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个国家青少年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探索国家层面感知健康的作用

《Mental Health and Physical Activity》：Physical Activity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cross 45 Countries: Exploring the Role of Country-Level Perceived Health

　　

- 在45个国家中，体育活动与青少年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联。
- 这种关联的强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显著。
- 在国家层面，感知健康对"体育活动—生活满意度"以及"体育活动—睡眠困难"的关联表现出非显著的调节趋势。
- 跨国分析为青少年健康提供了全面视角。

引言

体育活动（PA）与青少年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现有文献表明，平均而言，活动量较大的青少年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更高、情绪更好、心理健康问题更少（Nie等，2025；Rodriguez-Ayllon等，2019），这是一种主要在观察性横断面研究中观察到的人间差异关联。实验性和纵向研究进一步提出了若干个体内机制，这些机制可能合理解释了体育活动增加如何随时间推移改善个体心理健康，这些机制作用于神经生物学、社会心理和行为层面（Lubans等，2016；Stillman等，2020）。例如，体育活动可能通过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诱导神经可塑性，并通过参与体育运动提高自尊和感知社会支持（Nguyen Ho等，2023；Noetel等，2024；White等，2024；Wu等，2023）。然而，这些个体内机制并未在本研究的横断面人间差异设计中直接检验。尽管如此，基于这一更广泛的证据体系，促进体育活动仍常被倡导以支持青少年心理健康，但本研究本身仅涉及人间差异模式。

体育活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机制可以从三个互补领域来理解。首先，神经生物学机制主要由剂量驱动，反映规律活动的生理效应，如内啡肽释放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增加，两者均支持大脑可塑性、情绪调节和应激恢复（Azevedo等，2020；Jemni等，2023；Phillips，2017）。其次，社会心理机制强调体育活动的社会和情感背景，包括增强的自尊、同伴支持以及掌握感或成就感（Eather等，2023；Haugen等，2013；Martín-Rodríguez等，2024）。第三，行为机制涉及健康促进习惯的改善，如睡眠调节、日常结构化以及久坐行为的减少（Lubans等，2016）。重要的是，这些机制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受体育活动定性特征的影响，包括其目标、实施方式和文化框架。例如，即使在单一文化区域内，体育活动动机也不太可能完全一致：一项大规模的丹麦研究发现，心理状态、身体条件和愉悦感（而非表现或外表）是成人参与体育活动最普遍的动机（Elmose-?sterlund等，2023），这表明在西方国家之间，体育活动动机存在相当大的国内异质性。尽管如此，一些证据表明，如果存在以表现或体型为导向的体育活动框架，可能会减弱其与心理健康的关联（McMahon等，2017），而多样化的动机（包括愉悦感和社会联系）可能更稳定地与积极结果相关联。相比之下，当体育活动嵌入于强调愉悦、包容或应对的支持性环境中时，社会心理和行为路径可能放大其益处（Lubans等，2016；Ntoumanis等，2021）。

然而，支持体育活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关联的大部分证据来自单一国家或特定人群的研究，且这些单独研究的发现差异相当大（Pascoe等，2020）。直接跨国比较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联强度本身的研究仍然稀缺（Fu等，2025）。各国文化与环境背景差异显著，这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平均水平以及体育活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Bann等，2019；Weinberg等，2019）。例如，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支持力度以及体育活动机会因国家而异，受学校日程、城市形态、气候和对体育运动的文化态度等因素影响（European Union，2020；Kolovelonis等，2024）。同样，青少年心理健康结果（如抑郁症状或压力的患病率）在不同国家之间高度可变（European Union，2020）。

近期一项针对干预研究的荟萃分析证实，国家是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联的显著调节因素（Fu等，2025），表明即使在实验情境下，跨国变异性本身也毋庸置疑。然而，在观察性、具人口代表性的数据中，这种变异性是否被某种国家层面的因素所调节，以及通过何种因素调节，仍然未经检验。尽管如此，导致这种变异性的具体背景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研究；特别是，据我们所知，尚无任何研究检验过某一国家层面的健康指标（如青少年人口的总体感知健康）能否解释这种变异性。

