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liative Care and Social Practice》：Translation as cultural dialogue: An explorativ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reconciliation of DLI-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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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死亡素养指数（Death Literacy Index, DLI）最初在澳大利亚开发，是一种旨在测量死亡素养的工具。尽管DLI已在包括瑞典、英国、中国和土耳其在内的多个国家进行了文化适应和验证，但已发表的翻译与适应过程的描述仍然有限。在爱沙尼亚，姑
摘要
背景：死亡素养指数（Death Literacy Index, DLI）最初在澳大利亚开发，是一种旨在测量死亡素养的工具。尽管DLI已在包括瑞典、英国、中国和土耳其在内的多个国家进行了文化适应和验证，但已发表的翻译与适应过程的描述仍然有限。在爱沙尼亚，姑息治疗服务仍在发展中，公众对死亡与临终的讨论有限，因此需要一种文化上适当的死亡素养测量工具。
目标：本研究旨在记录并审视DLI爱沙尼亚语版（DLI-Est）的前向翻译与协调过程。
设计：本研究聚焦于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前向翻译与协调。一个跨学科专家组独立将DLI翻译成爱沙尼亚语，随后进行了两轮共识讨论，以识别并解决语义、惯用、经验性和概念性差异，并将结果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面向未来的翻译版本。
方法：所有共识讨论均进行录音并逐字转录。转录文本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审阅，并采用质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进行分析。反复出现的主题和翻译相关挑战被识别、编码并归类。
结果：共识别出三大类挑战（N = 66）。大多数与语言挑战相关（n = 34，52%），主要属于语义精确性子类别。在翻译方法方面（n = 20，30%），大多数涉及术语管理。文化适当性方面的挑战最少（n = 12，18%）。
结论：本研究表明，研究工具的跨文化适应不仅仅是语言翻译，还需要对语用惯例、本地术语和文化意义进行谨慎协商。通过将文化因素与语言精确性相结合，本研究为未来类似工具的适应提供了一个可迁移的方法论框架。
论文解读：死亡素养指数的爱沙尼亚语翻译与跨文化适应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死亡素养被定义为“一套使人能够获取、理解并采取行动应对生命末期与死亡照护选择的知识和技能”。为测量人群的死亡素养水平，澳大利亚于2019年在Kerrie Noonan博士领导下开发了死亡素养指数（Death Literacy Index, DLI），该工具基于证据设计，旨在评估个体与临终照护、死亡和临终相关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性理解，包括获取、理解和使用死亡相关信息的能力，以及参与临终讨论、支持他人和利用现有照护系统的信心与能力。
当前姑息治疗领域的科学文献和术语主要源自英语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凸显了在各国和文化背景下批判性审视和调整姑息治疗语言的必要性。医学人类学家Cecil Helman指出，由于人类群体的文化多样性，没有任何全球健康策略可以普遍适用。因此，DLI等健康相关工具必须具有情境敏感性、语言适当性，并与当地规范、价值观和世界观保持一致。
在爱沙尼亚背景下，世俗主义、生物医学主导地位和持久的民俗传统塑造了人们对死亡和临终的态度。清晰一致的术语对于理解可用的临终照护选择、促进知情决策和医患沟通至关重要。然而，爱沙尼亚面临多重挑战：姑息治疗服务发展不均且整合不足，术语零散，公众对可用服务认知度低，区域间照护可及性差异显著。2025年《预立指示法》的通过标志着该国在加强患者自主权和预立照护计划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其实施受到教育有限、技术障碍和社会对讨论死亡话题持续不适的阻碍。
尽管DLI已在多个国家得到验证和/或文化适应，包括英国、瑞典、土耳其、中国以及比利时和荷兰的比较样本，但已发表文献中对翻译和文化适应过程的描述往往有限。这一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心理测量工具不仅仅评估语言，而是评估通过语言和文化中介的意义、经验和社会实践。缺乏仔细的适应，直译可能扭曲潜在构念并损害与原工具的概念等价性。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5年春季组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跨学科专家组，成员包括一名语言学家（PU）、两名民俗学家（MA、EHS）、一名神学家（AR）和一名医学人类学家兼姑息治疗专家（PP），均为以爱沙尼亚语为母语且英语熟练的专家。这一组成代表了对Beaton等人翻译与综合方法的有意跨学科调整，将多种形式的专业知识整合到一个结构化的协调过程中。
