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骨颈系统固定治疗急性股骨颈骨折后残余正向支撑移位: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Orthopaedic Surgery》:Residual Positive Buttress Displacement After Femoral Neck System Fixation for Acute Femoral Neck Fracture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4日 来源:Orthopaedic Surger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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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当无法安全实现解剖复位时,股骨颈系统(FNS)固定后残余正向支撑移位的功能相关性仍不明确。目前少有临床研究量化该移位大小与髋关节功能的关系。本研究旨在确定股骨颈系统固定术后髋关节功能是否因术后复位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以及在正向支撑复位中,是否因残余内侧皮

  
目的 当无法安全实现解剖复位时,股骨颈系统(FNS)固定后残余正向支撑移位的功能相关性仍不明确。目前少有临床研究量化该移位大小与髋关节功能的关系。本研究旨在确定股骨颈系统固定术后髋关节功能是否因术后复位模式不同而存在差异,以及在正向支撑复位中,是否因残余内侧皮质移位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 方法 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了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接受股骨颈系统固定治疗并随访至少12个月的180例孤立性急性股骨颈骨折成人患者。总体分析纳入Garden I–IV型骨折;探索性五组移位分析仅限于Garden I–III型骨折。术后复位分为解剖复位、正向支撑复位或负向支撑复位。正向支撑移位在正位X线片上测量,并分为PR-2(≤2 mm)、PR-4(>2–4 mm)或PR-6(>4 mm)。主要结局为12个月Harris髋关节评分(HHS)。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检验、卡方或精确检验及多变量线性回归。多变量线性回归调整了年龄、性别和Garden分型。额外分析评估了连续移位、在五组比较中保留Garden IV型骨折,并纳入了可获得的临床协变量。 结果 队列包括45例解剖复位、98例正向支撑复位和37例负向支撑复位。12个月Harris髋关节评分中位数分别为95.8、86.0和69.5。与解剖复位相比,调整后Harris髋关节评分在正向支撑复位中低9.40分,在负向支撑复位中低25.62分。在仅限于Garden I–III型骨折的探索性分析中,Harris髋关节评分中位数在解剖复位、PR-2、PR-4、PR-6和负向支撑复位组中依次下降(95.8、90.0、80.0、74.0和68.9)。在该受限分析的82例正向支撑复位病例中,每增加1 mm移位与评分降低3.89分相关(95%置信区间,降低3.12–4.66分)。保留Garden IV型骨折的额外五组分析显示相同的关联方向。 结论 在总体队列中,复位模式与12个月髋关节功能相关。Garden IV型骨折和切开复位在各复位模式中分布不均,调整无法消除骨折复杂性、复位难度、术者决策及未测量因素带来的残余混杂;这些关联并不能表明改变复位模式可改善功能。在仅限于Garden I–III型骨折的探索性分析中,PR-2在非解剖复位组中具有最高的12个月Harris髋关节评分。较大的残余移位与较低评分相关,但研究结果并未确立临床2 mm阈值,也未确立PR-2与解剖复位之间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额外的全Garden分析并不构成对Garden IV型骨折的独立验证。PR-2、PR-4和PR-6为探索性分类,而非经过验证的临床阈值或额外复位或切开手术的适应证。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成人股骨颈骨折的治疗始终面临挑战,保头治疗需同时实现骨折愈合、股骨头血运保存、股骨颈长度维持及髋关节功能恢复。内固定术后再手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AVN)、股骨颈短缩及持续性功能受限仍是临床上重要的问题。复位质量是少数可在术中调控并影响预后的决定因素之一。解剖复位(AR)虽为理想目标,但反复手法操作、强力复位或切开复位可能增加手术创伤或损害局部生物学环境。骨折垂直度、后倾角、手术延迟及术后负重等因素同样影响固定失败与功能结局。因此,当无法安全实现完美复位时,可接受的残余畸形程度成为实际临床问题。
Gotfried提出的正向支撑复位(PR)将非解剖复位重新定义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可接受。临床和生物力学研究提示,由于下内侧皮质支撑至少部分保留,PR可能优于负向支撑复位(NR)。然而,既往研究通常将PR作为单一类别处理,这限制了对股骨颈系统(FNS)固定后残余移位的解读。微小内侧皮质偏移与较大移位在力学和功能含义上不太可能相同,尤其对于提供角度和滑动稳定性的FNS而言。但FNS无法弥补所有次优复位形态带来的后果。本研究提出三个问题:术后复位模式是否与12个月Harris髋关节评分(HHS)相关;HHS是否在探索性PR-2、PR-4和PR-6类别间存在差异;Garden分型、切开复位、复位模式及其他记录因素如何影响髋关节功能。研究人员假设NR与最不利结局相关,且在PR内部,12个月HHS随移位增大而降低。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这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经西安交通大学红会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遵循STROBE声明报告。纳入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期间接受FNS固定治疗的孤立性急性股骨颈骨折成人患者,随访至少12个月。研究在单一三级创伤中心的七个骨科创伤病房开展,所有患者均使用同一FNS装置(DePuy Synthes,Zuchwil,瑞士),均采用标准FNS防旋螺钉,未加用额外螺钉。术后康复遵循保护性分阶段路径,由主治医师根据疼痛、临床功能和影像学愈合情况个体化调整。主要结局为12个月HHS,6个月和18个月HHS作为次要时间点特异性功能结局。记录并发症包括二次手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和股骨颈短缩。
复位质量评估基于术后第一张标准正位X线片,由三名独立评估者在不知晓HHS和并发症结局的情况下进行。AR定义为正侧位X线片上无可辨别的皮质台阶。对于PR病例,三名评估者独立测量内侧皮质间相对移位,在PACS系统中以已知FNS螺栓直径10 mm进行校准以减少放大误差,取三次测量均值作为最终移位值,分为PR-2(≤2 mm)、PR-4(>2–4 mm)和PR-6(>4 mm)。2 mm和4 mm边界参考了Wang等人的有限元研究,作为探索性类别而非验证性临床阈值。侧位X线片同步审阅,仅纳入前后成角不超过15°且至少一个前或后皮质连续性得以保留的患者。
主要比较在包含Garden I–IV型骨折的总体队列中评估AR、PR和NR三组间术后功能,以AR为参照。探索性五组分析限于Garden I–III型骨折,以AR为参照比较PR-2、PR-4、PR-6和NR。另进行PR-2、PR-4、PR-6间的序数趋势分析。为处理Garden IV型骨折这一临床重要亚组,额外进行保留全部180例患者的五组敏感性分析,并将Garden分型作为分类变量调整。
统计方法包括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检验、卡方或精确检验、Fisher–Freeman–Halton精确检验及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1调整连续年龄、性别和分类Garden分型;模型2额外调整切开复位、受伤至手术间隔、Pauwels角、后倾角、体重指数(BMI)和吸烟状态。敏感性分析包括HC3稳健标准误、中位数分位数回归、Garden II–III限制、五级序数暴露、广义重叠加权、连续移位建模、二次项检验、植入物尖顶距和位置调整、术者固定效应及留一术者外重拟合等。评估者间一致性采用Fleiss kappa和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

