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强化扑杀方法下野猪（Sus scrofa）移动与接触行为响应差异及其疾病管理启示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Wild pig responses to three intensive culling methods and implications for disease management

　　

专业扑杀常用于控制野生动物疾病，但可改变目标动物的移动行为，尤其是野猪（Sus scrofa）等具有社会结构的野生动物物种。这些行为响应可能在试图控制新疫情时对疾病传播产生非预期后果。非洲猪瘟病毒（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ASF）已在世界许多地区传播，促使未感染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制定快速消除潜在疫情的计划。为理解强化扑杀如何影响野猪移动，研究人员采用前后-对照-影响（before–after, control-impact，BACI）研究设计，比较122只佩戴GPS项圈野猪在三种不同扑杀方法（航空操作、诱捕和实验性毒饵）下的六种移动和接触响应。与对照动物相比，诱捕和毒饵处理导致野猪移动显著增加，可能源于强化的人为干扰和大范围投饵。研究人员还观察到，在诱捕清除期间野猪之间的接触持续时间和独特接触个体数增加。相反，快速但强化的航空操作引起的移动变化很小，仅表现为与对照相比移动速度降低。这些结果表明，使用饵料的强化扑杀可诱导野猪行为改变，可能无意中增加疾病传播风险，并可能削弱管理目标。相反，航空操作快速降低野猪种群且对行为影响很小，突出其作为强化疾病管理情景主要工具的潜力。综合与应用。总体而言，研究人员的分析表明，强化扑杀方法对目标物种具有不同的、情境依赖的影响；在野生动物疾病干预中应考虑这些影响，以尽量减少非预期后果。

专业扑杀被广泛用于控制野生动物疾病和降低入侵物种种群，但已有认识提示，扑杀可在目标物种中诱导行为改变，尤其在社会结构明显的物种中可能改变同种相互作用、空间利用、补充、迁入或接触结构，从而影响疾病传播。野猪（Sus scrofa × domesticus；家猪、野猪及其杂种）是全球分布广泛且数量丰富的自由活动物种，具有复杂社会结构，并可作为牛结核病、非洲猪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等 livestock disease 的传播宿主；一旦疾病在野猪中地方性流行，依靠种群削减进行管理较为困难。尽管理论模型已评估种群削减策略对疾病传播的影响，但不同扑杀技术下目标物种行为响应的实证研究仍有限，这构成理解扑杀行为后果和管理效果的关键缺口。因此，研究人员在模拟疾病暴发情景下评估航空扑杀、诱捕和毒饵三种强化扑杀技术对野猪移动与接触行为的影响，以期为疾病管理策略提供依据。研究采用前后-对照-影响（BACI；通过比较处理前后及对照-影响区分离处理效应的设计）设计，比较122只GPS项圈野猪的六种移动和接触响应。结果表明，不同扑杀方法对野猪行为影响不同：诱捕和毒饵处理引起较大移动和部分接触变化，航空操作影响最小；诱捕期间接触持续时间和接触度增加，可能无意中提高疾病传播风险；毒饵处理引起移动距离、家域转移和家域面积变化但接触未变；航空操作快速降低种群且行为干扰小，提示其作为强化疾病管理主要工具的潜力。研究强调，在野生动物疾病干预中应考虑扑杀方法导致的行为变化，以减少非预期后果，并为组合扑杀策略和性别针对性管理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中北部南中部半干旱草原生态区私人牧场（活跃牧牛场）开展，设置四个处理区并随机分配航空扑杀、诱捕、毒饵和对照。捕获成年野猪（>35 kg）佩戴GPS项圈，共122只；一般20 min定位，毒饵区15 min。采用BACI设计，以处理前后与对照比较六种移动和接触响应。用连续时间运动模型（CTMM）和自相关核密度估计（AKDE）估算家域，CTMM插值1 min轨迹计算速度、距离及<10 m接触；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伽马分布、对数链接）分析，重点解释处理×时期交互项。

