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ge Open》:Sustainable Consumption Practices: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Subjective Norms Across Consumption Phases Among Young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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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消费(Sustainable Consumption)被理解为商品的获取、使用与处置,其通过日常实践构成环境与社会压力的累积来源。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经由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的执行可能塑造可持续
可持续消费(Sustainable Consumption)被理解为商品的获取、使用与处置,其通过日常实践构成环境与社会压力的累积来源。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经由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的执行可能塑造可持续消费实践。本研究整合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与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方法,识别并检验分解式主观规范条目与年轻人三个消费阶段可持续实践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在波兰采用非概率配额抽样(Non-probability Quota Sampling)与计算机辅助网络访谈(Computer-Assisted Web Interviewing, CAWI)开展,最终样本包含300名18至29岁受访者。研究人员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 Test)考察主观规范条目与涵盖获取、使用及处置阶段的二元可持续实践之间的关系,并运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评估主观规范条目对参与这些实践概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主观规范对获取阶段实践的影响最强,对使用阶段实践影响中等,对处置阶段实践影响较弱。来自亲密朋友与家人的认可(Approval)是三个消费阶段中最具影响力的非正式执行机制。研究结果提示,基于规范的干预措施在获取阶段可能尤为有效,而可持续使用与处置实践可能需要正式制度与配套基础设施的补充。
论文主体内容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可持续消费行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战略文件中被反复强调,消费者被视为塑造可持续产品与服务需求的重要能动主体。可持续行为指在满足需求的同时最小化负面环境与社会影响的消费模式,并通过获取、使用与处置三个消费阶段的可持续实践得以体现。多阶段视角因此比单纯聚焦购买决策更能全面理解消费行为。
本研究聚焦18至29岁年轻成年人群体。该群体正处于进入成年期并形成决策策略的关键阶段,其特征是身份认同形成、自主性增强以及同伴嵌入性强,这些特征共同强化了其对社交影响的敏感性。从长期视角看,此阶段形成的消费模式可能持续影响终身消费行为,因此理解该群体可持续实践的决定因素具有长期社会意义。欧洲议会2024年青年调查显示,33%的16至30岁欧洲人认为环境与气候变化应成为欧盟未来五年重点关注领域,该议题在波兰年轻人中仅被25%的受访者提及且排名第六,表明环境关切在波兰年轻人中显著性较低,同时物价上涨与生活成本压力可能在与可持续性考量竞争中占据优势。
在可持续消费的决定因素中,外部因素之一为重要参照个体对特定行为表现的期望与感知认可或反对,即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在计划行为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可被解释为非正式制度对个体行为的执行机制。然而,现有研究存在若干问题:主观规范最常被操作化为聚合构念,且主要针对获取意图或行为进行分析;不同研究在操作化方式、考察意图还是实际行为、以及所考察的消费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结果混杂且难以比较;潜在不同的规范机制可能被掩盖,特定阶段约束可持续行为的因素可能未被充分解释。本研究通过将主观规范分解为条目层面维度,分别考察异质性的非正式社会压力来源,并将研究拓展至获取、使用与处置三阶段,从而弥补上述研究缺口。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在波兰采用非概率配额抽样招募18至29岁年轻成年人受访者,最终样本包含300名受访者,平均年龄24.38岁,标准差3.47。配额依据性别、教育水平与居住地设置以近似波兰年轻成年人人口结构。数据通过计算机辅助网络访谈收集。样本量超过基于比例标准公式计算的最低要求267人。
