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Data & Society》:Cultivating digital citizenship in a datafied age: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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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化社会中,个体如何成为积极参与者?他们需要具备何种技能或能力?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在香港考察了数据化社会中数字公民的两个方面——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和数据效能(data efficacy)。基于一项原始问卷调查(N = 3279),
在数据化社会中,个体如何成为积极参与者?他们需要具备何种技能或能力?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在香港考察了数据化社会中数字公民的两个方面——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和数据效能(data efficacy)。基于一项原始问卷调查(N = 3279),研究发现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以及政治不满程度更高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数据素养,且多样化且频繁的数字参与能够预测数据素养。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N = 624)结合试验后焦点小组进一步检验了两种干预措施在提升数据素养与数据效能方面的效果:通过聊天通讯应用进行的信息性接触(informational exposure)以及通过工作坊进行的面对面审议讨论(face-to-face deliberation)。两种干预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参与者的数据素养,尤其是在参与性维度(participatory aspect)上。然而,仅有信息性接触显著增强了参与者的数据效能,而审议讨论反而意外地降低了这一指标。这些初步发现表明,信息性接触可能是强化数据素养与数据效能的一种有前景且可规模化推广的策略,而审议性参与虽以短期信心为代价,却提高了批判意识。本探索性研究强调,有必要设计能够在能力与批判意识之间取得平衡的数据教育项目,以促进数字公民的培养。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监控技术、数据分析手段以及数字设备与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社会运作日益依赖数据。数据化(datafication)虽然催生了社会经济创新机遇,但也带来了隐私侵犯、网络安全威胁和不平等加剧等一系列风险与挑战。在此背景下,个体能否理解数据收集对其隐私、自主权与公民权利的影响,能否有效、安全且负责任地参与数字环境,成为亟待探讨的问题。现有理论对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多有阐述,但鲜有研究比较不同教育策略在培育数字公民方面的实际效果。为此,本研究聚焦于数据化社会中数字公民的两个核心维度——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与数据效能(data efficacy),旨在探究何种干预方式更能有效提升这两项能力。
研究设计与结论
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设计,首先在香港进行了一项大规模在线问卷调查(N = 3279),以建立数据素养与效能的基线水平。随后,邀请其中624名受访者参与一项随机对照试验(RCT),将其随机分配到信息性接触组(informational exposure)、审议工作坊组(deliberative workshop)或对照组,并在干预前后分别完成相同问卷。最后,研究人员组织了10场焦点小组讨论,以深入理解干预效果的背后机制。研究发现,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不满程度较高的个体展现出更高的数据素养,且多样化的数字参与行为能够正向预测数据素养。两种干预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数据素养,尤其在数据参与(data participation)维度上效果显著。然而,只有信息性接触显著提升了数据效能的所有三个维度(内部效能、外部效能与工具效能),而审议工作坊反而降低了参与者的内部效能(internal efficacy)。焦点小组访谈揭示,这种降低并非源于无力感,而是“信心悖论”(confidence paradox)的体现:参与者在听到他人分享负面数字经历后,变得更加谨慎并采取了更多保护性行为,其批判性意识因此增强。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三种关键方法:一是大规模在线问卷调查,由一家本地调查公司实施,样本包括概率面板与志愿者面板,覆盖3279名粤语使用者,并对人口学与政治变量进行了加权处理;二是随机对照试验(RCT),将624名受访者随机分配至信息性接触组(通过WhatsApp群组发送16条结构化短消息)、审议工作坊组(参加约两小时的面对面小组讨论)以及无干预对照组,并通过协方差分析(ANCOVA)评估干预效果;三是试验后焦点小组讨论,共组织10场,涵盖各干预组参与者,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法对转录文本进行编码与分析。
研究结果
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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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思维(Data Thinking):WhatsApp组(β = 0.027, p = 0.053)与工作坊组(β = 0.028, p = 0.039)得分均略高于对照组,但仅工作坊效应达到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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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实践(Data Doing):WhatsApp组显示出微弱的正向效应(β = 0.070, p = 0.086),工作坊组效应不显著(β = 0.043, p = 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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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与(Data Participation):两种干预均产生显著改善(WhatsApp: β = 0.076, p = 0.028;工作坊: β = 0.067, p = 0.050),且两组间差异不显著。
数据效能(Data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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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效能(Instrumental Efficacy):WhatsApp组显著高于对照组(β = 0.133, p = 0.003),工作坊组无显著变化(β = -0.036, p = 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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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效能(Internal Efficacy):WhatsApp组显著提升(β = 0.208, p < 0.001),工作坊组反而显著低于对照组(β = -0.147, p =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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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效能(External Efficacy):WhatsApp组显著改善(β = 0.230, p < 0.001),工作坊组效应边缘显著(β = 0.076, p = 0.071)。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性接触与审议参与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数据素养,但两者在效能维度上出现明显分化:信息性接触全面增强了参与者的信心,而审议参与反而降低了内部效能。焦点小组访谈揭示,这一下降并非真正的去权(disempowerment),而是反映了“信心悖论”:参与者在听到他人分享网络诈骗、数据滥用等负面经历后,变得更加警觉,从而采取更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如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强密码和双因素认证。这表明,审议参与虽然短期内削弱了自信,却促进了更深层次的批判意识与行为改变。
研究结论指出,信息性接触作为一种低成本、易规模化的策略,适合作为数字公民教育的基础框架;而审议参与则有助于培养成熟的数字公民所需的警惕性与批判性思维。两种方法应互补使用,以实现能力与批判意识之间的平衡。研究人员同时提醒,本研究基于单一城市、为期一个月的信息干预与两小时的工作坊,效果有限且在不同素养维度上表现不均,未来需要在其他情境中进行复制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