多样性(Biocultural Diversity)视角,以徽杭古道(Huizhou-Hangzhou Ancient Trail, HHAT)为案例,构建了面向空间规划的综合保护框架。研究评估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格局,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量化了二者的空间关系。进一步将生物文化多样性指数(Biocultural Diversity Index, BCD)与Marxan系统保护规划模型相整合,识别了生物文化核心保护区(Biocultural Core Protected Areas, BCCPA),并支撑差异化的空间保护策略。结果表明,徽杭古道沿线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呈现显著拮抗耦合关系:拮抗耦合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的98.90%,而协调区域仅占0.02%。基于研究区的自然与人文背景,该格局可能受到小尺度空间资源刚性竞争、交通廊道双重效应以及传统生计活动累积效应的共同影响。为此,研究提出了“一核两廊”的综合保护空间格局,以及四种保护策略:保护-最小干预、保护-适度活化、修复-最小干预、修复-适度活化,实现了从耦合诊断到空间规划响应的有效转化。本研究深化了对山地线性遗产景观中生物文化相互作用的理解,并为综合保护规划提供了可迁移的方法路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范式已从单体保护转向综合保护,并进一步向可持续保护演进,其范围从单体遗产扩展至景观尺度,涵盖更全面的遗产价值。线性文化遗产(Linear Cultural Heritage)——如古道和运河——凭借其跨区域的线性或带状属性,与自然环境、聚落格局和社会文化实践相整合,形成综合性文化景观系统。这些遗产地不仅是人类文明互联的见证,也是维持区域生态连通性的重要廊道。然而,现有仅关注生态或文化单一维度的保护方法,对线性文化遗产的景观完整性构成严重挑战,包括空间连续性中断、生态过程受阻和文化连通性减弱等问题。
生物文化多样性理论(Biocultural Diversity Theory)认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古道而言,人类商业活动和聚落演化与当地地形、植被和生态演替紧密耦合,形成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近年强调,整合生物文化视角是实现景观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因此,构建整合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保护框架,对线性文化遗产景观的长期可持续管理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存在固有局限:多数研究将文化价值与生态功能作为离散的评价维度,缺乏对其耦合机制及空间异质性的系统表征;在保护目标的定量优化、情景决策支持系统构建和动态治理策略制定方面存在不足;且研究多聚焦于丝绸之路、长城等大型线性遗产,对小尺度区域性线性遗产关注不足。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中国徽杭古道(HHAT)为对象,旨在构建面向线性文化遗产景观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综合空间保护框架,将生物与文化价值评估明确映射至地理单元和古道区段,为保护分区和管理决策提供定量依据。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探索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耦合关系及其空间异质性;将生物文化多样性指数与Marxan模型分析整合,为生物文化景观协同保护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框架。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徽杭古道沿线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呈现显著拮抗耦合关系,拮抗耦合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的98.90%,协调区域仅占0.02%;高生物多样性区域主要分布于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地森林地带,而高文化多样性区域集中于绩溪县和歙县主要城区及古道沿线村镇,二者空间错位明显。基于此,研究提出“一核两廊”的综合保护空间格局和四种差异化保护策略,实现了从耦合诊断到空间规划响应的有效转化。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其一,生物多样性指数(Biodiversity Index, BD)构建,选取生境质量指数(Habitat Quality Index, HQI)、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生境面积百分比、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和景观多样性指数(Landscape Diversity Index, LDI)五项指标,采用专家评分法与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确定权重。其二,文化多样性评估,基于284处物质文化遗产点和13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用核密度分析(Kernel Density Analysis)表征文化遗产生空间集聚度,以等权叠加方式计算文化多样性指数。其三,生物文化多样性指数(BCD)采用等权平均法计算。其四,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和相对发展度模型用于量化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空间关系。其五,Marxan系统保护规划模型,以300m×300m均质网格为规划单元,以2020年人类足迹指数为成本代理,通过模拟退火算法识别优先保护区域。研究区涵盖歙县徽城、霞坑、北岸、桂林、杞梓里、三阳等乡镇,以及绩溪县华阳、临溪、瀛洲、伏岭、家朋、荆州等乡镇,总面积约1268.94km2。
四、研究结果
4.1 徽杭古道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空间格局
生物多样性评估结果显示,高生物多样性区域主要集中于海拔400米以上、尤其超过700米的山地地区,以森林覆盖为主,多分布于山区村庄和林场周边,生态条件保存良好;低生物多样性区域主要与城市建设用地相关,集中于低海拔地区。文化多样性评估结果显示,高文化多样性区域主要集中于绩溪县和歙县主要城区,这两地在古徽州时期为经济文化中心,遗存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高值区域主要沿登源古道和徽昌古道分布,以及沿线村镇。通过叠加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结果,生物文化多样性指数被划分为低、中、高三级,低值区集中于城市建成区和高海拔草地,高值区主要分布于高海拔区域及城市外围和主要古道廊道沿线。整体而言,仅少数区域同时具备高生物多样性和高文化多样性,多数区域呈现显著空间错位。
4.2 徽杭古道生物文化多样性的耦合协调特征
耦合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分析结果表明,拮抗状态主导了研究区的耦合协调关系,占98.90%,其中大部分属于文化多样性滞后于生物多样性的类型Ⅰ;磨合状态占1.08%,主要分布于绩溪县和歙县主城区及古道沿线村落;协调状态仅占0.02%,位于绩溪县城区东部交界处及邻近林场。整体耦合协调度值偏低,表明两指数变化同步性差,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潜在空间权衡关系。
4.3 徽杭古道保护类型分区结果
基于Marxan模型100次迭代的保护单元选择频率,研究区被划分为六级保护分区,选择频率在80至100次之间的规划单元被确定为最优保护区域,面积约438.57km2,空间上呈现核心区高连片、外围零散斑块的核心-外围格局。通过叠加古道缓冲区(州际古道1500m、县际古道1000m、乡村古道500m)、生物文化高值区和最优保护区域,识别出生物文化核心保护区(BCCPA)。以BCCPA占古道保护区面积比例10%为阈值,结合古道保存现状,将26条古道划分为四种保护类型:保护-最小干预型、保护-适度活化型、修复-最小干预型和修复-适度活化型。修复-适度活化型古道主要分布于低海拔城市建设用地,如登源古道、徽昌古道和丛山关古道;其余三种类型集中于高海拔林地和草地地区。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呈现拮抗耦合格局可能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小尺度空间资源的刚性竞争、交通廊道的双重效应以及传统生计活动的累积效应。尽管空间上呈现拮抗关系,二者在长期演化中仍存在隐性协同与动态权衡: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支撑徽州传统农耕、民俗和古道商业文化的延续,而原住民的生态认知和农耕规范也促进生态管护。研究提出的综合保护框架创新性地构建了“评估-分区-实施”的闭环管理路径,通过BCD指数与Marxan模型的联合应用,克服了传统规划中维度失衡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以徽杭古道为案例,从生物文化多样性视角揭示了山地线性文化遗产景观中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空间关系的特征,探索并提出了针对徽杭古道的差异化保护路径和空间规划策略。结果表明,研究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呈现显著拮抗耦合模式,高值区域空间错位明显,这一格局可能反映地形约束、人类活动集中和历史古道依赖对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关联的潜在影响。通过整合生物文化多样性指标与Marxan优化模型,本研究实现了从关系识别到保护优先区划定的空间转化,弥补了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决策支持的不足。所提出的差异化保护与空间调控策略,为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保护双重语境下山地线性文化遗产景观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