主观规范构念取自Kim和Karpova(2010)的研究,原始条目针对仿冒品情境,本研究将其改写以反映可持续背景,形成三个分解式主观规范条目:SN1反映亲密他人的认可,SN2反映参照他人的影响,SN3反映重要人物的期望。主观规范条目在三个水平上操作化:不同意、中立、同意。可持续消费实践条目取自Szulc-Ob?oza和?urek(2024),涵盖获取(A1-A4)、使用(U1-U3)与处置(D1-D5)三阶段,每项实践转化为二元变量,排除中立回应以聚焦行为参与声明。
分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皮尔逊卡方独立性检验评估三个主观规范条目与各可持续实践之间的关联;第二阶段估计二元逻辑回归模型,评估主观规范条目对参与特定可持续实践概率的影响。每个模型仅纳入一个主观规范条目作为自变量,以三水平条目构造两个虚拟变量,第一水平作为参照类别。因主观规范条目间存在显著且高于0.5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分别估计各条目模型,共构建36个模型。事件每参数值范围为51.5至118.5,超过10的推荐阈值。
三、研究结果
独立性检验结果
在p=0.05显著性水平下,每个可持续获取与使用实践(A1-A4;U1-U3)与每个主观规范条目(SN1-SN3)之间均识别出显著关系,因此H1a、H1b、H1c及H2a、H2b、H2c获得支持。处置实践中,D2与SN2这一对组合未达显著性阈值,但该值接近显著性水平,提示边缘关联而非关系缺失。因此H3a和H3c获得支持,H3b未获支持。
主观规范条目与可持续获取
在各模型中,主观规范对获取行为的影响最强。考虑亲密他人认可(SN1_3)与可持续获取实践,所有效应均显著,H4a获得支持。最强效应出现在A2,其概率约为无认可参照类别的32.8倍,是获取阶段所有主观规范条目中观察到的最强效应。A1和A3的概率分别约为参照类别的21.3倍和10.8倍。A4在中立认可水平下不显著,但在最高认可水平下概率约为参照类别的12.5倍。SN2显著增加所有可持续获取实践的概率,H4b获得支持,A1效应最显著,SN2_3水平概率约为参照类别的18.1倍。SN3同样显著增加获取实践概率,H4c获得支持,SN3_3水平下各实践概率均超过参照类别的12倍,最强效应出现在A3,其概率约为参照类别的20.6倍。
主观规范条目与可持续使用
SN1_3、SN2_3和SN3_3均显著增加可持续使用实践概率,H5a、H5b和H5c获得支持。使用行为受亲密他人认可影响最强,U3效应最显著,SN1_3水平概率约为参照类别的18.8倍。U3在SN2下也观察到最强效应。使用实践受重要人物期望影响最弱,仅SN3_3水平显著,概率约为参照类别的3.9至6.7倍,最强效应出现在U1。
主观规范条目与可持续处置
处置实践对主观规范的反应总体上弱于且一致性低于获取与使用实践。SN1_3显著增加每项处置实践概率,H6a获得支持,D3效应最强,概率约为参照类别的8.3倍。SN2_3显著增加每项处置实践概率,H6b获得支持,D3效应最强,概率约为参照类别的7.2倍。SN3对D1和D3效应最强且最一致,D4和D5仅在SN3_3水平显著,D2中立期望显著但期望水平不显著,因此H6c未获支持。
模型拟合与稳健性检验
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确认所有模型拟合良好。获取模型Nagelkerke R2值最高,范围为0.222至0.359;使用阶段范围为0.087至0.278;处置模型值较低,范围为0.043至0.142。稳健性检验采用非参数自助重采样法,抽取5000个有放回样本,计算偏差校正加速95%置信区间,所有原始逻辑回归模型中统计显著的回归系数其置信区间均排除零,确认了原始结果的稳健性。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证实主观规范与三个消费阶段可持续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处置阶段关系较弱且一致性较低,表明该阶段实践可能受其他因素制约,正式规则在塑造实践方面发挥补充作用。处置相关实践通常需要基础设施与服务可及性,当这些条件缺失或成本高昂时,仅靠社会认可可能不足以将积极态度转化为行为。受访者中处置实践参与声明率最高(83.3%至89.1%),获取与使用实践变化较大(48.1%至66.4%),高普及率实践未必伴随强主观规范效应。SN1在三个消费阶段均持续显示显著且最强效应,亲密关系通常伴随更高情感亲密与更频繁接触,其认可与反对被更强烈感知,对自我认知与日常决策影响更直接。研究结果与TPB和NIE框架一致,支持在可持续消费背景下考察社会规范的研究。获取阶段模型Nagelkerke R2值最高,使用阶段较低,处置阶段最低,支持跨三阶段分析可持续消费而非仅聚焦最常分析的获取阶段。
研究结论表明,分解式主观规范条目与大多数可持续消费实践显著相关,较高水平主观规范普遍增加参与概率。效应在获取阶段最强且最一致,使用阶段中等,处置阶段较弱且一致性较低。亲密朋友与家人的认可在三个消费阶段中是最具影响力的主观规范。研究为整合TPB与NIE视角的SCB-cube框架提供实证支持,主观规范构念的分解、三个消费阶段的明确考量以及TPB与NIE视角的整合,共同推进了可持续消费理论,阐明了制度背景塑造个体消费实践的机制。研究在波兰年轻成年人中开展,可能限制其向其他制度背景的推广性,但波兰作为经历可持续转型的中东欧经济体,增加了研究结果对类似社会经济背景的适用性。行为测量基于自我报告声明,可能受社会期望偏差影响;非概率配额抽样、CAWI及横断面设计不允许因果推断;中立回应被排除可能影响响应分布与可比性;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如基础设施可及性、经济约束与环境知识也可能塑造阶段特定实践。未来研究应考虑纵向设计以捕捉规范与实践随时间变化并加强因果推断,实验方法可检验基于规范信息尤其是亲密关系认可的有效性,并与基于基础设施的干预进行比较,尤其在处置实践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