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青少年队列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样发展轨迹与生物社会交互机制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Adolescent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Japan: A View From Over a Decade of Tokyo Teen Cohort Research

　　

日本在应对心理健康问题及提供社区为基础的护理方面面临持续挑战，这凸显了改革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必要性[1]。为了推动此类改革，我们于2012年建立了“东京青少年队列研究”（TTC），旨在探讨青少年的发展及其相关因素，因为青春期是一个生物、心理和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这些转变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跟踪研究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从青少年时期直到他们进入成年早期。TTC研究对象包括2002年9月至2004年8月出生于东京的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当这些儿童10岁时，我们从市政居民登记册中随机选取了3,171个家庭作为样本。虽然没有设定特定的纳入标准，但由于预计这些家庭的年收入较低，因此对低收入家庭进行了额外的抽样[2]。我们对这些儿童及其主要照顾者进行了12岁、14岁、16岁和20岁的随访调查。截至2026年，即第六次数据收集时（参与者年龄为23岁），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中。随着纵向数据的积累，我们的分析框架从描述关联关系发展为研究发展异质性、时间关系、因果机制以及与干预措施相关的问题。

TTC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样化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即使在心理病理学水平相似的青少年中，也存在主观幸福感与心理问题的不同发展轨迹：一些青少年幸福感较高，而另一些则较差。那些幸福感较高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抱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更好的人际关系[3。通过结合青少年和照顾者报告的心理病理症状的深度学习聚类方法，我们还发现约有10%的青少年存在其照顾者未察觉的持续心理困扰，这种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差异与自杀相关行为的风险最高有关[4

TTC研究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社会环境与生物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研究这一现象，我们开展了结合神经影像学等其他生物学指标的TTC人口神经科学研究。欺凌受害是青春期面临的主要社会 adversity（负面经历），也是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的已知风险因素。然而，欺凌受害如何在生物学层面产生影响的机制尚未完全明了。通过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我们发现前扣带回皮层中谷氨酸浓度的降低可能部分解释了欺凌受害与精神病性体验之间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更强的求助意愿似乎能够减弱这种关联[5

作为区域性队列研究，TTC既捕捉了青少年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特征，也反映了日本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独特情况。国际比较有助于区分这些差异。TTC与其他国家的青少年队列项目进行了合作，例如英国的“父母与儿童纵向研究”以及“韧性、种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例如，与后者的跨队列比较显示，东京和伦敦的青少年中，女孩的抑郁症状更为严重，并且这种性别差异随年龄增长而扩大；但在伦敦，这种差异出现得更早且增长更快。我们推测这可能与伦敦女孩更早面临性别相关责任和结构性劣势有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东京，性别不平等可能在社会生活和就业方面更加明显[6。鉴于日本2024年首次出现20岁以下女孩自杀死亡人数超过男孩的情况，这些发现尤为重要[7。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的研究视角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医学模式，开始采用将社会环境视为可干预目标的社会模型，而非固定的背景条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校园氛围，它涵盖了学生在校的安全感、人际关系、归属感、参与度以及教学和学习体验。TTC数据显示，在COVID-19疫情期间，较为积极的校园氛围与较少的抑郁症状相关[8910。

在过去十年中，TTC揭示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样发展路径，并阐明了生物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还把研究结果转化为实际的环境干预措施和政策，并促进了与年轻人的共同研究。随着参与者步入成年阶段，TTC将进一步探讨青少年经历如何影响其一生的健康、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度和育儿方式。我们还在考虑建立新一代队列，以研究健康和幸福感在不同代际间的变化规律。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将继续基于日本实际情况生成知识，为全球青少年的健康与福祉作出贡献。

Akito Uno|Riki Tanaka|Syudo Yamasaki|Atsushi Nishida|Kiyoto Kasai

东京大学医学研究生院神经精神病学系，日本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