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Fear of COVID-19 and PTSD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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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COVID-19大流行及相关限制措施给青少年带来了显著的心理健康负担,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生命意义感可能解释了对COVID-19的恐惧与PTSD症状之间的关联,且这种关联可能因性别而异。
目的: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青少年中对COVID-1
背景: COVID-19大流行及相关限制措施给青少年带来了显著的心理健康负担,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生命意义感可能解释了对COVID-19的恐惧与PTSD症状之间的关联,且这种关联可能因性别而异。
目的: 本研究考察了中国青少年中对COVID-19的恐惧与PTSD症状之间的关联,检验了意义拥有(Presence of Meaning)与意义寻求(Search for Meaning)的不同间接效应,并评估了性别是否调节了从这两个意义维度到PTSD的第二阶段路径。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便利抽样法招募了1291名中学生。参与者完成了FCV-19S、PCL-C、MLQ及一份人口学调查问卷。样本包括656名女性(50.8%)和635名男性(49.2%),年龄范围为11–18岁(M = 14.13, SD = 1.35)。使用IBM SPSS 27.0和PROCESS宏程序4.1版进行分析;在每个中介和有调节的中介方程中均将年龄作为协变量纳入。
结果: 对COVID-19的恐惧与PTSD症状呈正相关(r = 0.31, p < 0.001)。在控制年龄后,通过意义拥有的间接效应显著(B = 0.059, 95% CI [0.031, 0.089]),而通过意义寻求的间接效应不显著(B = 0.005, 95% CI [?0.001, 0.015]);这一模式在平行模型中保持一致(意义拥有:B = 0.060, 95% CI [0.032, 0.092];意义寻求:B = ?0.002, 95% CI [?0.009, 0.004])。性别调节了第二阶段意义拥有–PTSD路径(B = ?0.159, p = 0.044;在女性中更强)以及意义寻求–PTSD路径(B = ?0.231, p = 0.016;在女性中为负向,在男性中则不显著)。对于意义拥有,男性和女性的条件间接效应均显著,而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不显著(index = 0.012, 95% CI [?0.002, 0.034]);对于意义寻求,条件间接效应均不显著。
结论: 在经年龄调整的模型中,意义拥有而非意义寻求显示出显著的间接关联。性别调节了从两个意义维度到PTSD的第二阶段路径,但总体间接效应并未因性别而异。这些发现支持区分拥有意义与寻求意义;需要纵向研究来检验其因果或干预意义。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COVID-19大流行及其相关的社交隔离、学业中断等限制措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群心理健康造成了巨大冲击。青少年因其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社会与学业常规被打乱,可能对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尤为敏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成为关注焦点之一。虽然一般性的流行病威胁未必完全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关于PTSD的A标准(即暴露于实际的或威胁性的死亡、严重伤害或性暴力事件),但对感染、重症或失去亲人的恐惧,已被证实是与心理困扰密切相关的因素。先前关于灾难和大流行的研究已将恐惧或感知到的威胁与PTSD症状联系起来。因此,探讨恐惧如何与青少年PTSD症状相关联,并揭示其中潜在的心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情感加工理论为恐惧与PTSD症状之间的预期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病理性的恐惧结构是PTSD的核心。在大流行背景下,反复出现的威胁线索和持续的病毒相关恐惧可能与适应不良的威胁表征有关。然而,恐惧与PTSD症状之间的关联也可能涉及心理资源。恐惧管理理论描述了存在性威胁如何挑战个体的焦虑缓冲信念,而意义建构理论则强调个体努力将压力经历整合到一个连贯的意义系统中的过程。稳定的意义感与更强的韧性及更少的负面情绪或创伤后症状相关。生命意义感问卷(MLQ)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维度:意义拥有,指个体现有的对生活有目标、连贯和重要性的感受;以及意义寻求,指个体积极寻找或发现生活意义和目标的努力。因此,研究人员将这两个维度作为潜在的独立中介变量进行检验,而不是将生命意义感视为一个单一、未分化的构念。
此外,创伤反应、意义感和心理调整之间的关联可能因人而异。已有研究报告了PTSD相关反应中的性别差异,以及在青少年同伴关系过程中的性别差异。这些发现为检验生命意义感与PTSD症状之间的关联是否因性别而异提供了依据。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性别是否调节了从每个意义维度到PTSD症状的第二阶段(即意义→PTSD)路径。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为探究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在中国贵州省、河南省和湖北省的四所中学,通过便利抽样法招募了1291名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有效样本包含656名女性和635名男性,年龄范围11至18岁。