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and Nature》：Shaping biodiversity from within: How experts' perceptions of values, rules and knowledges influence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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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取得局部成功，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迅速持续。尽管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方法，保护实践往往强化既有的生物多样性概念化，排斥其他认知和评价自然的方式。本文探讨一组栖息地专家评估生物多样性的过程。本研究通过实证理解一组专家在客观性与更具多元
尽管生物多样性保护已取得局部成功，但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迅速持续。尽管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方法，保护实践往往强化既有的生物多样性概念化，排斥其他认知和评价自然的方式。本文探讨一组栖息地专家评估生物多样性的过程。本研究通过实证理解一组专家在客观性与更具多元性、关系性的生物多样性理解之间的张力，为文献作出贡献。研究人员开展了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并应用价值、规则与知识（values, rules and knowledges, VRK）框架探讨栖息地专家的决策情境（decision contexts）。通过梳理、分析和比较专家对生物多样性的感知，研究人员识别出两个不同群体。第1组（Group 1）倡导客观性、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和生态价值及自然科学知识，不愿讨论社会经济方面。第2组（Group 2）旨在通过整合价值、知识、社会经济和监管视角实现社会影响。两组在测量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原则和规则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因素上达成一致。两组对自然有不同本体论假设（ontological assumptions），并对保护专家应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看法。这些差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实践方面的关系模型（relational models）相关。第1组倾向于为决策提供科学洞见，而第2组将积极参与和知识中介（knowledge brokering）作为专家工作的一部分加以推动。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需要由社会经济方面引发的社会变化。以专家积极参与和知识编织（knowledge weaving）为补充的多元主义（pluralistic）决策方法支持社会转型。可阅读期刊博客上的免费通俗语言摘要。
论文主体内容解读：
传统上，生物多样性被理解为物种内、物种间和生态系统层面的多样性，这一自1980年代起源的定义塑造了聚焦遗传多样性、单一物种或整个荒野区域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实践。保护虽保护了个别物种和栖息地，但全球和地方生物多样性丧失仍在迅速持续。为促进社会参与，研究人员提出更包容和多元的框架，涵盖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自然作为手段满足人类目的的价值）、关系性价值（relational values，反映人与自然之间有意义、常具互惠性的关系）和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自然自身具有的价值），并承认世界观和知识体系在特定情境中塑造价值。然而，保护实践常重新应用既有生物多样性概念化，排除许多知识系统和价值。研究指出，生态学家不愿考虑保护相关社会经济方面，原因包括追求科学客观性和评估自然生态价值；更趋多元的自然价值方法引入与正义结果和权力动态相关的规范关切，与标准自然科学实践不契合，尽管保护理念本身高度规范。已有研究关注专家对生物多样性的看法，但负责开发保护工具或在政策与实践中应用专家知识的专家和实践者感知很少被研究。生物多样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ting，通过异地重建匹配价值以实现无净损失的政策工具）中，通过狭窄“客观指标”测量与多元关系理解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抵消整合生态与经济利益，推动纯生态标准，并受到忽视社会方面、自然商品化伦理和生态结果不足等批评，也强化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测量性传统。基于此，研究人员以参与芬兰生物多样性抵消实施中栖息地公顷（habitat hectares，将生物多样性价值量化为栖息地面积当量的度量单位）量化框架开发的栖息地专家为案例，将专家视为利益共同体，采用价值、规则与知识（values, rules and knowledges, VRK）框架（用于分析社会系统如何塑造决策情境的启发式工具）探索其决策情境（decision context，指创造并限制何种行动被视为可行、现实或可能的共享情境）如何塑造生物多样性理解和主导评估模式，并贡献于客观性与关系性理解张力的实证认识。
