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rehensive Physiology》：Same Fat, Different Consequenc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t Distribution and Vasomotor Menopausal Symptoms Varies by Menopaus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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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估脂肪组织分布与血管舒缩症状（vasomotor symptoms, VMS）之间的关联是否因绝经状态而异，并在器官间通讯（interorgan communication）框架内评估这些关联。方法：本研究纳入408名年龄40–65岁的波兰女性。绝经状
目的：评估脂肪组织分布与血管舒缩症状（vasomotor symptoms, VMS）之间的关联是否因绝经状态而异，并在器官间通讯（interorgan communication）框架内评估这些关联。方法：本研究纳入408名年龄40–65岁的波兰女性。绝经状态根据STRAW+10标准进行分类。脂肪分布通过人体测量学指标与多频生物电阻抗联合表征。潮热和盗汗的频率及困扰程度被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结果：绝经后女性具有更高的腹部肥胖程度，并且报告的VMS频率和困扰程度高于围绝经期女性。脂肪测量指标与VMS之间的关联因绝经状态而异。在围绝经期女性中，肱三头肌皮褶厚度（triceps skinfold thickness）越大，潮热越频繁（OR，1.53；95% CI，1.16–2.01）；皮褶厚度总和（sum of skinfold thicknesses）越高，潮热困扰程度越高（OR，1.36；95% CI，1.05–1.76）；腰高比（waist-to-height ratio, WHtR）越高，盗汗越频繁（OR，1.44；95% CI，1.10–1.88）。在绝经后女性中，腹部皮褶厚度（abdominal skinfold thickness）越大，潮热越频繁（OR，1.78；95% CI，1.07–2.95），而腰臀比（waist-to-hip ratio, WHR）和WHtR较高与较低的VMS发生几率相关。结论：区域脂肪分布与VMS之间的关联模式在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中有所不同。在围绝经期女性中，躯干和腹部肥胖指标越高，VMS表现越不利。在绝经后女性中，关联方向取决于所检查的肥胖指标。这些发现与以下假说一致：脂肪组织可能通过参与器官间通讯的内分泌、代谢和炎症过程影响VMS的表达。
血管舒缩症状（vasomotor symptoms, VMS）是绝经过渡期最常见的主诉，包括潮热和盗汗，对中年女性的日常功能与生活质量构成显著负担。既往研究表明，VMS与体脂积累及分布密切相关，尤其以腹部或中心性肥胖最为关键；脂肪组织不仅是能量储存器官，更作为活跃的内分泌和免疫来源，通过脂肪因子、细胞因子和类固醇激素与体温调节中枢通路相互作用。然而，连接脂肪组织与VMS的生物学通路尚未完全阐明，目前存在两种理论模型：一种认为多余脂肪可通过降低散热效率促进体温调节不稳定，从而增加VMS；另一种则认为脂肪组织通过外周雄激素向雌激素的转化而缓解VMS。多数已有研究依赖腰围、体质指数和腰臀比（waist-to-hip ratio, WHR）等间接指标，难以区分皮下脂肪组织（subcutaneous adipose tissue, SAT）与内脏脂肪组织（visceral adipose tissue, VAT）。此前在同一队列中已有研究（Górecka和Krzy?anowska）关注总体脂肪含量与身体水分，本研究进一步引入了皮褶厚度（skinfold thickness, SFT）及其总和（ΣSFT）、腰高比（waist-to-height ratio, WHtR）、腹部体积指数（abdominal volume index, AVI）、锥度指数（conicity index, CI）和肩胛下-肱三头肌皮褶比（subscapular-to-triceps skinfold ratio, SStTR）等指标，并按照围绝经期与绝经后状态分层，评估这些人体测量指标与VMS频率及困扰程度（低、中、高三级）的关联，以检验脂肪分布是否通过器官间通讯影响VMS表达。研究人员发现，脂肪分布与VMS的关联方向和强度因绝经阶段而异，该结果为理解脂肪组织在绝经过渡期体温调节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基于人体测量的VMS风险分层提供了依据。