审视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跨国模式对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种关联在某些国家更为稳健而在其他国家较弱，则国家层面的调节因素可能解释这种跨国模式。识别此类因素可为人群层面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提供信息，尽管要将国家层面的调节转化为个体层面的干预目标，则需要额外的个体层面证据，而本研究的汇总性跨国设计无法提供。其中一个国家层面因素是青少年人口的整体健康状况，通常以感知健康来操作化定义，即报告健康状况良好或优异的青少年比例（Kim & Shim，2025；White等，2024）。感知健康是青少年如何看待自身健康状况的广泛指标，既反映了他们的客观健康状况，也反映了健康方面的文化期望（Idler & Benyamini，1997；Roberts等，2007）。各国青少年报告健康状况良好的比例存在差异，这可能与体育活动与更好心理健康关联的程度有关（Patton等，2016）。例如，在大多数青少年已报告健康状况良好的国家中，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的平均关联可能更为显著，符合一种放大模式。反之，在青少年平均健康状况较差的国家中，由于人群层面存在更大的"改善空间"，这种关联可能更强，符合一种缓冲模式。这些是关于国家间关联强度模式的假设，而非关于体育活动如何影响任何个体青少年的断言。这种双重可能性——在更健康的环境中放大、在不健康的环境中缓冲——已在相关领域被提出，突显了检验调节方向双向性的重要性（Liu等，2025；Moon & Han，2022）。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感知健康在概念上区别于本研究使用的个体层面心理健康结果（即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症状频率）（Diez-Roux，1998）。个体感知健康反映的是个人自评，而国家层面的汇总值捕捉的是国家健康环境的结构性特征，即青少年发展所处的更广泛的文化与系统性背景（Idler & Benyamini，1997）。这一区别使其作为背景调节因素而非重叠构念的角色具有合理性。我们选择汇总性感知健康，而非宏观经济指标（如GDP）或基于政策的指标（如体育基础设施投资），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青少年自身如何体验其所处的国家健康背景，整合了客观健康状况和文化塑造的健康期望（Idler & Benyamini，1997）。虽然宏观结构性指标捕捉资源和政策，但它们未必反映这些因素如何转化为青少年的实际健康体验，我们认为后者对于连接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的社会心理机制更为直接相关。

为解决上述差距，本研究利用"学龄儿童健康行为"（HBSC）研究的数据，该研究提供了45个国家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以在跨国背景下检验体育活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这些国家主要位于欧洲和北美；这一区域构成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规范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多样性，为跨国比较提供了有意义的依据。我们有四个目标：（1）在这大且多样的国家样本中检验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的总体关联；（2）通过估算特定国家的关联来评估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联系中各国之间的变异性程度；（3）检验国家层面调节，测试每个国家青少年的平均感知健康是否调节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系强度。鉴于先前证据表明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联的强度可能因性别（Lee等，2023）、社会背景（Li & Hao，2025）和心理健康轨迹（McMahon等，2017）而异，我们此外还探索性别作为体育活动—幸福感关系的潜在调节因素。对国家层面差异的关注与更广泛的认知相一致，即背景影响与体育活动—心理健康关联中的变异有关。Vella等（2023）提出了一个体育活动层面的背景因素模型，包括活动类型、物理和社会环境、实施方式和领域，这些因素在个体体育活动体验层面运作。本研究探讨的是一个概念上不同、更为远端的背景形式：体育活动发生时所处的国家整体健康环境，而非活动的直接特征。具体而言，我们考察感知健康在更健康的背景中是否放大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的关联，或在健康状况较差的背景中是否缓冲这一关系。