三、研究结果

研究人群与基线特征
共纳入180例接受FNS固定的急性股骨颈骨折成人患者,平均年龄41.6±14.1岁,女性86例、男性94例。Garden I型13例(7.2%)、II型56例(31.1%)、III型71例(39.4%)、IV型40例(22.2%)。按复位模式分类,AR 45例(25.0%)、PR 98例(54.4%)、NR 37例(20.6%)。NR组Garden IV型骨折比例达45.9%,明显高于AR组(15.6%)和PR组(16.3%)。切开复位在AR组4例(8.9%)、PR组13例(13.3%)、NR组12例(32.4%),组间差异显著(精确p=0.012)。
复位评估可靠性
180例中Fleiss kappa为0.822(bootstrap 95% CI,0.759–0.880),显示三名评估者间强一致性,152/180例(84.4%)完全一致。98例PR中,单次测量ICC为0.896(ICC[2,1]),三次测量均值ICC为0.963(ICC[2,3]),显示测量可靠性高。
总体队列主要功能结局
AR、PR和NR三组间功能结局差异显著。12个月HHS中位数分别为95.8、86.0和69.5。18个月HHS仍以AR最高、PR居中、NR最低。6个月时NR中位数(75.5)高于PR(73.7),早期时间点排序与12个月不同。多变量线性回归显示,与AR相比,PR调整后12个月HHS低9.40分(95% CI,?11.69至?7.11),NR低25.62分(95% CI,?28.51至?22.73)。扩展模型结果相近(PR ?9.55,NR ?25.36)。
次要临床结局
二次手术仅发生在NR组(4/37,10.8%,p=0.002)。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在AR组0例、PR组4例(4.1%)、NR组3例(8.1%)。股骨颈短缩在AR组1例、PR组4例、NR组4例。恢复伤前工作能力在组间无显著差异。
亚组分析
排除Garden IV型骨折后剩余140例:AR 38例、PR-2 39例、PR-4 33例、PR-6 10例、NR 20例。12个月HHS中位数呈有序梯度:95.8、90.0、80.0、74.0和68.9。与AR相比,PR-2低4.54分(95% CI,?6.65至?2.43)、PR-4低14.25分(95% CI,?16.47至?12.04)、PR-6低22.60分(95% CI,?25.84至?19.35)、NR低24.92分(95% CI,?27.48至?22.37)。扩展调整后排序不变。PR内部每增加一个序数类别(PR-2→PR-4→PR-6),12个月HHS降低9.43分(95% CI,?11.03至?7.82)。6个月时PR-2组中位数最低(68.0),PR-6组最高(77.5),PR-2组6至12个月中位数增加22.0分,PR-6组下降3.5分。二次手术仍仅见于NR组(2/20,10.0%,p=0.024)。PR-2亚组无二次手术或AVN。
敏感性分析
连续移位建模显示,全部98例PR中每增加1 mm移位与12个月HHS降低2.93分相关(HC3 95% CI,?3.78至?2.07),Garden I–III的82例PR中每增加1 mm降低3.89分(95% CI,?4.66至?3.12)。保留全部40例Garden IV型骨折的五组敏感性分析显示各非解剖组与AR相比均为负向关联。HC3推断、中位数分位数回归、Garden II–III限制、五级序数建模和广义重叠加权均保留关联方向。植入物位置和术者分析(包括固定效应和留一术者外重拟合)均保留各非解剖组与AR相比的负向点估计。年龄<60岁限制分析保留160例,扩展总体模型显示PR与AR差异为?9.96分、NR为?25.43分,与年龄不限模型相近。在Garden I–III且年龄<60的121例中,PR-2与AR差异为?5.06分。切开复位在PR≤2 mm与>2 mm间的条件比值比为2.49(95% CI,0.60–12.37;p=0.213),未确立较小偏移组需更多切开复位的结论,但宽置信区间不排除重要差异。

