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diatric Cardiology》：Maternal Anxiety Surrounding Fetal Cardiac Evaluation: A Prospective Single-Center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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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超声心动图（fetal echocardiography）已改变了产前心脏诊断的格局，然而转诊与评估过程所带来的情绪负担仍缺乏充分描述。本研究旨在量化胎儿心脏评估（fetal cardiac evaluation, FCE）前后的母体焦虑水平，识别焦虑的临
胎儿超声心动图（fetal echocardiography）已改变了产前心脏诊断的格局，然而转诊与评估过程所带来的情绪负担仍缺乏充分描述。本研究旨在量化胎儿心脏评估（fetal cardiac evaluation, FCE）前后的母体焦虑水平，识别焦虑的临床预测因素，并评估无论结局如何，评估与咨询后焦虑是否发生变化。在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117名接受初次或随访FCE的孕妇完成了基于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Stanford Acute Stress Reaction Questionnaire, SASRQ）改编的七条目症状清单（评分范围7–42）的评估前后测评。参与者通过直接自我报告被分为焦虑组与非焦虑组。评分采用配对t检验进行比较；探索性多变量模型校正了临床、人口统计学及转诊相关协变量，包括既往妊娠丢失、精神病史及诊断结局。80%（94/117）的参与者在评估前报告存在FCE相关焦虑；既往妊娠丢失与焦虑状态相关（p = 0.049）。FCE及咨询后，焦虑组平均症状评分从15.07降至9.03，降幅为6.04分（40.1%）（p < 0.001），且无论诊断结局如何，各症状维度均出现下降。非焦虑组评分无显著变化（8.48降至7.87；p = 0.27）。大多数转诊接受FCE的女性在评估前报告存在焦虑。FCE联合咨询与这些女性焦虑症状的显著减轻相关，无论是否发现心脏异常。尽管非对照的前后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但研究结果表明，诊断明确性与专家咨询本身可能具有焦虑缓解作用，并支持在胎儿心脏病学领域评估整合式心理社会照护模式。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是全世界最常见的出生缺陷，发病率约为每1000例活产中8–10例。胎儿超声心动图技术的进步显著改善了产前心脏诊断能力，促进了围产期规划与管理。然而，这一临床进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对期待中的家庭、特别是母亲造成的心理负担。母体围产期焦虑与抑郁已被荟萃分析证实与不良产科结局（如早产、低出生体重）以及子代童年期和青少年期较差的社会情感、认知和行为发展相关。当胎儿被诊断或怀疑患有CHD时，这些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母体焦虑及其后果。
尽管美国心脏协会的科学声明和2023年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的胎儿超声心动图指南均强调了胎儿心脏评估（fetal cardiac evaluation, FCE）的心理影响并推荐咨询，但均未指定经过验证的筛查工具或母体焦虑干预路径。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确诊CHD后的父母心理困扰，而较少有研究考察从转诊到咨询后完整FCE轨迹中的母体焦虑。哪些评估环节导致最多母体困扰、何种临床策略可缓解困扰，目前知之甚少。
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改编自斯坦福急性应激反应问卷（SASRQ）的简短症状清单，旨在实现三个目标：量化FCE前后的母体焦虑水平；识别焦虑的临床或人口学预测因素；描述评估与咨询后症状的变化。这些数据旨在为针对性干预和更全面、以患者为中心的胎儿心脏照护模式提供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该研究为经伊利诺伊大学皮奥里亚医学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采用评估前后测评设计。研究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OSF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儿童医院开展，该医院是伊利诺伊州南部唯一儿童医院，覆盖中部伊利诺伊州广大转诊区域，服务人群中包含大量病情复杂和公共保险覆盖的患者。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期间，转诊至胎儿心脏病门诊接受初次或随访FCE的年龄≥16岁孕妇符合入组条件。排除标准为无法提供知情同意及非英语能力者。最终117名完成前后测评的孕妇构成分析队列。
