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行为对市政供水服务失效的遮蔽效应——纳米比亚城市家庭水不安全、应对负担与水治理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Parts A/B/C》：When Coping Masks Municipal Water Service Failure: Household Water Insecurity, Coping Burden and Urban Water Governance in Namibia

　　

家庭应对（household coping）可掩盖城市供水服务供给（urban water-service delivery）中的失效；水不安全（water insecurity, WI）显著增加家庭承担的隐性负担；应对能力（coping capacity, CC）对这种负担仅提供有限保护；家庭通过私人资源实际上补贴了服务连续性；应对负担（coping burden, CB）为供水服务绩效（water-service performance）提供了以人为中心的指标。

研究背景与问题：安全、充足和可靠的供水是快速增长城市人口的核心治理挑战。可持续开发目标6（SDG 6）和非洲联盟相关议程均强调可靠性、公平、气候韧性、问责与包容性服务。然而，正式接入市政供水并不等于家庭水安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城市中，即使家庭拥有正式连接，仍可能遭遇间歇供水。传统服务覆盖率指标可能掩盖家庭在水可得性、可靠性和获取方面的实际差异。基于经验的家庭水不安全测量（如HWISE和WISE）弥补了这一局限。既有研究记录了储水、节水、购水、切换水源、借水、处理、配给和重组日常 routines 等应对策略，但较少区分家庭动员应对资源的能力与在应对过程中承担的负担。纳米比亚为检验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场景：该国干旱，但城市家庭水不安全差异明显；Rundu邻近常年有水的Okavango河，却报告比干旱的Windhoek更高的家庭水不安全，显示物理水源并非决定因素。该研究据此提出两个问题：应对水不安全对家庭意味着什么；家庭维持用水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遮蔽市政供水服务供给的不足。研究目标包括估计WI与CB的关联、检验CC是否构成WI与CB之间的间接路径，并比较三个服务环境不同的纳米比亚城镇。

研究设计与总体结论：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在Windhoek、Rundu和Ongwediva开展家庭调查，并辅以开放式回答、社区焦点小组和地方当局共创工作坊。分析样本为691户，其中Windhoek 396户、Rundu 192户、Ongwediva 103户。研究得出，WI与CB强正相关，WI与CC负相关，CC与CB负相关但系数较小；CC在WI与CB之间构成小的间接路径。城镇比较中，仅Ongwediva—Windhoek比较满足测量不变性要求，且Ongwediva的WI→CB系数显著大于Windhoek。研究意义在于将注意力从“家庭是否应对”转向“维持用水要求家庭付出什么”，并提出应对负担可作为以人为中心的供水服务绩效指标。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和结构化家庭问卷，将WI、CC、CB作为反映性构念；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PLS-SEM；SmartPLS 4）评估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包括outer loadings、Cronbach’s alpha、rho_A、rho_c、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异质—同质特质比（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R²、5,000次bootstrap、95%置信区间、PLSpredict与Q²_predict、中介分析，以及复合测量不变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composites, MICOM）和偏最小二乘多组分析（partial least squares multi-group analysis, PLS-MGA）；定性资料采用演绎—归纳主题分析。样本队列来源为2025年3月至6月在纳米比亚三城镇28个邻里/社区开展的面对面调查。