四、讨论与结论

在12个月主要终点上,FNS固定后术后功能与复位模式相关。AR具有最高HHS,NR最低,PR居中但异质性明显。在限于Garden I–III型骨折的探索性分析中,较大正向支撑移位类别对应较低HHS。分类与连续分析方向一致,支持较大残余移位与较低12个月HHS之间的关联,但未识别2 mm或4 mm处的突变,也未确立任一边界为临床治疗截断值。额外全Garden分析显示相同方向。Garden IV型骨折和切开复位在各模式中分布不均,调整无法消除骨折复杂性、复位难度、术者决策及未测量因素带来的残余混杂,因此观察到的关联不能表明改变复位模式或实施切开复位可改善功能。
PR-2与AR的调整后差异为4.54分,较为温和,两者12个月HHS中位数分别为90.0和95.8,均处于常规描述的优良范围(90–100)。在受限队列中,AR和PR-2均无二次手术或AVN,股骨颈短缩在AR组1例、PR-2组0例。综合来看,较小的评分差异和较低的并发症发生率不确立PR-2具有临床重要功能劣势。较小正向偏移可能保留下内侧皮质抵接以实现受控嵌插,而较大移位可能减少皮质接触、使载荷传递偏心化并增加滑动、短缩和功能丧失。超出小范围后,结构可能不再起有效支撑作用,趋近于NR的不利状态。
6个月发现不支持统一有序的恢复轨迹。记录的康复在各组间存在差异,多个康复字段与HHS或后续评分变化相关,提示康复可能是潜在变异来源。但回顾性关联无法确定康复是否导致非单调轨迹,或是否根据恢复情况适应性调整。PR-6亚组样本量小、个体变异及主治医师差异可能有所贡献。HHS评估者盲法减少了与复位模式知晓相关的偏倚,但不消除其他测量变异来源。由于缺乏并发症发生日期记录,无法评估并发症时点的影响。
研究优势包括单一FNS构型、HHS和影像学评估双盲、三名独立影像评估者、预设12个月终点及广泛敏感性分析。局限性包括回顾性设计、临床医师选择FNS引入的选择偏倚、无法进行因果推断、主要五组移位分析针对Garden I–III型骨折、全Garden敏感性分析不构成对Garden IV型的独立验证、队列以中青年为主(平均41.6±14.1岁,范围18–70岁)、正侧位X线片无法完全表征旋转、后倾或其他三维畸形、个体化康复及部分回顾性记录字段的时点和定义不确定、术者分析涉及小而分布不均的聚类、并发症事件少且缺乏发生日期、PR-6亚组小,以及探索性分类和连续分析不确立临床可操作的移位阈值。
研究结论为:复位模式与FNS固定后12个月HHS相关。这些观察性关联不能表明改变复位模式或实施切开复位可改善功能。在探索性Garden I–III分析中,PR-2在非解剖复位组中具有最高12个月HHS,而较大正向支撑移位类别对应较低评分。连续移位和全Garden敏感性分析支持关联方向。PR-2与AR的温和差异不确立临床重要功能劣势。PR-2、PR-4和PR-6为探索性类别,而非经过验证的临床阈值或额外复位或切开手术的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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