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Psychology》：The sociopolitical dimension of attachment: differences i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ttachment avoidan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Ger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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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依恋（attachment）是一种普遍的、跨文化的基本需求，但其定义、满足方式与塑造过程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存在差异。德国曾分裂为两个国家，且两地在社会政治环境上截然不同，这为研究社会政治环境对依恋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独特机会。
方法：研究人员在一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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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依恋（attachment）是一种普遍的、跨文化的基本需求，但其定义、满足方式与塑造过程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存在差异。德国曾分裂为两个国家，且两地在社会政治环境上截然不同，这为研究社会政治环境对依恋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独特机会。
方法：研究人员在一项代表性样本（N = 2,328）中，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问卷（修订版德语短版，ECR-RD12）中的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两个维度评估了伴侣关系中的依恋行为。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东德与西德个体之间的差异，并按年龄队列和性别进行分层分析。社会经济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结果：研究发现东德与西德个体在依恋焦虑上存在显著差异（p = .01），但在依恋回避上无显著差异。按年龄队列分层分析显示，1921年至1989年间出生的东德个体平均依恋焦虑水平低于西德个体。但在统一后出生（1989年后出生）的世代中未发现此类差异，不过该比较仅包含28名东德参与者，结果应谨慎解读。性别相关效应仅在与年龄队列交互时出现。
结论：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成长的成年人报告的依恋焦虑水平低于西德对应人群。尽管效应量较小，但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政治环境是影响亲密关系中依恋行为（尤其是依恋焦虑）的相关因素。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依恋被定义为婴儿与主要照护者之间形成的情感纽带，并贯穿个体一生，影响其与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及伴侣等各类重要关系。鲍尔比（Bowlby）提出，依恋是人类进化中普遍存在的基本需求，其核心功能是在情绪压力情境中提供安全感与信任。大量研究已证实，早期依恋经验的质量显著影响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不良依恋经验是心理障碍发生的风险因素。然而，依恋关系并非在真空中发展。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态学模型描述了五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其中远端系统——外系统（exosystem）、宏系统（macrosystem）和时序系统（chronosystem）——对依恋发展的影响长期被忽视。外系统指通过影响照护者而间接作用于儿童的环境因素，如父母就业与托育可得性；宏系统指社会共享的规范与价值取向，包括育儿目标与性别角色模式；时序系统则关注发展相对于历史变迁的时间节点。
东德与西德恰恰在这三个远端维度上存在系统性差异。1949年德国分裂后，西德发展为西方式民主国家，强调个人自由与尊严，即个人主义；东德则建立了以苏联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国家，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如社会联结、和谐、平等、服从与顺从。在家庭生活与育儿方面，东德政府积极推动早婚早育，并促进男女平等就业，女性就业率高达82.8%，而西德仅为50%。东德提供全面的国家资助托育服务，三岁以下儿童入托率约80%，而西德不足3%。西德长期维持传统性别角色，母亲通常休三年以上育儿假，很少重返全职工作。这些结构性差异构成了研究社会政治环境对依恋行为影响的天然实验场。
然而，关于东德与西德依恋差异的实证证据十分有限。已有研究仅基于小规模、非代表性的托育机构儿童样本，发现两地区婴儿对非父母照护者的安全依恋比例相当，但不安全依恋模式存在类型差异：东德更多为回避型依恋，西德更多为混乱型依恋。这些研究评估的是对托育者的依恋而非对父母的依恋，且未追踪至成年期。因此，东德与西德在父母依恋或浪漫伴侣依恋上是否存在区域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持续至成年期，仍属未知。
