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国际法:从lex ferenda到lex lata的规范趋同与原则结晶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From lex ferenda to lex lata? AI and international law: converging existing principles with emerging standard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3日 来源: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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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已超过建立有约束力的全球监管的努力,使AI受制于由国内法、区域文书和软法指南构成的碎片化拼凑。本文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论点。第一,互补性命题:在缺乏全面的AI特定全球标准的情况下,国际人权法(IHRL)、国际人道法(IHL)和国际

  
摘要: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已超过建立有约束力的全球监管的努力,使AI受制于由国内法、区域文书和软法指南构成的碎片化拼凑。本文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论点。第一,互补性命题:在缺乏全面的AI特定全球标准的情况下,国际人权法(IHRL)、国际人道法(IHL)和国际刑法(ICL)的既有规范提供了一个有约束力、近乎普遍的基线,填补监管空白、指导解释并约束新文书的设计。第二,更具特色的是结晶化命题:软法文书——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原则(OECD Principles)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建议书(UNESCO Recommendation)到协商一致的联合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决议和欧洲委员会框架公约(Council of Europe Framework Convention)——围绕反复出现的核心原则(尤其是透明度、问责和人类监督)的显著趋同表明,AI特有的国际法一般原则已经正在形成,即使缔结有约束力文书的尝试进展缓慢。依此观点,面对AI争端的法院无需宣布法律不明(non liquet):现有国际法经这些正在结晶的原则充实后,排除了法律真空。本文通过考察联合国(UN)、OECD、欧盟(EU)和标准制定机构的监管努力、全球协调的障碍以及既有法律原则对AI的适用,证明上述主张,并论证统一框架应整合这一新兴规范性成果(normative acquis)。
研究背景:Alesia Zhuk的论文围绕人工智能(AI,指机器系统从输入推断输出并影响物理或虚拟环境的技术)的全球治理展开。过去十年全球AI投资显著增长,2025年全球企业AI投资翻倍至5817亿美元;AI早期受军事应用和自主武器系统(AWS,可独立决策的武器系统)推动,AWS国际法地位仍有争议,虽无专门条约禁止,但受1949年《日内瓦公约》等既有规范约束,包括区分、比例和问责。AI迅速扩展至医疗、金融、就业和公共行政,生成式AI三年内达到多数人口采用。美国、欧盟(EU)和中国投资大,但统一国际框架难;风险有共识而监管范围、方法和严格性分歧。EU《人工智能法案》2024年8月生效,美国强调创新与竞争力及行业标准/部门监管,中国采取国家驱动监管。现有AI应用受碎片化法律规范,尤其人权和武装冲突法;拼凑造成保护与问责缺口、监管套利、缺乏共同基线。研究由此提出互补性命题和结晶化命题,考察现有规范及适用,旨在为全球AI部署的伦理和法律稳健实践讨论作贡献。其意义在于:既有国际法提供有约束力、近乎普遍的基线;统一框架需补充协调定义、执行与问责机制及AI特定风险覆盖。

技术方法:该研究采用规范分析、制度考察和比较分析,不涉及样本队列来源。研究人员梳理联合国(UN)、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政府间经济政策组织)、EU及标准制定机构的AI监管努力,分析全球协调的政治、经济和技术障碍,并将IHRL、IHL、ICL的既有原则以类比延伸方法适用于AI。理论框架借助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在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案中的“结晶”表述,以及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关于习惯国际法和一般原则的结论,论证AI一般原则的形成。

研究结果:2 国际与跨国法中的AI监管框架:通过考察UN、OECD、EU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布达佩斯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欧洲委员会框架公约、AI峰会与标准机构,得出监管广泛但碎片化,AI特定文书谈判慢而既有国际法原则可类比适用。2.1 国际努力:通过考察UN的AI for Good、AI机构间工作组、AI伦理原则、UNESCO观察站、UN大会决议A/RES/79/325及科学小组/全球对话,OECD 2019/2024原则与AI定义,EU AI Act分阶段实施与通用AI行为准则,得出三主体监管哲学不可兼容,分歧暴露协调悖论。2.2 障碍:通过分析共享定义缺失、非约束性文书执行差距、监管雄心与主权张力、立法与技术结构滞后,得出这些障碍凸显既有国际法作为稳定参照的价值。2.2.1 技术复杂性与快速进步:通过讨论生成式AI、深度伪造、自主系统与算法不透明,得出传统以人类决策者为对象的监管难分配责任,需新评估方法。2.2.2 伦理与社会影响:通过讨论训练数据偏见、预测性警务及因果推断/差异影响分析,得出需从数据集策展到部署监测全生命周期干预。2.2.3 执行与问责:通过讨论国际机构方案、行政成本、共识决策迟延、主权让渡及国联/UN经验,得出执行是薄弱环节,呈现aut consilio aut ense困境。2.2.4 国际标准制定、区域与双边努力:通过考察国际电信联盟(ITU)、ISO/IEC JTC 1/SC 42、G7/G20、欧盟—美国贸易与技术委员会(EU-US TTC)及美中首次AI政府间会议,得出有进展但未解决根本障碍。3 适用于新兴技术的国际法原则:通过普遍性、平等和法治三基础原则及类比延伸,得出既有规范可适用于AI。3.1 人权法与原则:通过分析透明度、问责、公平非歧视、隐私、安全、人类监督、有益使用、包容性、表达自由、公平审判、适当生活水准及GDPR/ICCPR/ICESCR等,得出人权法提供有约束力义务和实质限制,但执行制度问题仍存。3.2 人道法与原则:通过分析区分、比例、预防、人道、问责、马顿斯条款(Martens Clause,未明文规定时仍受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保护)及《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AP I)/习惯国际人道法(CIHL),得出既有IHL仍是AWS操作框架,人控核心趋同;比例算法实践可行性受质疑。3.3 国际刑法与原则:通过分析《罗马规约》、指挥责任、间接正犯、协助教唆及Bemba、Katanga、Taylor、Nahimana等案例,得出ICL增加个人问责维度,但心理要件和指挥责任延伸未决。4 从lex ferenda到lex lata:AI原则的结晶化:通过分析软法文书趋同、ICJ North Sea案、ICJ规约第38(1)(b)(c)条及ILC结论,得出不是AI习惯国际法已形成,而是透明、问责、人类监督等一般原则从lex ferenda向lex lata迁移;法院无需宣布non liquet;Lotus推定不适当;局限是抽象、不均匀。5 结论:通过综合两命题,得出国际法原则先于AI存在并因设计适用于AI;现有法对私人开发者间接、前沿通用模型治理有缺口、碎片化和执行弱,故统一全球框架仍必要,应协调定义、弥合管辖缺口、提供监测执行;原则是基础。

讨论与结论:讨论承认两命题不消除统一全球框架必要性;互补性命题使既有法作为解释基线和设计标准,结晶化命题说明软法重述会增厚一般原则;但现有法难直接触及私人开发者,前沿通用模型、自主决策归责和AI虚假信息风险仍有缺口;区域分歧招致监管套利,执行最弱。统一框架应编织而非替代。研究结论(译):国际法并非在AI到来后才发展出与治理AI最相关的原则;这些规范因设计约束任何工具行使的权力而适用于AI;两命题说明既有规范与新兴AI监管架构互补并相互强化,但统一框架仍必要,原则是适当基础,制度转化工作紧迫且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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