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水资源治理中制度动态演变机制研究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Water Resource Governanc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4日 来源: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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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大型河流流域,如中国的黄河流域(Yellow River Basin, YRB),已经历了水资源治理转型,以解决长期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然而,新引入的水资源相关法律和法规如何在结构上转变内部制度动态——即治理系统内制度要素(如治理规则和行为者)的功能与相互

  
许多大型河流流域,如中国的黄河流域(Yellow River Basin, YRB),已经历了水资源治理转型,以解决长期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然而,新引入的水资源相关法律和法规如何在结构上转变内部制度动态——即治理系统内制度要素(如治理规则和行为者)的功能与相互作用——并最终促进治理绩效的提升,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理解。这一知识空白限制了研究人员解释为何某些水资源治理改革成功而另一些失败的能力。因此,本文以黄河流域为案例,考察新的水资源相关立法如何改变治理规则、重新界定流域行为者的制度角色与相互作用,并驱动水资源治理模式及绩效的变化。为分析制度动态,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整合桑基图(Sankey diagrams)、制度语法(institutional grammar, IG)、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框架的规则类型学以及一组基于规则的治理指标的方法。该方法能够分解、连接并追踪立法变化所产生的制度效应。研究分析了近几十年来从根本上改变黄河流域水资源治理的五部国家级立法文件。该流域的治理模式从碎片化(1987–1997年)演变为集中但不协调(1998–2001年),最终发展为集中且协调(2006年至今)。立法文件、制度化领域(如水量分配与流量调控(flow regulation, FR))、治理规则类型(如特定行动规则和目标特定规则)、权力分配(如集权与分权)以及协调机制(如事先协商与联合运行)之间的相互作用,驱动了水资源治理模式的演变。这些发现为全球大型河流流域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见解。
**论文解读:黄河流域水资源治理中的制度动态演变机制**

**1. 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全球众多大型河流流域正面临气候变化、环境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水资源可持续性压力,这些压力加剧了水资源供给的不确定性以及跨部门、跨地域的水资源竞争。为应对上述挑战,各国普遍通过引入或修订水资源相关立法来完善现有治理结构、改善水管理成效。水资源治理系统由规则、组织安排和责任行为者等多重制度要素构成,这些要素在外部环境和制度情景变化中持续演化。在跨省际大型河流流域中,水资源治理因涉及多省份间的复杂关系而更具动态性和治理难度,其制度过程的内部机理尚未被充分揭示。

黄河流域(Yellow River Basin, YRB)是中国典型的跨省际水资源治理系统,流经九省区,长期面临水资源总量有限、时空分布不均、下游断流频发以及高含沙量等严峻挑战。自1970年代以来,水资源需求刚性增长导致供需矛盾激化,下游河道至1999年前频繁出现断流。为此,该流域实施了中国首部流域级水量分配方案,并出台了一系列实现统一流量调控(flow regulation, FR)的法规,成功解决了2000年前的断流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水资源治理变革的物理、经济和社会驱动力及治理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对于治理系统内部制度动态——即系列新法规如何改变规则型构、行为者角色与互动方式,进而结构性转变治理系统运行机制——的理解仍十分有限。这一知识空白制约了对水资源治理改革成败原因的深入解释。

**2. 研究目标与主要技术方法**

为弥合上述研究缺口,本文旨在对黄河流域水资源治理系统内部制度动态的演变提供结构性理解,系统揭示1987年至2022年间新立法如何改变治理规则、制度角色和行为者互动,并驱动水资源治理模式变化。研究样本为五部对黄河流域治理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国家级法律文件:1987年《黄河水量分配方案》、1998年《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6年《黄河水量调度条例》和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此外,研究还获取了1956–2023年黄河利津水文站天然径流量与水资源利用数据作为补充背景资料,数据来源于黄河水利委员会及黄河水资源公报。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套整合性分析方法:首先运用制度语法(institutional grammar, IG)对立法文本进行解析,将制度语句分解为属性、义务模态、目的、对象、情境及制裁等句法要素;继而依据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框架的七种规则类型学对制度语句进行分类;随后基于扩展的基于规则的治理指标评估权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 DIS)与合作协调水平(level of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LOC),判定治理模式类型;最终引入桑基图(Sankey diagrams)对各制度要素之间的关联流动关系进行可视化与追踪。该方法能够有效分解、连接和追踪立法变化所产生的制度效应链条。

**3. 主要研究结果**

**(1) 受规制行动情境与治理规则的演变**

研究结果显示,黄河流域跨省际水资源治理经历了从狭域化向多元化、制度化方向的清晰演变。1987–1997年间,流域治理仅局限于水量分配这一单一功能,且仅依赖目标特定型规则(scope rules)一种规则类型。1998–2005年间,随着1998年水量调度管理办法及2002年水法的实施,受规制行动情境扩展至跨省际行政、流域规划(basin planning, BP)、监测、流量调控和应急调控,规则类型增加至四种。2006年《黄河水量调度条例》引入了法律责任(legal liability, LL)行动情境和奖惩规则(payoff rules),规则类型增至五种。2022年《黄河保护法》的实施推动治理安排实现最大程度的多元化,新增位置规则(position rules),规则类型扩至六种(除边界规则外),水资源消耗治理成为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水资源管理权力分配格局的演变**

