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途中工作相关ICT使用如何影响工作投入速度？——角色转换视角下的双路径与总体任务意义跨层调节

《Applied Psychology》：Does work-relat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 during daily commutes promote the speed of work engagement? A role transition perspective

　　

本研究旨在探讨日常通勤期间工作相关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使用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工作投入速度（speed of work engagement）。基于角色转换视角（role transition perspective），研究人员提出：从家庭到工作通勤中的工作相关ICT使用（work-related ICT use during the home-to-work commute, WICT H-W）通过增强对家庭的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from home）对工作投入速度产生正向间接效应；从工作到家庭通勤中的工作相关ICT使用（work-related ICT use during the work-to-home commute, WICT W-H）通过增强工作对家庭冲突（work-to-home conflict）对次日工作投入速度产生负向间接效应。此外，研究人员预期总体任务意义（general task significance）会放大通勤期间工作相关ICT使用的上述效应。基于对149名员工连续10个工作日经验取样研究（experience sampling study）的多层分析显示，每日WICT H-W与对家庭的心理脱离正相关，进而加快上午工作投入速度；每日WICT W-H与工作对家庭冲突正相关，但工作对家庭冲突与次日工作投入速度的关系未如预期显著。此外，数据支持总体任务意义的跨层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任务意义较高的员工中，WICT H-W对心理脱离家庭以及WICT W-H对工作对家庭冲突的效应更明显。这些发现强调日常通勤是关键的角色转换情境，并表明通勤期间工作相关ICT使用可促进或破坏员工日常角色转换，取决于通勤方向与工作任务的总体感知意义。

研究背景与问题：日常通勤被视为一种“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即个体从一种角色退出但尚未进入另一角色的转换状态。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使工作角色相关信息得以侵入通勤过程，可能干扰角色转换。既有研究多关注非工作时间内、家庭领域中的工作相关ICT使用及其对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投入等角色表现的影响，但通勤过程缺乏清晰角色期望，理论上不同于家庭领域，因而已有知识不足以充分解释通勤途中工作相关ICT使用的影响。基于边界管理理论（boundary management theory）衍生的角色转换视角，研究人员区分从家庭到工作通勤中的工作相关ICT使用（work-related ICT use during the home-to-work commute, WICT H-W）与从工作到家庭通勤中的工作相关ICT使用（work-related ICT use during the work-to-home commute, WICT W-H），提出前者可通过增强心理脱离家庭（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from home，指暂时从家庭/非工作角色心理分离的状态）加快工作投入速度（speed of work engagement，指员工开始工作后迅速变得有活力并认知聚焦的程度）；后者可通过增强工作对家庭冲突（work-to-home conflict，指工作角色需求干扰家庭角色需求满足的跨角色冲突）降低次日工作投入速度；总体任务意义（general task significance，指员工总体感知工作任务对他人或组织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程度）会跨层放大上述效应。该研究旨在补充通勤情境下ICT使用研究，并将理论关注从通勤特征转向通勤过程，同时揭示任务意义的潜在“副作用”。

研究开展与结论：研究人员在中国北方某大学MBA项目中招募全职员工，开展连续10个工作日的经验取样研究（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ology, ESM），最终纳入149名员工、1053个匹配日观测。结果显示，WICT H-W正向关联心理脱离家庭，并进而加快上午工作投入速度；WICT W-H正向关联工作对家庭冲突，但工作对家庭冲突与次日工作投入速度的关系不显著，相应间接效应未获支持；总体任务意义显著调节WICT H-W对心理脱离家庭以及WICT W-H对工作对家庭冲突的第一阶段路径。研究意义在于将工作相关ICT使用研究拓展至通勤阈限空间，以角色转换视角解释通勤行为的双向后果，并说明总体任务意义既能放大适应性效应，也可能强化非适应性效应。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采用经验取样法（ESM）获取中国北方某大学MBA项目全职员工连续10个工作日的早晚问卷数据，并将前一日晚间预测变量与次日早晨结果变量进行滞后匹配。使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MSEM）同时检验两条中介路径，并以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检验区分效度。以随机斜率检验总体任务意义的跨层调节，采用Monte Carlo方法（20,000次模拟）估计置信区间，并检验高（+1 SD）与低（?1 SD）任务意义下的条件间接效应；控制日、每日工作量、性别、年龄及每日任务意义。