样本来源于2021年10月至2024年3月期间收集的横断面队列，共纳入408名40–65岁波兰女性（227名围绝经期，181名绝经后），绝经状态依据STRAW+10标准划分。人体测量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臀围、上臂围，以及肱三头肌皮褶厚度（triceps skinfold thickness, TSFT）、腹部皮褶厚度（abdominal skinfold thickness, ASFT）和肩胛下皮褶厚度（subscapular skinfold thickness, SSFT）；据此计算ΣSFT、WHtR、SStTR、WHR、AVI和CI。VMS采用研究专用问卷分别评估潮热与盗汗的频率和困扰程度（低/中/高）。统计采用序数logistic回归，按绝经状态分层建模，通过逐步模型缩减处理多重共线性；围绝经期模型调整年龄、教育水平、生育史、夜间觉醒和药物使用，绝经后模型仅调整年龄。结果以每1个标准差增加的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表示。
3.1 围绝经期女性（Perimenopausal Women）
在围绝经期女性中，缩减脂肪模型中多个皮褶和腰围相关指标与VMS呈正向关联，而SStTR呈负向关联。TSFT每增加1个标准差，潮热频率升高的OR为1.53（95% CI 1.16–2.01）；ΣSFT每增加1个标准差，潮热困扰程度升高的OR为1.36（95% CI 1.05–1.76）；WHtR每增加1个标准差，盗汗频率升高的OR为1.44（95% CI 1.10–1.88）；SStTR与盗汗频率的OR为0.72（95% CI 0.55–0.95）。调整协变量后，TSFT和ΣSFT的关联仍具有统计学意义，而WHtR和SStTR的关联不再显著。预测概率分析显示，TSFT越高，中度和高度潮热频率的预测概率越大；ΣSFT越高，高度潮热困扰的预测概率越大；WHtR较高时高度盗汗频率的预测概率相对最高，但绝对概率仍低于低频率；SStTR越高则高度盗汗频率的概率越低。
3.2 绝经后女性（Postmenopausal Women）
在绝经后女性中，关联方向出现分化。ASFT每增加1个标准差，潮热频率升高的OR为1.78（95% CI 1.07–2.95），调整年龄后仍显著（OR=1.81）；相反，WHR与多个VMS结局呈负相关，潮热频率OR为0.45（95% CI 0.23–0.85），盗汗频率OR为0.65（95% CI 0.48–0.89），盗汗困扰OR为0.73（95% CI 0.54–0.98）；WHtR与潮热困扰的OR为0.53（95% CI 0.36–0.80）。调整年龄后，WHR与盗汗频率的负向关联仍显著（OR=0.73），WHtR与潮热困扰的关联亦保持显著（OR=0.59），但WHR与潮热频率和盗汗困扰的关联不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绝经后总体中心性肥胖指标较高与较低VMS风险相关，而腹部皮下脂肪厚度增加则与潮热频率增加相关。
讨论指出，绝经后女性更明显的中心性脂肪分布与雌激素下降引起的脂肪重新分布一致；但CI和AVI在本研究中未显示与VMS的关联。围绝经期结果支持热调节模型，即躯干和腹部皮下脂肪可能通过绝热效应减少散热，并借助脂肪组织来源的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8, IL-8）、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β（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1β, MIP-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等炎症介质参与体温调节。绝经后的负向关联则与“瘦假说”一致，即脂肪组织可能通过外周雌激素合成减轻VMS；但ASFT的正向关联提示腹部SAT的绝热作用仍可能增加症状易感性。不同脂肪区室在分泌谱、代谢活性和免疫细胞组成上的差异，可部分解释不同指标方向不一致。研究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症状自我报告、样本以高学历城市女性为主、未进行多重比较校正，以及缺乏影像学脂肪定量和循环激素/脂肪因子测量。
研究结论：本研究在Górecka和Krzy?anowska先前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身体脂肪分布与VMS频率及困扰程度的关联。围绝经期女性中，躯干和腹部脂肪较多通常与较差的VMS表现相关；绝经后女性中，关联方向取决于所检测的脂肪指标。这些发现支持脂肪组织可能通过内分泌、代谢和炎症过程参与器官间通讯并影响VMS表达的假说。结果还提示，症状频率和困扰程度是相关但部分独立的维度，应分别评估；其中困扰程度相对研究不足，但其与日常功能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更好地理解与症状发生和自觉负担相关的因素，有助于解释绝经体验的个体差异并促进更有针对性的预防和管理策略。这些发现强调了脂肪组织与体温调节系统之间交流在塑造VMS体验中的潜在重要性，并支持以器官间通讯框架理解绝经期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