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与环保政策协同驱动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来自中国的证据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Evaluating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ect driven by the synergy of green fi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Evidence from China

　　

• 通过三重差分法检验绿色金融与环保政策的协同效应
• 协同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
• 协同效应通过严格监管和抑制漂绿风险推动绿色创新
• 国有企业以及内部标准严格的企业受到的效应更强
• 效应因地区而异，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能放大该效应

引言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正在加剧资源稀缺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绿色共生发展能力的实现。对此，中国于2020年正式承诺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体现了国家对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承诺。这一方向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报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指导，明确了经济绿色发展的愿景和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要求加快推进经济绿色发展和绿色发展模式转型。

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举措：201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以"史上最严"著称，标志着中国生态治理进入新阶段——环保门槛不断提高，违规成本飙升，迫使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投入（Kraus等，2020）；2017年，国家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引导金融资源流向节能、环保和低碳项目，从而促进绿色转型；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实施方案（2023—2025年）》（发改高技〔2022〕1885号）。该文件强调了绿色技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关键作用，提出要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商业可行的绿色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在这一框架下，绿色金融和环境保护政策从不同的政策功能出发，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方面发挥互补作用。两者共同构成了指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组合，为探索其协同效应提供了制度背景和现实基础。绿色技术创新对于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增长至关重要（Stucki, 2019）。然而，绿色技术的研发过程具有高投入、高成本、高不确定性回报和技术溢出效应等特征。面对这些挑战，企业往往缺乏独立开展绿色创新的足够动力。因此，政策干预——尤其是绿色金融与环境保护政策的协同支持——显得尤为关键。

由于不同政策执行主体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在信息获取、影响范围和激励强度上存在差异，政策的叠加影响往往比单一政策更为复杂。孤立地分析单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导致"失真"的结论，因为企业同时受到多种政策的影响。因此，探索政策协同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与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协调经验相比，中国绿色金融与环保政策的协同具有更强的制度融合性和更为渐进的推进路径。一方面，欧美等成熟市场经济体通常依赖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和成熟的 市场机制，通过横向跨部门协作和市场化工具部署实现政策协调。其做法侧重于规则透明度和市场激励，边界界定清晰，但协同深度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在许多新兴经济体中，政策协调往往以试点项目和碎片化的阶段推进为特征，导致协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足。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策协调由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推动，通过区域试点与制度推广相结合的双轨模式实施。这一过程在法律约束、财务激励和实施监督三个维度上推动了跨部门和跨层级的深度纵向整合，从而促进了更具实质性的制度融合和更强的协同效应。然而，这种高度嵌入式的协调同时也对目标一致性和实施一致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旦出现偏差，可能会放大政策摩擦和激励扭曲，凸显了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复杂性和情境依赖性。

目前，学术界对"环保政策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能否刺激绿色创新仍缺乏系统性证据，更不用说判断两者能否互相弥补不足、通过共振放大效应。如果这两大政策能够优势互补、实现协同共振，就能将环境规制的"约束压力"与绿色金融的"市场激励"整合为联合力量，显著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效率，加速企业绿色技术的落地应用。协同效应绝非简单的"1+1"叠加，而是通过撬动企业研发投入、重塑管理者绿色意识、抑制"漂绿"风险，形成政策压力与市场激励的乘数机制。这使得高污染企业在绿色创新领域实现"1+1>2"的飞跃，从而为经济绿色转型装上"加速器"。反之，若政策组合设计不当，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或财务负担叠加，不仅协同红利将荡然无存，甚至可能出现"1+1<1"的悖论，削弱单一政策本应实现的净效应。因此，系统评估两大政策的协同交互作用，分析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机制，不仅能为优化政策组合提供科学依据，也能为提升政策实施效率和放大绿色创新红利奠定实证基础。

现有研究通常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分为两大类：外部制度因素和内部企业发展因素，在相关领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在外部制度因素方面，学者们对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多种政策和制度安排进行了深入探讨。传统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Herman和Xiang，2020；Appiah等，202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Shi等，2024）、环保项目优惠信贷政策（Li等，2018；Flammer，2021）、二氧化硫排放交易政策（Blackman等，2018）、国家创新试点政策（Yang和Li，2020）、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以及其他绿色发展相关制度政策（Cui等，2018）。此外，学者们还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Stucki，2019）、普惠金融（Gomber等，2018）和产业政策支持（Meckling和Nahm，2019；Hong等，2024）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随着研究的深入，近期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异质性政策和金融工具对绿色创新的差异化效应和协同机制。从环保与低碳政策角度，Zhu等（2026）指出，命令控制型和市场化低碳政策均能显著促进绿色创新，两类政策的组合产生明显的正向政策协同；其研究还证实政策组合可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在财政条件、产权结构和产业特征不同的城市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在绿色金融领域，Guo等（2025）发现，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典型绿色金融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新颖性产生差异化影响：绿色信贷通过重组利用和创造式创新双重路径促进绿色创新，而绿色债券主要驱动创造式创新，两者联合使用可进一步强化创造式创新。此外，企业外部治理、企业风险偏好和宏观资本禀赋也是绿色创新的重要间接驱动因素。Duppati等（2023）证明企业创新活动和机构持股可有效降低企业特质性风险，机构投资者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将进一步完善企业运营，为长期创新投资创造良好环境。针对中国上市公司，Bagh等（2025）指出企业财务灵活性正向影响风险偏好行为，而投资效率和机构持股发挥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风险偏好的变化将直接决定企业在高风险绿色创新项目上的意愿和投入。从宏观视角看，Asghar等（2024）使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得出结论：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绿色能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增加对创新和绿色部门的投资是实现长期绿色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内部企业发展因素方面，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企业内生特征的影响，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社会责任（Shive和Forster，2020）、内部绿色发展战略（Xiao等，2024）、高管环保经历（Zhang等，2025）、董事会治理结构（Wang和Chen，2018）以及组织绿色认知导向（He等，2021）。这些内部因素决定了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实施能力。

