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肠轴视角下抑郁严重程度与胃肠道症状领域关联性研究——基于印度班加罗尔市的医院横断面调查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Pharmacotherapeutics》：Mapping the Brain–Gut Axis: An Analysis of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 Domains Across Depression Severity Levels in Bengaluru

　　

背景：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常伴有胃肠道（gastrointestinal, GI）症状，反映肠脑轴复杂的双向相互作用。肠脑通讯紊乱可能同时导致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升高和胃肠道功能障碍。

目的：评估抑郁严重程度与胃肠道症状负担之间的关联，并识别抑郁症患者中具有领域特异性的胃肠道症状模式。

材料与方法：开展了一项基于医院的横断面观察研究，纳入100名诊断为抑郁症的成年患者。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17, HAM-D-17）评估抑郁严重程度；采用胃肠道症状评定量表（Gastrointestinal Symptom Rating Scale, GSRS）评估胃肠道症状。统计分析包括相关性分析、Kruskal-Wallis检验、卡方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观察到抑郁严重程度与整体胃肠道症状负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在评估的胃肠道领域中，便秘、腹泻和消化不良与抑郁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最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确定HAM-D评分是胃肠道症状负担的独立预测因子。

结论：抑郁严重程度越高，胃肠道症状负担越高，其中以便秘、腹泻和消化不良尤为突出。尽管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对因果关系的推断，但上述发现强调了肠脑轴的临床相关性，并支持将胃肠道症状评估纳入常规精神科评估，以促进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管理。

抑郁症是常见的精神障碍，以持续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认知功能受损及日常功能受损为核心表现，常显著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全球成人年患病率约为5%，且1990至2021年间抑郁障碍总体负担持续上升。近年来，抑郁症伴随的躯体症状尤其是胃肠道（gastrointestinal, GI）表现日益受到关注。腹部不适、腹泻、消化不良等功能性GI症状在抑郁症患者中较为突出，这提示脑肠轴（gut–brain axis）双向通讯系统的参与。脑肠轴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及代谢途径连接消化道与中枢神经系统，而肠道菌群失调、神经递质改变及应激反应通路异常被认为是抑郁与GI症状共存的可能生物学基础。然而，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在国际上开展，针对印度人群的系统性数据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于整体GI症状负担，较少按症状领域（如反流、消化不良、排便模式等）进行分层分析，也较少探讨GI症状的独立预测因素。因此，研究人员在印度班加罗尔开展了一项基于医院门诊的横断面观察研究，旨在评估抑郁严重程度与GI症状负担之间的关联，并识别领域特异性的GI症状模式。

该研究在印度班加罗尔Aster RV医院精神科门诊进行，招募期间为2025年11月至2026年5月。研究纳入100名年龄18至60岁、由精神科医生依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确诊抑郁症、且HAM-D-17评分≥8分的门诊患者。排除患有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等器质性或已诊断GI疾病，以及近期使用抗生素、益生菌等可能干扰评估的个体。抑郁严重程度采用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估，GI症状负担采用胃肠道症状评定量表（GSRS）评估。统计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Kruskal-Wallis检验、卡方检验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获得KLE药学院机构人类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结果显示，入组患者平均年龄38.42岁，女性占55%，多数为已婚者（64%）和非素食者（59%），平均体重指数（BMI）为25.25 kg/m²。HAM-D-17总分的平均值达23.15分，其中57%的参与者属极重度抑郁，18%为重度，20%为中度，仅5%为轻度。GSRS总分的平均值为43.06分，便秘（M=3.18）和反流（M=3.08）是平均得分最高的症状领域，其次为腹痛、消化不良和腹泻。

在核心相关性分析中，HAM-D-17总分与GSRS总分呈统计学显著的适度正相关（Spearman ρ=0.535，p<.001；Pearson r=0.454，p<.001），表明抑郁症状越重，整体GI症状负担越高。领域特异性分析显示，全部五个GSRS领域均与HAM-D-17总分具有显著正相关，其中便秘的相关性最强（ρ=0.403），其次为腹泻（ρ=0.391）和消化不良（ρ=0.384），反流（ρ=0.357）和腹痛（ρ=0.302）相关性相对较弱。进一步针对HAM-D症状群的分析发现，焦虑与疑病群与GSRS总分的相关性最强（ρ=0.518，p<.01），心境与认知群亦显著相关（ρ=0.334）；睡眠障碍群与总GI负担未达统计学显著（ρ=0.189，p=.059），但与便秘领域存在显著正相关（ρ=0.214，p=.033）。

通过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不同抑郁严重度分层（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之间的GI症状分布，结果显示GSRS总分（p<.001）、便秘（p=.001）、腹泻（p=.003）及消化不良（p=.005）的分布在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腹痛（p=.056）和反流（p=.099）领域未呈现显著组间差异。这表明抑郁严重程度对GI症状负担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便秘、腹泻和消化不良三个领域。卡方分析显示，年龄组、性别、BMI分类、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饮食习惯、共病情况以及睡眠时长等社会人口学和临床变量均与HAM-D严重度类别无显著关联。

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以GSRS总分为因变量，同时纳入HAM-D总分、性别、BMI、年龄组、教育、职业、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饮食、共病存在与数量、睡眠时长共12个预测因素。模型整体显著（F(12,87)=3.602，p<.001），解释了GSRS总分33.2%的方差（R²=0.332，调整后R²=0.240）。其中HAM-D总分是最强的独立预测因子（β=0.435，p<.001），表明抑郁严重程度越高，GI症状负担越大；教育程度与GSRS总分呈负向关联（β=-0.232，p=.035），社会经济地位则呈正向关联（β=0.217，p=.030），而性别、年龄、BMI、职业、婚姻状况、饮食、共病和睡眠时长未显示出独立的预测作用。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将上述结果置于微生物-肠-脑轴（microbiota–gut–brain axis, MGBA）的框架下进行解释，认为抑郁严重程度与GI症状负担的中度正相关与既往国际研究结果一致，并将相关证据拓展至印度精神科门诊人群。研究注意到便秘、腹泻和消化不良与抑郁严重度关联尤为紧密，推测其可能与应激诱导的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肠道动力改变及菌群失调有关，但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未直接检测微生物群落、炎症指标或神经生物学标志物。研究人员同时指出，样本中极重度抑郁占比较高可能影响结果的外推性，横断面设计不能确立因果关系，未使用专门焦虑量表亦可能引入残余混杂。尽管如此，该研究结果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参考依据：GI症状在抑郁症患者中较常见，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应重视在精神科评估中常规筛查GI症状，以改进患者中心的综合管理。

研究结论部分明确：本研究表明，抑郁严重程度与GI症状负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支持脑肠轴在抑郁障碍中的作用。抑郁程度越重的患者，其GI不适（尤其是便秘与腹泻等排便相关症状）越突出；领域特异性分析亦显示中重度抑郁患者中消化不良和反流症状贡献明显。回归分析提示抑郁严重程度与GI症状负担呈独立统计关联，但鉴于横断面设计，不能推断因果关系。上述发现提示精神科评估不应忽视GI症状，尽早识别并实施整合管理有望改善治疗依从性、症状控制与患者整体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