研究人员开展了横断面问卷调查,并运用多种统计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对COVID-19的恐惧与PTSD症状呈显著正相关;意义拥有在对COVID-19的恐惧与PTSD症状之间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而意义寻求的中介作用不显著;性别显著调节了从意义拥有和意义寻求到PTSD症状的第二阶段路径,但整体的间接效应(即中介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首次在同一青少年样本中直接比较了意义拥有与意义寻求的不同中介作用,揭示了二者并非可互换的构念;同时,通过对路径层面调节与整体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区分,为理解性别在意义感与创伤后适应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更为精细的证据,并为未来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干预策略(如侧重于巩固已有的意义感)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方向。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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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与样本: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时间为2022年11月至12月。通过便利抽样,从中国贵州、河南、湖北三省的四所中学招募了1400名学生,最终纳入1291人(有效应答率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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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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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COVID-19的恐惧:使用COVID-19恐惧量表(FCV-19S),共7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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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症状:使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 civilian版(PCL-C),共17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参与者被指示参照与COVID-19相关的经历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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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感:使用Steger等人编制、Chen等人修订的中文版生命意义感问卷(MLQ),包含意义拥有(PM)和意义寻求(SM)两个子量表,各5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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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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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BM SPSS 27.0和PROCESS宏程序4.1版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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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值处理:排除超过10%数据缺失的个案后,对剩余缺失值采用随机回归单一插补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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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变性检验:使用R语言的lavaan包,通过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MG-CFA)检验MLQ在性别间的测量不变性(配置、度量、标量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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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效应检验:使用PROCESS Model 4,分别建立简单中介模型和平行中介模型,检验意义拥有和意义寻求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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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使用PROCESS Model 14,以性别作为第二阶段(意义→PTSD)路径的调节变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所有中介和结果方程中,年龄均作为协变量纳入。间接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使用基于5000次重抽样的百分位自助法(Bootstrap)进行评估。
四、研究结果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所有数据均由同一批参与者通过自我报告方式提供,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风险。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未经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共提取出6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最大因子解释了27.83%的方差,低于40%的临界阈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不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初步分析: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显示,女性青少年的PTSD症状和对COVID-19的恐惧得分略高于男性,而男性的意义拥有和意义寻求得分略高于女性。对COVID-19的恐惧与PTSD症状呈显著正相关(r = 0.31, p < 0.001),与意义拥有呈显著负相关(r = ?0.13, p < 0.001),但与意义寻求的相关不显著。意义拥有和意义寻求均与PTSD症状呈显著负相关。年龄与PTSD症状呈显著负相关,与意义寻求呈显著正相关。