研究聚焦于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前向翻译和翻译协调。每位成员独立完成DLI从英语到爱沙尼亚语的前向翻译，随后于2025年4月和5月进行了两轮共识讨论（共约4小时），识别并解决语义、经验和概念差异，最终形成统一翻译版本。所有共识讨论均录音并逐字转录，两名研究人员（PU和JS）独立审阅和验证转录文本。
质性内容分析遵循Vaismoradi等人描述的方法论框架。分析单位定义为由单个句子或多个连续话轮组成的有意义文本片段。研究人员进行开放式编码，逐行检查每个片段，识别关键表达和重要观察，形成详细编码框架。随后对编码进行比较、提炼并组织为更广泛的概念分组，通过迭代抽象将子类别整合为主类别。编码和类别开发由PU和JS进行初步共识讨论，随后整个研究团队参与协作讨论以最终确定分析框架。
三、研究结果
质性内容分析产生了三个主要类别，反映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核心挑战和考量：（1）翻译方法，（2）文化适当性，（3）语言挑战。共识别出66处翻译差异，语言挑战占比最大（n = 34，52%），主要属于语义精确性子类别；翻译方法占20处（30%），多数涉及术语管理；文化适当性相关差异最少（n = 12，18%）。29个DLI问题中有21个受到上述类别影响，其中7个问题经历了较实质性的修改。
翻译方法：该类别共发现30处问题，25处涉及术语管理，5处涉及调查语言适应。术语管理方面，如“姑息治疗”（palliatiivne ravi）一词，许多爱沙尼亚人可能不认识这一概念，但将其扩展为完整解释会将任务从回忆知识转变为获取知识。调查语言适应方面，翻译者必须在忠实于源文本与功能性清晰之间做出基本决策，包括量表词的翻译和代词选择。爱沙尼亚语区分非正式单数sina和正式复数teie，这一选择涉及语用和伦理考量。
文化适当性：该类别共发现12处问题，6处涉及情境变异性，6处涉及文化特定指涉。情境变异性方面，“社区”（community）在爱沙尼亚语中译为kogukond，但其理解含义因语言而异；“在我所在地区”（in my area）等表述揭示了国家地理和医疗体系的结构性差异。职业术语如“墓地工作人员”（cemetery staff）在爱沙尼亚语中有多种对应词，从hauakaevaja（掘墓人）到surnuaiavaht（墓地看守人），文化共鸣各不相同。文化特定指涉方面，爱沙尼亚虽为大体单一文化国家，但需考虑宗教多样性（路德宗、东正教等）和世俗背景。Q14“我知道一个人在家中死亡时的规章制度”的翻译显示，泛化术语如asjaajamine（组织/管理）可能无意中将焦点从法律和行政程序转移到文化或仪式实践，如遮盖镜子或在窗台上放一杯水。
语言挑战：该类别共发现34处问题，25处涉及语义精确性，9处涉及形态细微差别。语义精确性方面，一些术语存在既定的爱沙尼亚语形式但带有非预期的强调，如“姑息治疗”的翻译palliatiivne ravi突出了“治疗”（ravi）而非“照护”，暗示治愈性而非支持性干预。“情感支持”可译为emotsionaalne tugi、vaimne tugi或hingeline tugi，每种变体带有不同联想。敏感术语如“生命末期的人”（person at the end of life）缺乏无问题的爱沙尼亚语对应词，surija（临终者）清晰但直白。动词选择方面，“能够”（able）可译为suutlikkus、v?imekus、v?imelisus或valmisolek，前三者强调心智或身体能力的具备，而valmisolek暗示准备就绪或开放的状态，含意愿而非能力的意味。形态细微差别方面，语法结构以微妙方式塑造语用解释，如Q22中方位格（adessive）与转化格（translative）的选择可能暗示照护的持续时间和强度，从而改变感知的责任范围。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证实，翻译是一个深度文化和交际过程，需要关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翻译方法、文化适当性和语言挑战。翻译不仅仅是词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而是在目标人群可理解和相关的条件下对意义、态度和文化细微差别的协商。
爱沙尼亚语境凸显了忠实于源文本与功能性清晰之间的根本张力。由于DLI旨在引出受访者已有知识而非提供指导，解释性添加必须谨慎使用以避免改变认知任务。文化适应对于确保情境相关性至关重要，例如英语“community”不能直接映射到爱沙尼亚语kogukond，翻译保留了该词但添加了“熟人圈或朋友圈”的澄清说明。
与瑞典和中国的先前国际适应研究相比，瑞典和中国的已发表翻译过程描述主要聚焦于问题层面的解释，对更广泛的语言和文化考量提供的见解有限。本研究的内容分析揭示了更深的语境意义。研究还强调，翻译过程不仅服务于适应测量工具，还支持爱沙尼亚新兴的临终和死亡术语领域的语言精炼和标准化。
该研究的优势在于专家组的跨学科构成，语言学家、人文学者与领域专家的协作使语义准确性、文化共鸣和专业相关性得以同时考量。DLI-Est填补了爱沙尼亚临终关怀领域的空白，可用于评估人群层面的知识和讨论死亡的意愿，识别差距，指导社区倡议和服务规划，并支持定期研究以监测趋势和评估政策或教育干预的效果。本研究仅代表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初始阶段，后续阶段包括回译、认知访谈和验证，将另行报告。
研究结论强调，情境敏感的语言对于开发文化有效的临终工具至关重要。前向翻译和协调过程表明，术语、社会规范和情境解释可能塑造受访者对问题的理解，进而影响工具的效度。通过将跨学科专业知识与系统性和反思性的适应过程相结合，本研究为DLI及类似工具的跨文化适应提供了实用且可迁移的方法论框架，强调翻译调查不仅是语言中介，更是以创造有意义和可理解交流的方式连接文化和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