关键技术与方法概述：2022年秋至2023年春，两个研究项目组织22次研讨会，100余名栖息地专家参与，分三步为九个主要栖息地组开发计算生物多样性价值框架、定义恢复措施预期响应、划分可相互抵消栖息地。主要材料为2023年秋工具完成后约6个月进行的19个半结构化访谈（约70分钟/个），访谈涵盖自然价值与保护、开发过程体验、对工具和抵消的期望与担忧；伦理审查由University of Helsinki Ethical Review Board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48/2023）实施。次级材料为研讨会出勤记录、会议记录、录音、输出及草稿。访谈对象据出勤记录选择，覆盖九个栖息地组；分析采用两轮定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对文本归类解释的方法），先按VRK理论编码，再以归纳方式调整框架并比较分组。
3.1 价值（Values）。分析形成两个决策情境：第1组（Group 1, G1；n=5，1名研究人员、4名官员）追求科学精确与客观；第2组（Group 2, G2；n=14，5名研究人员、5名官员、4名顾问）追求社会影响，在科学准确性、实践可行性和市场接受之间平衡。两组在部分广泛和具体价值上一致，但核心差异明显。G1强调内在价值和生态功能；G2更广泛，将文化和支持生态系统服务等工具性价值视为同等重要。两组均通过功能性、原始性或干扰、独特性及红色名录指数（red list index，基于濒危等级衡量物种灭绝风险的指标）评估生态价值。G1强调功能生态系统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本身的重要性，人类福祉次要但与其强关联；G2不区分自然利益与人类利益，强调二者的存在性联系。恢复潜力和未来价值论证亦显示差异。两组均欣赏自然美学价值，常与原始性相关，并认为功能性与美学并行。几乎所有专家对特定栖息地或区域有个人联系，但G1认为这些联系在个人层面重要而与开发过程无关，G2则在一般层面描述地方联系。
3.2 规则（Rules）。正式规则在材料中大多缺失，可能与开发过程与立法的紧密联系有关，也有两组专家认为监管未能保护生物多样性。非正式规则讨论详细；两组主要同意生态原则和测量生物多样性的规则，但论证揭示根本差异。关键差异在自然定义：G1倾向强调人类影响最小的原始栖息地价值，G2也重视城市自然或具未来生物多样性潜力的自然。共享优先因素包括连通性、功能性、稀有性或濒危性以及面向未来的时间维度。两组均认为某些栖息地不可抵消（如岩石），并对栖息地类型方法提出两点批评：分类在实践中可能困难，森林和泥炭分类较好而溪流类型过粗；许多栖息地相互联系，水生栖息地和泥炭尤其依赖周边陆地行动，单栖息地聚焦可能无效。两组也指出抵消可替代性的根本限制和例外：某些栖息地过于独特不可替代，岩石等不能恢复至原始状态。
3.3 知识（Knowledges）。G1将自然科学知识置于其他知识之上，认为其是工具开发最佳知识，但常伴随数据不足和输出不确定性担忧，并批评专家意见或实践经验，认为更广泛研究项目更佳。G2对结果更有信任，重视专家意见和支持其的参与过程，对工具批评较少；其知识观更务实，强调知识需应用、贴合情境并由多视角和多种知识组合，突出知识编织（knowledge weaving，整合不同学科和知识体系）和过程学习。G1强调实证测试以减少不确定性和主观性；G2也讨论实践测试，但不将不确定性视为使用障碍。G2的实践知识范围更广，包括野外调查员知识、法规或商业理解；G1的实践知识主要指野外工作经验。两组均欣赏所建工具，但对其社会影响看法略异：G1未提经济估值，G2对货币估值既有支持（社会相关和影响）也有反对（自然商品化）论点。
讨论与结论部分将两组决策情境与既有研究对照，指出两组均承认内在价值、生命支持和存在权利，但G1把生态功能置于人类福祉之上，G2将生态功能、恢复潜力和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并重；这支持个体常广泛评价生物多样性而决策强调工具性价值的观察。经济与生态价值冲突仅在G2内部重现，部分专家批评货币估值为自然商品化，另一些承认伦理问题但强调货币估值的社会意义。关系性价值区分两组：G1仅在个人层面欣赏与自然联系，G2促进人类与更多非人类存在之间的平衡。本体论差异区分两组对自然的理解，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是自然与人类分离。知识上，G2推动多学科定性和定量方法及知识编织，承认单一评估方法或学科视角的局限；G1采用客观导向、常由自然科学观点主导的方法。作者认为G1倾向一元论方法，评价源于自然内在价值并通过伦理或道德责任表达；G2倾向多元、关系方法，承认多样甚至关系性价值。两组同意决策未充分承认自然内在价值，但解决方案不同：G1主张改变决策以更好承认内在价值，G2主张新的价值评估和知识生产方式以改进生物多样性整合。作者也指出研究局限：单一案例、样本量有限、特定生物多样性治理系统，结果不可推广为所有情境中保护者的普遍同质群体；工具实际应用方式将塑造社会中哪些观点、知识和价值被强化。
研究结论翻译：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需要由社会经济方面引发的社会变化。以专家积极参与和知识编织为补充的多元主义决策方法支持社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