研究结果：
3.1 样本特征：通过描述统计发现，女性受访者占63.4%，失业者占50.4%，月收入低于N$5,000（USD 309）的家庭占41.0%；Rundu的失业、低收入和非正式住房比例最高，Windhoek最低，Ongwediva处于中间位置。
3.2 测量模型评估：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发现，Cronbach’s α为0.838—0.911，rho_c为0.880—0.934，AVE为0.597—0.740，HTMT均低于0.85；CC3（0.669）和CC4（0.695）略低于0.70但被保留；Harman单因子检验第一未旋转因子解释45.3%总方差，共同方法方差不能排除。
3.3 结构模型性能：通过PLS-SEM发现，内部VIF为1.000—1.059，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解释CB方差49.3%、CC方差5.6%；Q²_predict对CB为0.481、对CC为0.051，说明WI对CB的预测较强，而CC可能受模型外家庭、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因素影响。
3.4 直接关联：通过结构模型发现，WI与CB强正相关（β=0.677，p<.001），WI与CC负相关（β=-0.236，p<.001），CC与CB负相关但系数较小（β=-0.086，p=.003），支持H1—H3。
3.5 通过应对能力的间接路径：通过bootstrap中介分析发现，WI→CC→CB间接效应为正且显著（β=0.020，p=.007），相对于直接WI→CB关联较小，支持H4。
3.5.1 城镇特定路径估计：通过分城镇估计发现，WI→CB在Windhoek（β=0.530，p<.001）、Rundu（β=0.716，p<.001）和Ongwediva（β=0.747，p<.001）均为正；WI→CC在三地均为负；CC→CB在Rundu（β=-0.142，p=.002）和Windhoek（β=-0.097，p=.025）显著为负，在Ongwediva接近零且不显著（β=0.016，p=.778）。
3.5.2 测量不变性与多组分析：通过MICOM和PLS-MGA发现，仅Ongwediva—Windhoek比较中三个构念均建立组合不变性；在该有效比较中，Ongwediva的WI→CB显著大于Windhoek（Δβ=0.217，p=.031），WI→CC和CC→CB无显著城镇差异；其余城镇比较因测量不变性不足仅作描述性报告。
4 打开黑箱：水不安全感的生活经验：通过定性叙述发现，三地家庭通过调整日常活动、储水、寻找替代水源、购水、向邻居借水和减少用水应对市政供水不可用，并承担时间、体力、经济、不确定性、安全风险和日常中断等负担。
4.1 Rundu：基础设施脆弱与应对负担升高：通过受访者叙述发现，慢性服务不可靠、压力不足和分配漏损促使家庭夜间取水、借水、使用挖出的水坑和从Kavango河取水，将服务不可靠后果转化为家庭劳动和接触不安全水源的风险。
4.2 Windhoek：货币化应对与财务负担：通过叙述发现，储水罐和购水是重要应对机制；水箱在高收入地区更常见，非正式定居点更多使用桶等小容器；购水跨收入组出现，水价和计费准确性进一步增加财务维度，为Windhoek相对较小但为正的WI→CB关联提供定性背景。
4.3 Ongwediva：受限应对与家庭适应的限度：通过叙述发现，间歇供水、低压、获取不均和可行替代方案有限，停电或Kunene—Calueque运河维护可导致数日中断；家庭储水常不足以应对长时间停水，因而减少消费、推迟洗涤和卫生相关活动或使用质量较差水源，包括Oshana；水质担忧明显。该解释与Ongwediva近零且不显著的CC→CB估计一致，但该估计不应解读为因果情境效应。
4.4 从应对到负担：通过跨案例比较发现，非正式定居点受访者更多描述借水、共享水源、等待和物理取水，正式低密度和中密度地区更多描述私人储水和购水；部分家庭可用金钱和基础设施替代体力，另一些更依赖时间、劳动、社会网络或低质量水源，支持CC与CB的分析区分。
4.5 跨城镇应对路径综合：通过定性综合发现，中断和不可预测性反复触发家庭行动，储水、购水、借水、切换水源和重组日常随后产生不同负担；这些示例不建立个体层面因果中介，而显示相似服务中断在不同资源和替代方案下可产生不同应对反应与负担。

讨论总结：该研究的三项发现是：WI与CB在合并模型和各城镇内均强相关；CC与CB负相关但关系有限，WI经CC至CB的间接路径较小；WI→CB在Ongwediva显著强于Windhoek，且这是唯一可作正式推断的城镇差异。讨论强调，拥有应对资源不等于免除应对成本，CC不应自动视为成功适应或韧性。研究提出“补偿性共同生产”概念，即家庭行动弥合正式服务供给缺口，而非自愿协作式共同生产；当应对采取这种补偿形式时，治理问题转为分配问题：谁提供资源、谁承担成本与风险。常规服务指标仍必要，但不足以反映家庭将正式供给转化为可靠日常可及所付出的工作。应对负担揭示服务连续性的政治经济学，并关联SDG 6、非洲水愿景2063及公平、韧性和问责。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和概率抽样设计，并开展多层级分析和深入定性研究。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表明，维持供水可及与承担维持可及的成本并不相同。在纳米比亚三个地方当局中，水不安全与应对负担强相关，而应对能力仅提供有限缓冲。家庭仍通过储水、购水、替代水源、社会支持和日常调整维持可及；这些反应可能缓解即时短缺，但也可能要求额外支出、劳动、行为调整以及暴露于不确定性或风险。因此，不应将应对能力视为可靠市政供给的替代，也不应把家庭维持可及的能力自动解读为水不安全已解决。治理意义在于服务连续性如何被生产以及由谁承担代价。当家庭补偿正式供给不足时，私人资源可帮助维持可及，同时使部分服务赤字更不可见。应对负担因此通过揭示谁贡献资源、谁有能力贡献、谁在正式供给不足时承担成本与风险，提供服务连续性的政治经济学证据。将供水服务绩效评估与水不安全和应对负担的体验性测量结合，可使这些转移更可见，并为判断可靠性、公平性、韧性和SDG 6进展提供更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