如上所述，现有文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多元驱动因素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探讨。但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关注主要集中在单一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考察环保政策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协同效应——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契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考察"双政策"产生的协同结果，为评估"双政策"与单一政策在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提供实证证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两大政策的协同效应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证实，双政策通过加强环境监管和抑制漂绿风险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内部环保标准严格的企业、国有企业和处于环境治理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政策协同效应更为显著。

本研究对文献做出了以下贡献。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单一政策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如环境规制政策（Herman和Xiang，2020；Appiah等，202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Shi等，2024）和绿色信贷政策（Li等，2018；Flammer，2021）。相比之下，政策组合协同效应的研究仍较为稀缺。尽管单一政策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可发挥积极作用，但其有效性在范围上存在内在局限性，难以全面捕捉绿色技术创新的多维演化路径和深层机制。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环境保护政策和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考察其相互关系和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识别不同情境下"双政策"组合的异质性。这一研究设计不仅有助于填补现有文献中的重要空白，也为理解政策组合如何赋能绿色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文献多采用标准双重差分（DID）模型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企业绿色创新的决定因素（Yang和Li，2020；Xiao等，2024）。传统DID模型只能捕捉时间维度的政策冲击和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组间差异，但无法消除内生行业特征带来的系统性偏差，因而难以准确剥离两项组合政策的真实净协同效应。从政策实施逻辑来看，本文考察的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政策在不同污染强度行业之间产生显著异质性的激励与约束效应。重污染行业企业面临更严格的环境合规要求和更强的绿色转型激励，因此享有更为显著的联合政策红利。

相比之下，轻度污染行业已经拥有绿色转型的坚实基础，导致双重政策带来的支持性收益相对边缘化。单独的双重差分（DID）设定无法将政策协同驱动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改善与源于固有工业污染特征或行业整体绿色发展趋势的改善区分开来，这会导致政策效应估计出现向上或向下的偏差。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采用了环境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尖端三重差分（DDD）方法。通过在政策分组和时间维度之外引入工业污染强度作为第三个差异化维度，我们构建了一个 DDD 框架。将两项政策的同步推出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本研究依赖于政策分组（企业是否暴露于双重政策下）、时间分组（政策实施前与后）和工业污染分组（高污染与低污染行业）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这种设计有效地过滤掉了包括时间不变的行业基本面和总体宏观经济趋势在内的混杂因素，从而能够准确识别重叠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净影响。采用 DDD 纠正了经典 DID 中嵌入的识别缺陷，提高了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健性。同时，它拓展了企业层面绿色创新的研究前沿，并为精细化政策评估提供了更可信的实证框架。

第三，在研究启示方面，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微观层面的决定因素，如高管的环境经验（Zhang 等，2025）、董事会治理机制（Wang 和 Chen，2018）以及绿色认知导向（He 等，2021），从而揭示了塑造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机制。然而，这些机制受到某些边界的限制：高管环境经验的影响受限于个体认知局限；董事会治理的有效性可能因决策低效和股东利益冲突而受阻；而在缺乏外部制度激励的情况下，绿色认知导向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绿色创新产出。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双重政策”协同的独特视角，确定了两个关键传导渠道——加强环境监管力度和降低企业漂绿风险——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提供持续动力。此外，我们进一步识别了几个关键的背景因素，包括所有制结构、上市板块特征、自愿性环境监管强度和区域异质性，从而为旨在优化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并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启示。

本文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阐述理论评估和研究问题；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样本和变量定义；第四部分报告实证发现，包括基准回归分析、作用机制、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提出政策建议和研究局限性。

章节片段
理论评估与研究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十字路口，必须平衡追求快速经济增长与实现可持续生态转型的必要需求。在此背景下，技术创新不仅已成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基础（Rehman 等，2021），而且也是推动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的催化剂。绿色技术创新对于企业追求……更是至关重要的路径。

数据收集与处理
我们的数据集侧重于 2010 年至 2023 年间在中国 A 股市场上市的企业。这一研究设定和时间窗口的选择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制度、产业和政策背景，而研究期间的选择主要受到两项制度发展的驱动：2015 年正式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和自 2017 年以来陆续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这些政策共同创造了……

描述性统计
表 2 总结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绿色创新（GI）的均值仅为 0.351，且离散度较大，表明企业在绿色专利申请活动方面存在巨大的异质性。双重政策虚拟变量（Dual policies）的均值为 0.129，表明只有有限比例的企业受到双重政策影响。环境监管（Sup）的均值为 0.456，一些企业经历相对频繁的处罚，而……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 2010 年至 2023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本研究考察了《环境保护法》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之间的协同如何塑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1) 在现有文献中，学者们主要考察单一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Li 等，2018；Herman 和 Xiang，2020；Flammer，2021；

CRediT 作者贡献声明
YuLong Shi：撰写 - 原稿，数据管理。
Feimei Liao：撰写 - 原稿，概念化。
Songqin Ye：撰写 - 审阅与编辑，方法论。

资金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编号：23BGL268）和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编号：GJJ2200341）的支持。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这些关系可能已被认为会影响本文报告的工作。

YuLong Shi|Feimei Liao|Songqin 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