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因素对实施结果的影响：农村儿童权益倡导中心（CAC）的混合方法研究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Team Influences on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A Mixed-Methods Study of Rural 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s

　　

**背景**：团队合作影响实施过程和结果，但关于具体团队维度如何影响实施的知识仍有限。研究人员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explanatory sequential mixed methods），考察团队合作如何影响农村儿童权益倡导中心（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CAC）多学科团队的实施结果。

**方法**：某州内的CAC实施了儿童创伤应激护理过程模型（Care Process Model for Pediatric Traumatic Stress, CPM-PTS），这是一项心理健康筛查/转介方案。研究人员有目的地抽取了6个覆盖范围（reach）存在差异的农村/边疆CAC，并访谈了每个CAC的团队成员（N=24）。访谈数据被编码为潜在的影响因素，随后归类为一般团队合作（general teamwork）或创新特定团队合作（innovation-specific teamwork）。每个CAC的影响因素被评定为负向、混合或低/中/高正向。评定结果与实施结果被整理成可排序矩阵，并通过颜色编码识别模式。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通过联合展示（joint display）进行整合。

**结果**：一般团队合作和创新特定团队合作均与实施结果相关。情感/行为功能（如信任、冲突管理）方面的问题损害了实施努力。共同目标促进了更快的采纳时间，尤其是当CPM-PTS被视为推进团队目标时。整体绩效较好的团队获得了更好的覆盖范围。团队成员尽管知识有限，但普遍支持CPM-PTS，然而他们的知识和信念对实施结果影响甚微。与有意或被动对团队成员隐瞒筛查结果的站点相比，有意且持续地与团队成员共享筛查结果的站点获得了更好的覆盖范围和更快的采纳时间。

**结论**：在基于团队的服务环境中，团队绩效和共同目标有助于获得更好的实施结果。积极的情感/行为功能可能是成功实施的必要前提，但单独不足以改善结果。已经紧密合作的团队可能寻求更积极地参与新实践，而他们的参与可以增强实施结果。

**论文解读：团队因素对农村儿童权益倡导中心实施结果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团队合作在实施科学中日益受到关注。在基于团队的服务环境中，实施新实践要求团队成员协同应对新要求并推动变革。然而，关于团队合作的具体维度如何影响实施结果的知识仍然有限。先前系统综述指出，团队合作确实影响实施结果，但团队构念和实施结果的界定不够精确，限制了对作用机制的理解。儿童权益倡导中心（Children's Advocacy Center, CAC）采用多学科团队应对儿童性虐待等严重侵害，团队成员包括CAC工作人员（如主任、法医访谈员）以及其他机构聘用的专业人员（如执法、儿童福利、医疗）。该团队可被视为在CAC内层情境中运作，同时作为桥梁因素连接外层系统与多个组织的内层情境。本研究依托输入-中介-输出-输入（IMOI）团队效能框架，旨在考察具体团队维度（情感状态、行为过程、认知状态等）如何影响实施结果，并填补团队层面实施机制的认知空白。

**二、研究内容与意义**

研究人员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从某州所有受邀实施CPM-PTS的CAC中，有目的地选取6个覆盖范围（reach）不同的农村/边疆CAC，访谈24名团队成员，并将定性发现与先前定量研究结果进行三角互证。研究发现，一般团队合作与创新特定团队合作均与实施结果相关；情感/行为功能方面的问题会损害实施，但积极的情感/行为功能本身不足以改善结果；共享目标和团队绩效有助于获得更好的实施结果；主动共享筛查结果可提高覆盖范围并加快采纳。该研究为团队层面的实施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提示针对团队的实施策略有可能提高循证实践的实施效果和服务质量。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解释性顺序混合方法设计。定性数据来自对6个农村/边疆CAC的24名团队成员的半结构化访谈，样本覆盖CAC主任、CPM-PTS实施者、儿童福利工作者和执法专业人员。访谈数据主要采用演绎编码，通过迭代过程实现代码饱和和意义饱和。编码后提炼出影响因素，并区分为一般团队合作与创新特定团队合作。四名评分者对每个站点的各因素进行独立评级，通过共识讨论确定最终评级，并采用持续比较法检查一致性。评级结果以热图形式呈现，并与实施结果进行模式匹配。最终通过联合展示（joint display）将定性发现与先前定量假设检验模型进行整合。