研究结果：

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与方差分解：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六因子模型拟合良好并优于五因子至单因子替代模型，支持WICT H-W、心理脱离家庭、工作投入速度、WICT W-H、工作对家庭冲突与每日任务意义的区分性；零模型显示各变量个体内变异占总变异30.00%—46.64%，表明存在显著个体内变异，适合多水平建模。

假设1：心理脱离家庭的中介作用：多水平路径分析显示，WICT H-W_t正向关联心理脱离家庭_t，心理脱离家庭_t正向关联工作投入速度_t，且WICT H-W_t经心理脱离家庭_t影响工作投入速度_t的间接效应显著，支持假设1a—1c。

假设2：工作对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WICT W-H_t-1正向关联工作对家庭冲突_t-1，支持假设2a；但工作对家庭冲突_t-1与工作投入速度_t的关系不显著，假设2b未获支持；WICT W-H_t-1经工作对家庭冲突_t-1影响工作投入速度_t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假设2c未获支持。

假设3：总体任务意义的跨层调节作用：跨层分析显示，总体任务意义显著预测WICT H-W_t→心理脱离家庭_t的个体内随机斜率，也显著预测WICT W-H_t-1→工作对家庭冲突_t-1的随机斜率；简单斜率显示，高任务意义（+1 SD）下两条路径显著为正，低任务意义（?1 SD）下不显著，支持假设3a与3b。

假设4：有调节的中介效应：WICT H-W_t经心理脱离家庭_t影响工作投入速度_t的间接效应在高任务意义员工中显著、在低任务意义员工中不显著，支持假设4a；WICT W-H_t-1经工作对家庭冲突_t-1影响工作投入速度_t的间接效应在高、低任务意义下均不显著，相应有调节中介假设未获支持。

讨论与结论：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从三方面作出理论贡献：其一，将ICT使用研究拓展至通勤阈限空间，并区分通勤方向，发现WICT H-W对工作角色进入具有正向作用，挑战了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ICT使用以负向效应为主的既有观点；其二，引入角色转换视角，说明与即将进入角色一致的活动和信息加工有助于角色进入，而持续连接先前角色可能阻碍角色退出并引发跨角色冲突；其三，揭示总体任务意义在通勤情境中的双向作用，即既放大WICT H-W的积极效应，也强化WICT W-H对工作对家庭冲突的负向效应。对于WICT W-H经工作对家庭冲突影响次日工作投入速度不显著，原文讨论提出晚间休闲活动与次日早晨积极体验可能缓冲该效应，但研究未测量这些过程。实践上，研究建议利用上班通勤的工作相关ICT使用促进心理脱离家庭与工作准备，但不倡导下班通勤高强度工作相关ICT使用，并建议设置物理、心理与时间边界、明确响应时间、管理者避免非紧急信息及“始终在线”文化。局限包括未控制通勤特征（如时长与方式）、未区分自愿与非自愿ICT使用、未测量晚间恢复体验、样本为中国北方MBA全职员工且成熟员工较少、变量为自我报告并可能受共同方法偏差与社会赞许偏差影响。

研究结论翻译：基于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与角色转换视角，本研究表明日常通勤期间工作相关ICT使用具有不同后果。具体而言，WICT H-W与心理脱离家庭正相关，进而加快员工工作投入速度。相反，WICT W-H与晚间工作对家庭冲突正相关；然而，工作对家庭冲突对次日工作投入速度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结果进一步表明，WICT H-W和WICT W-H对员工的影响在任务意义较高员工中更明显。综上，研究发现日常通勤是关键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其中数字连接（即工作相关ICT使用）可促进或破坏工作角色进入与角色退出。因此，本研究为实践者帮助员工在日常层面高效进行角色转换提供有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