MLQ的测量不变性检验: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MLQ的两因子结构在男女青少年群体中均得到支持。配置模型拟合可接受(CFI = 0.936, RMSEA = 0.103)。进一步约束因子载荷(度量不变性)和项目截距(标量不变性)后,模型拟合变化均在推荐标准之内(ΔCFI ≤ 0.010, ΔRMSEA ≤ 0.015),支持MLQ在性别间的标量不变性,允许对观测到的分量表均值和回归斜率进行跨性别比较。
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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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拥有的简单中介模型:在控制年龄后,对COVID-19的恐惧对PTSD的总效应显著(B = 0.557, p < 0.001)。恐惧对意义拥有的影响为负且显著(B = ?0.157, p < 0.001)。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意义拥有对PTSD的影响为负且显著(B = ?0.373, p < 0.001),同时恐惧的直接效应仍显著(B = 0.499, p < 0.001)。通过意义拥有的间接效应显著(B = 0.059, 95% CI [0.031, 0.089]),表明意义拥有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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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寻求的简单中介模型:在控制年龄后,恐惧对意义寻求的影响不显著(B = ?0.052, p = 0.066)。意义寻求对PTSD的影响也不显著(B = ?0.093, p = 0.053)。通过意义寻求的间接效应不显著(B = 0.005, 95% CI [?0.001, 0.015]),不支持意义寻求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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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中介模型:当同时纳入两个中介变量时,意义拥有对PTSD的独特效应为负且显著(B = ?0.382, p < 0.001),而意义寻求的独特效应不显著(B = 0.034, p = 0.479)。总间接效应显著(B = 0.058, 95% CI [0.032, 0.090]),其中通过意义拥有的独特间接效应显著(B = 0.060, 95% CI [0.032, 0.092]),而通过意义寻求的独特间接效应不显著(B = ?0.002, 95% CI [?0.009, 0.00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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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对意义拥有路径的调节:在PTSD结果方程中,意义拥有与性别的交互项显著(B = ?0.159, p = 0.044)。简单斜率分析显示,意义拥有对PTSD的负向关联在男性(B = ?0.292, p < 0.001)和女性(B = ?0.451, p < 0.001)中均显著,但在女性中更强。男性和女性的条件间接效应均显著,但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不显著(index = 0.025, 95% CI [?0.003, 0.059]),表明整个中介过程并未因性别而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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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对意义寻求路径的调节:在PTSD结果方程中,意义寻求与性别的交互项显著(B = ?0.231, p = 0.016)。简单斜率分析显示,意义寻求对PTSD的关联在男性中不显著(B = 0.019, p = 0.775),而在女性中呈显著负向(B = ?0.213, p = 0.002)。然而,男性和女性的条件间接效应均不显著,且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也不显著(index = 0.012, 95% CI [?0.002, 0.034])。
综上,假设H1(恐惧与PTSD正相关)和H2a(意义拥有中介作用)得到支持,H2b(意义寻求中介作用)未获支持。H3a(性别调节意义拥有–PTSD路径)和H3b(性别调节意义寻求–PTSD路径)获得了限定性支持:路径层面的交互作用显著,但整体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直接比较了生命意义感的两个维度——意义拥有和意义寻求——在对COVID-19恐惧与青少年PTSD症状关系中的不同作用。研究发现,只有意义拥有,而非意义寻求,在其中扮演了显著的中介角色。这支持了意义建构理论的观点,即一个稳定的、已有的意义感能够帮助个体应对压力,缓冲恐惧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反,意义寻求作为一个主动探索的过程,在急性应激下可能无法立即提供保护作用,甚至可能因消耗认知资源而效果有限。研究还发现,性别调节了从两个意义维度到PTSD的第二阶段路径。对于意义拥有,其在女性中的保护作用更强,这可能与女性青少年的意义系统更具关系嵌入性有关;对于意义寻求,仅在女性中发现其与较低的PTSD症状相关,而在男性中无此关联,这可能反映了不同性别在意义寻求过程中的质量或方式存在差异。然而,由于有调节的中介指数不显著,这些性别差异应谨慎解释,它们主要体现为路径层面的强度差异,而非整个中介机制的差异。
结论:在经年龄调整的模型中,意义拥有而非意义寻求显示出显著的间接关联。性别调节了从两个意义维度到PTSD的第二阶段路径,但总体间接效应并未因性别而异。这些发现支持区分拥有意义与寻求意义;需要纵向研究来检验其因果或干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