**四、研究结果**

**（一）参与者背景（Participant Background）**。共访谈24名参与者，包括CAC主任（n=6）、CAC工作人员（n=5）、儿童福利工作者（n=6）和执法专业人员（n=7）。除CAC 1的主任与协调员选择联合访谈外，其余均为个人访谈。样本覆盖了团队中的不同角色。

**（二）一般团队合作的影响因素（Influencing Factors: General Teamwork）**。一般团队合作涵盖情感功能、行为功能、认知功能和团队有效性。识别出14个影响因素，其中6个在所有站点均评为正向，但正向程度的高低与筛查率无关。覆盖范围差的两个CAC在情感/行为功能方面存在混合或负向评级，例如团队缺乏信任、不愿承认错误、冲突处理不当且未解决。共享目标和目的在覆盖范围差的站点评级较低或混合，而高评级的两个站点（覆盖优秀和公平）具有最快的采纳时间。团队绩效评级与覆盖范围一致：覆盖优秀站点为高度正向，良好/公平站点为中度，覆盖差站点为低或混合。团队参与度受外部约束（如工作量过大）影响，未区分不同实施成功程度的站点。

**（三）创新特定团队合作的影响因素（Influencing Factors: Innovation-Specific Teamwork）**。识别出7个创新特定团队合作因素。团队参与实施决策在5个站点为负向，表明实施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决定。团队参与学习创新和成员知识水平低至中等，均未区分实施成功程度。支持性信念在多数站点为低至中度正向，但一个混合信念的站点覆盖范围差。感知对服务的影响在所有站点均为正向。工作流整合存在变异，覆盖优秀的站点高度整合，两个站点为负向。主动团队参与创新使用方面，覆盖范围和采纳时间较好的站点通常将筛查结果与团队共享，而隐瞒结果的站点（无论有意还是被动）结果较差。

**（四）其他创新特定影响因素（Other Innovation-Specific Influencing Factors）**。包括儿童/家庭反应、外部影响、技术和自我效能。儿童/家庭反应总体积极，但存在个别例外（如青少年未如实回答）。外部影响（如实施支持团队）被正向描述。技术和自我效能在部分站点被报告为障碍，与其他创新特定因素共同影响实施体验。

**（五）混合方法整合（Mixed-Methods Integration）**。联合展示显示，定性发现与定量结果高度收敛。定量分析未发现情感/行为功能与覆盖范围显著相关，而定性数据扩展了这一结果：情感/行为功能问题确实会损害实施，但积极的情感/行为功能不足以额外改善结果。共享目标与定量研究中的结果互依性（r=-.52, p<.05）以及共享目标与采纳时间的大效应（r=-.41, ns）一致。团队绩效与覆盖范围（r=.34, ns）和采纳时间（r=-.32, ns）的大效应也得到定性支持。团队成员的知识和信念与定量研究中高可接受性、适当性和可行性评分一致，但不区分实施结果。主动共享筛查结果与定量研究中的任务互依性（task interdependence）显著相关（r=.55, p<.05），表明相互依赖的团队更有可能积极参与创新使用。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一般团队合作与创新特定团队合作的区分有助于理解实施机制。积极情感/行为功能可能是成功实施的必要前提，但并非充分条件；实施努力应聚焦于修复存在的问题，而非进一步提升已正向的功能。共享目标可加快采纳时间，尤其当创新被视为推进团队目标时。团队绩效越好，实施结果越好。团队成员的创新知识信念对实施结果影响有限，相比之下，共享筛查结果并让团队成员参与讨论资源与后续计划更为关键。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量小、访谈在实施后开展可能存在回顾性偏倚，以及部分构念范围受限；但多种数据来源和分析者三角互证增强了结果的可靠性。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目前对团队层面因素如何影响实施过程和结果的理解仍然有限。本研究对农村多学科跨部门团队实施心理健康筛查/转介方案的混合方法考察，促进了我们对团队合作如何影响实施结果的理解，并提出了可能的团队层面变革机制。整合团队合作干预的实施策略可用于针对特定团队方面（如增加互依性、改善冲突管理），并检验这些团队层面机制是否能改善实施结果。针对团队的实施策略有望提高团队实施新循证实践的能力，改善团队服务环境中的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