鉴于两个德国国家存在了四十年且在此期间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人员将成长地区视为单一、不随时间变化的暴露变量将掩盖时序系统的变异。因此，研究人员划分了四个出生队列，每个队列在其成长关键期面临不同的家庭政策、托育供给和主流育儿规范组合：战后队列（1921–1948年出生）、建国队列（1949–1967年出生）、晚期社会主义队列（1968–1989年出生）和统一后队列（1990年及以后出生）。本研究旨在考察东德与西德不同的社会化条件对成年人浪漫关系中依恋行为的塑造程度。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手段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数据来自2013年德国全国性调查，由柏林社会研究机构USUMA实施。抽样采用多阶段程序（按全国家庭分布比例确定抽样点、随机路线家庭选择、Kish网格个体选择），确保样本在年龄、性别和教育背景上具有代表性。纳入标准为年满14岁且具备足够的德语能力。最终有效样本为2,328人（女性N = 1,241；男性N = 1,087；西德N = 1,868；东德N = 460），年龄范围14至92岁（M = 49.44；SD = 18.03）。
依恋行为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问卷修订版德语短版（ECR-RD12）评估，该12项自评量表包含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两个维度，各6个项目，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 = 非常不同意，7 = 非常同意），量表总分范围为6至42分，分数越高表示依恋焦虑或回避程度越高。依恋焦虑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8，依恋回避量表为0.86，表明内部一致性较高。区域分类基于参与者14岁前的居住地（东德或西德）。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为因变量，以东德/西德、出生队列和性别为自变量，控制教育与家庭收入。由于Levene检验显示东/西×队列八个组间方差存在显著异质性，事后检验采用对不等样本量和不等方差均稳健的Games-Howell检验，显著性水平设为α = 0.05，所有分析使用开源统计软件JASP 0.19.1完成。
三、研究结果
东德与西德在依恋焦虑上的显著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东德与西德个体在依恋焦虑上存在显著差异（F(1, 2,310) = 7.40, p = .01），但在依恋回避上无显著差异。出生队列效应对依恋焦虑（F(3, 2,310) = 21.08, p < .01）和依恋回避（F(3, 2,310) = 4.07, p < .01）均显著。控制变量中，教育与收入对两个因变量均有显著关联。
按出生队列分层的东德-西德差异：位置与出生队列的交互作用仅对依恋焦虑显著（F(3, 2,310) = 3.06, p = .03）。在三个最年长的队列中——战后队列、建国队列和晚期社会主义队列——东德参与者报告的依恋焦虑均显著低于西德参与者（平均差异为1.82至2.11分，所有Games-Howell检验p < 0.05）。在统一后队列中未发现显著差异，但该队列仅包含28名东德参与者。依恋回避方面，各队列均未出现东德与西德之间的显著差异。
性别相关效应：性别与出生队列的交互作用仅对依恋焦虑显著（F(3, 2,310) = 3.09, p = .03），但与东德-西德社会化无显著交互。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提出多种可能的解释。首先，东德个体更高的依恋安全感可能源于更积极的养育体验。已有研究显示，东德人回忆其父母更少严格、控制和过度保护，并描述父亲更具情感温暖；东德成长者报告的童年不良经历也显著更少。父母-子女关系质量是安全依恋发展的公认预测因素，并与成年浪漫关系中的安全依恋行为相关。
其次，东德更平等的女性角色和较不保守的伴侣规范可能促进了更高的依恋安全感。东德母亲普遍就业，使儿童从早期就嵌入更广泛的紧密社会网络中，与多名照护者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这种模式在关系质量足够时有助于促进后期依恋安全感。东德的社会凝聚力——既因物质匮乏而强化，也作为对威权政权的制衡——具有重要的功能性和情感性意义。但研究人员也指出，东德依赖周托和季托机构（Wochenkrippen, Saisonkrippen），涉及与父母长时间夜间分离，经历过这种照护形式的成年人依恋结果较差。集体主义结构同样可能被解读为强制遵从而非自由选择的社会整合。
第三，伴侣形成的结构性条件可能提供非临床层面的解释。东德住房短缺使稳定伴侣关系成为获得独立公寓的实际前提，促成明显更早的婚姻，在这种压力下形成的关系在回顾性报告时可能已沉淀为更可预测、冲突更少的模式。
第四，青少年时期的同伴关系经验对塑造成年浪漫依恋行为具有形成性作用。东德共享的教育轨迹（如共同就读至十年级）和高度的制度化休闲活动可能促进了青少年之间紧密、信任的同伴关系，有助于成年后的人际安全感和依恋稳定性。但这些休闲活动多在国家组织的青年结构中开展，强调集体遵从，同样的亲近感也可能反映社会强制而非真正的发展优势。
研究结论：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成长的成年人报告的依恋焦虑水平低于西德对应人群。尽管效应量较小，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政治环境是影响亲密关系中依恋行为（尤其是依恋焦虑）的相关因素。研究同时指出，仅以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两个维度测量成年依恋可能不足以有效推断更普遍的内化依恋模式；内部迁移（尤其是统一后东向西的迁移）未被纳入考量；家庭收入二分法可能降低统计精度并留下未完全控制的区域社会经济差异；统一后队列中东德样本量过小（n = 28）限制了对该队列差异的检测效力。未来研究应记录完整的居住与父母迁移史，关注伴侣与性别角色相关规范和价值如何影响依恋行为，并将成年依恋概念扩展到浪漫伴侣之外的其他依恋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