结果部分：航空扑杀。基于BACI设计和GLMM比较，航空扑杀后野猪移动速度增加显著少于对照（对照增加25%，处理仅增加3%；ΔSpeed = ?13.1 m/h，p = 0.032），其他移动和接触响应无显著变化，说明快速航空操作对行为影响最小。毒饵处理。同样分析显示，毒饵部署期间野猪每周移动距离增加（ΔDist. = +7.5 km，p < 0.001；由对照的?18.7%变为处理的4.3%）；毒饵部署后家域转移增加（ΔNSD = +23.1 km²，p < 0.001；由对照的?4.9%变为260.8%），家域面积减少（ΔArea = ?10.4 km²，p = 0.008；由对照的89.7%变为?31.8%）；接触无显著变化，说明毒饵引起移动和家域变化但未改变接触。诱捕处理。GLMM显示，诱捕期间和之后野猪移动距离增加（ΔDist. = +16.7 km，p < 0.001；+9.3 km，p < 0.001）；诱捕期间接触持续时间和接触度增加（ΔNcon = +7.5 mins/day，p = 0.009；ΔNind = +0.05 individuals/day，p = 0.015）；诱捕后接触下降但处理组下降较小（ΔNcon = +1.4 mins/day，p = 0.021；ΔNind = +0.03 individuals/day，p = 0.002），说明诱捕同时改变移动和接触结构，可能增加传播风险。性别特异性响应。三向交互模型显示，毒饵和诱捕处理中还存在性别相关响应，航空处理在考虑性别后无变化。毒饵期间雌性家域转移减少多于雄性（ΔNSD female = ?2.6 km²，male = ?0.3 km²，p = 0.007）；毒饵后雄性移动距离增加（+8.8 km，p = 0.039），雌性减少（?5.8 km）；毒饵后雄性接触持续时间减少（ΔNcon = ?1047.3 mins/day，p = 0.012），雌性增加（+128.2 mins/day）。诱捕期间和之后雄性家域转移增加（+2.7 km²，p < 0.001；+1.1 km²，p = 0.018），雌性减少（?1.0 km²；?1.4 km²）；诱捕后两性移动距离均增加但雌性幅度更大（+11.8 km，p = 0.002 对 +5.3 km）；诱捕后接触持续时间下降，处理组下降较小，雌性绝对变化更大（+59.7 mins/day 对 +2.2 mins/day，p = 0.01）。这些性别差异提示疾病传播风险和管理策略需考虑性别。

讨论部分总结：讨论指出，诱捕和毒饵操作均涉及大量投饵和持续人为干扰，可能驱动行为变化。诱捕增加移动距离、接触持续时间和接触度，可能增加疾病传播与扩散风险，从而削弱管理目标；诱捕仍是许多管理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若忽视其行为效应可能适得其反。毒饵操作与诱捕类似，但持续时间较短（20 对 76 天）且诱饵站密度低于诱捕点，导致家域转移增加和家域面积缩小，对疾病控制可能产生相反影响：家域缩小可能有利于疫苗投放等集中操作，而家域转移增加可能促进疾病扩散。航空操作仅3天，除尸体回收外地面干扰小，行为影响最小；但尸体回收效率低于诱捕。研究人员据此建议可组合方法，先以航空操作降低密度且最小干扰行为，再转为地面方法提高尸体回收和优化去除。性别方面，雌性接触持续时间增加但家域转移和移动减少，可能增加局部传播；雄性家域转移更远、移动增加，可能促进疾病向新区域和群体扩散；建议对遗漏雌性继续在扑杀区内去除，对雄性在扑杀区内控制以防止扩散。局限性包括：行为变化与流行病学结果（如疫情持续和空间扩散）的关联仍不确定；毒饵处理家域面积受两头野猪影响；美国环境保护署实验使用许可（EUP）限制导致毒饵与诱捕的持续时间和站点密度不同。据Snow, Smith, et al.估计，处理后诱捕区野猪种群下降89.9%、航空区下降51.8%、毒饵区下降23.3%，对照区密度未变；这进一步说明不同方法的行为效应与种群削减效果并不一致。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总体而言，研究人员的分析表明，强化扑杀方法对目标物种具有不同的、情境依赖的影响；在野生动物疾病干预中应考虑这些影响，以尽量减少非预期后果。最终，本研究为管理者提供了关键见解，表明行为响应因方法而异，若未适当考虑，可能对管理目标产生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