每位参与者接受完整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随后立即由三位胎儿心脏病专家之一进行咨询。焦虑症状采用从SASRQ改编的七条目症状清单评估，条目涵盖焦虑/高唤醒、功能损害、回避和解离四个维度。评估前通过单一直接问题（是否对FCE感到焦虑，是/否）将参与者分为焦虑组与非焦虑组。测评通过Qualtrics平台在平板设备上实施，评估前调查在候诊区完成，评估后调查在咨询后立即完成。
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配对t检验比较评估前后总分及各条目得分，Bonferroni校正处理多重比较。探索性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以评估后总分为结局，校正评估前焦虑评分、既往焦虑诊断或治疗、转诊时间、转诊提供者、既往妊娠丢失、就诊类型、教育水平、心脏解剖与缺陷基线知识、胎儿心脏异常检出情况及执行FCE的提供者等因素。显著性水平设为p < 0.05，分析使用SAS 9.4完成。
三、研究结果
（一）焦虑患病率与基线特征
在117名分析队列中，94名（80.3%）报告在评估前对FCE感到焦虑，23名（19.7%）未报告焦虑。既往妊娠丢失在焦虑组中更为普遍（34% vs. 13.0%；p = 0.049）。未发现其他人口学或临床因素与焦虑状态相关。胎儿心脏异常状态（检出、未检出或不确定）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p = 0.185）。
（二）评估前症状特征
焦虑组评估前最常报告的症状为焦虑感（82.9%）、高唤醒（61.7%）、注意力集中困难（52.1%）、工作或任务执行困难（43.6%）以及回避思考本次就诊（39.4%）。
（三）评估前后症状变化
焦虑组总分从评估前均值15.07（SD 7.26）降至评估后9.03（SD 4.05），降幅6.04分（40.1%）（95% CI 4.71–7.38；p < 0.001）。非焦虑组评分无显著变化（8.48 [SD 1.95] 至7.87 [SD 2.49]；p = 0.27）。全队列评分从13.78（SD 7.07）降至8.80（SD 3.82）（p < 0.001）。调整模型中，焦虑组和全队列的下降仍显著（均p < 0.001），非焦虑组无显著变化（p = 0.222）。
条目层面，焦虑组七个症状条目均显著下降，最大降幅见于焦虑感（3.81至1.67）、高唤醒（2.40至1.27）和注意力集中困难（2.13至1.219），Bonferroni校正后七条目均保持显著。非焦虑组校正后无条目显著。
（四）亚组分析
焦虑组内，检出胎儿心脏异常者（n = 25）评分从15.94降至10.28（p = 0.0023），未检出者（n = 69）从14.71降至7.93（p < 0.001），下降幅度无显著差异（p = 0.072）。有或无既往妊娠丢失者、有或无既往焦虑诊断者均呈现类似下降，幅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超过80%的转诊孕妇在FCE前报告焦虑，这一比例显著高于一般孕期人群中15–23%的临床显著产前焦虑估计值，提示转诊接受胎儿心脏专科评估本身即构成超出常规产前照护的额外负担。既往妊娠丢失与评估前焦虑显著相关，提示这一人群存在更高脆弱性，支持将生殖史筛查纳入评估前风险分层。
值得注意的是，评估前焦虑与最终胎儿心脏异常检出无关联，提示不确定性而非确诊结果本身是困扰的主要驱动因素。评估后焦虑症状的显著下降无论诊断结局如何均出现，提示诊断明确性、专家咨询和医患互动本身可能具有焦虑缓解作用。非焦虑组评分稳定，表明FCE不会在无基线症状者中诱发困扰。
研究人员提出一个假设生成性的以患者为中心的三阶段照护模型：评估前阶段进行针对性心理社会筛查和高危人群预防性干预；评估阶段将诊断影像与一致、共情导向的沟通相结合并开展评估后焦虑测评；随访阶段将医疗建议与心理咨询和同伴支持相结合。
研究局限性包括：症状清单为改编工具，未进行心理测量学验证，无临床截断值；焦虑状态由单一自我报告问题确定；前后设计无对照组，无法确立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均值回归；单中心研究，未收集种族、民族、收入等社会经济变量；随访调查应答率低（23.4%），无法评估焦虑缓解的持久性；未评估父亲或伴侣的心理影响。
研究结论：母体焦虑在转诊接受FCE的女性中普遍存在。FCE联合咨询与评估前报告焦虑的母亲焦虑症状的显著减轻相关，且与诊断结局无关；既往妊娠丢失是焦虑的风险因素。这些发现支持进一步评估兼顾医疗与心理需求的综合多学科照护模式，可能有助于使胎儿心脏病学成为一个更具情感响应性和以患者为中心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