审视背景影响与呼吁更全面视角看待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系（Vella等，2023）相一致，即将体育活动视为嵌入于更广泛环境之中（Bronfenbrenner，1979；Diez-Roux，1998），而非去情境化的个体行为。Piggin（2020）同样主张更广泛地概念化体育活动，将其视为社会和文化嵌入的行为，而非窄化的用力量化指标。在本研究中，这一视角通过个体层面行为指标（体育活动频率）与单一国家层面背景指标（汇总性感知健康）在多层框架中结合的方式得到窄化操作化。前者反映了Piggin所批评的狭隘概念化。本研究不声称捕捉全面全面模型所需的全部背景因素。特别是，本研究不涉及Vella等（2023）框架中核心的活动层面背景因素（如体育类型、社会环境、实施方式）；而是检验一个单一宏观层面的背景维度——国家层面感知健康，该维度运作于上述直接因素的上游，且在概念上与它们不同。这代表了将单一背景维度整合到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联分析中的初步步骤，而非对背景影响的全面检验。这与近期证据一致，即青少年体育活动和久坐行为的可改变决定因素具有高度情境特异性，跨越学校、家庭和混合情境中的个体、人际和更广泛的背景领域运作（Ciaccioni等，2026）；单一国家层面指标，如本研究中所检验的，无法期望捕捉这种全部直接和远端影响。

各章节摘要

研究设计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使用了HBSC研究2017/2018波次的v数据。45个国家（主要为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参与了2017/18波次（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0b）。然而，格陵兰被单独报告，因此补充表1–46中的分析单元总数为46个。对于随机斜率模型，由于方差不足，排除了两个单元（希腊和保加利亚），因此图1呈现44个单元。

抽样结果

分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在45国合并的总体样本中，高水平的体育活动与青少年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使用体育活动作为分类预测变量（以每周0天组为参照）的多层模型的固定效应显示，心理健康结果存在剂量-反应效应（表2）。最高体育活动类别（第4级：每周5–7个活动日）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得分更高（0.92

讨论

本研究使用了来自45个国家的大规模青少年跨国样本，检验较高的体育活动是否与多项指标中的更好心理健康相关。如预期，满足每日体育活动指南与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更少的情绪困扰症状（情绪低落、易怒、紧张、睡眠困难）相关。效应范围从中度到显著（β范围：睡眠困难为0.069 [95% CI: 0.048, 0.090]至0.408 [95% CI: 0.381,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Simone Ciaccioni：写作—审阅与编辑、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Youngjun Lee：写作—原稿撰写、可视化、方法论、调查、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Caterina Pesce：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原稿撰写、验证、方法论、调查、数据整理、概念化。

Rodrigo Lima：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原始草稿，监督，方法论，调查，正式未引用参考文献 Sport, E. W. G., & Health, 2008。
伦理批准：根据 HBSC 方案，每个国家都获得了国家级伦理批准。
参与/发布同意书：不适用（二次数据）。
数据可用性：HBSC 数据集可向 HBSC 数据管理中心申请获取。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竞争利益声明：Caterina Pesce 担任本手稿所提交之《心理健康与体力活动》特刊的特约编辑；她未参与本手稿的编辑处理或决策过程。其他作者声明他们不存在竞争利益。
伦理批准与参与同意书：不适用。本研究分析了 2017/2018 年学龄儿童健康行为（HBSC）调查中匿名化、公开可用的二次数据。伦理批准和知情同意书由最初的 HBSC 国家研究团队在数据收集时在各参与国获得；对于本次二次分析，无需额外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
发表同意书：不适用。
数据声明：本研究中分析的 HBSC 2017/2018 数据集可通过 HBSC 数据管理门户 https://www.hbsc.org/data/ 向注册用户开放。
生成式 AI 使用声明：在本工作的准备过程中，作者未使用 AI 辅助工具。
资金：本研究未获得任何资金。
资金声明：本研究未从公共、商业或非营利部门的资金机构获得任何专项拨款。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可能影响本文报告工作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Caterina Pesce 博士和 David Stodden 博士是特刊“体力活动与心理健康的全景视角”的特约编辑。为避免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他们将不会参与本手稿的编辑处理、审稿人选择或决策过程。
致谢：作者感谢学龄儿童健康行为（HBSC）研究网络及各参与国的国家研究团队对本研究使用的 2017/2018 年调查数据的设计、收集和管理。我们也感谢编辑和两位审稿人提供的详细且具有建设性的反馈，这极大地增强了本手稿的质量。
Youngjun Lee|Simone Ciaccioni|David Stodden|Janet Hauck|Rodrigo R. Lima|Caterina Pes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