通过分析决策型选择规则、管理型选择规则与奖惩规则、实施型选择规则与目标特定型规则在不同层级行为者间的配置,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权力的分配经历了从分散到集中、再趋向适度分散的演变轨迹。1987–1997年间,1987年方案仅规定了11项目标特定型规则(scope rules),设定了各省份取水限额,但未规定落实取水目标的实施与管理规则,水资源管理权高度分散于流域各省份。1998–2001年间,中央行为者(如国务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全面掌控了决策权和监管权,标志着高度集权(centralization of power, CP)的开始。2002–2005年间,地方政府通过实施型选择规则成为新参与者,但中央行为者仍居主导地位。2006–2021年间,权力分配仍以高度集中为特征,但更多监管和运行责任被分配给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库管理单位,权力分布趋于多元化。2022年至今,省级与地方政府首次在水量消耗和水量分配行动情境中获授决策权,水资源管理权力从高度集中向中高度集中转变。

**(3) 合作与协调水平的演变**

研究采用组织性协调指标(LOC-organization)和制度性协调条款指标(LOC-provision)评估合作协调水平。就组织维度而言,研究期间黄河水利委员会作为流域管理机构存在,但未识别出规定其成员构成的原始位置规则及省级参与边界规则,流域省份参与程度长期处于中低水平。就制度性协调条款而言,分析聚合规则(aggregation rules)和信息规则(information rules)所建立的正式协调网络后发现:1998年前不存在任何聚合规则和信息规则,协调水平为低;1998–2001年间,信息规则建立了以黄河水利委员会为核心的信息报告网络,协调水平为中低;2002–2005年间,2002年水法引入共同决策和共同工作机制,协调网络扩展至流域规划与水量分配行动情境,协调水平提升至中高;2006年后,随着共同工作机制和事先协商机制(cothinking)在流量调控、应急调控和监测等情境中的大量建立,协调水平达到高位并在2022年后继续保持。

**(4) 治理模式演变与制度动态分析**

综合权力分布与合作协调水平的评估结果,黄河流域跨省际水资源治理模式被判定为经历了从碎片化(1987–1997年)到集中但不协调(1998–2001年),再到集中协调(2006年至今)的演变过程。桑基图分析揭示:1987–1997年间治理系统仅依赖1987年方案提供的目标特定型规则,缺乏驱动省份实现配水目标的内部动力,属碎片化治理。1998年措施通过建立统一流量调控赋予中央行为者高度集中的权力,并通过信息规则构建了沟通网络,奠定了集中化水资源调控的基础,但较低协调水平使其归为集中但不协调模式。2002年水法在流域规划和水量分配情境中引入中央与省级行为者间的共同决策和共同工作机制,提升了协调水平,推动治理模式向集中协调过渡。2006年条例通过引入法律责任行动情境和奖惩规则,强化了执法与制裁机制,并为流量调控和应急调控建立了显著的共同工作与事先协商机制,从而实现了更规范化的干旱期取水控制。2022年保护法将制度安排进一步延伸至水资源消耗治理领域,通过奖惩规则和选择规则授权地方政府推进节水工作,并通过共同工作机制将水利部与多部门、省级行为者及公众联系起来,形成了更加分散化的权力分配和更高水平的协调。研究人员还结合水文数据指出,2006年条例实施后,干旱年份(如2014–2017年)流域地表水利用控制在实施前(如2001–2002年)的同类情境下更为有效;1998年措施实施后,黄河流域自2000年起实现了持续不断流,此成效在2001年和2002年严重干旱期间依然保持。

**4. 讨论与结论总结**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本文聚焦于正式制度分析,未涉及非正式规则(如不成文的实际规范),未来研究可结合非正式制度实践经验以获得更全面的理解。此外,人工解析与编码立法文本耗时费力,未来可借助人工智能实现自动化分析,并可考虑将该基于规则的方法与关键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critical IAD framework)等相结合,拓展至污染治理、泥沙调控和防洪管理等议题,实现流域治理的全面认知。

研究结论可归纳为如下两方面核心贡献:第一,以黄河流域为案例,深入揭示了大型流域水资源治理模式变迁背后的制度动态机制。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水资源治理模式从碎片化(1987–1997年)演变为集中但不协调(1998–2001年),再发展为集中协调模式(2006年至今),并系统展示了立法文件、受规制行动情境(如流量调控、法律责任和水资源消耗)、制度规则(如位置规则、选择规则和聚合规则)、不同层级治理行为者(中央、省级、地方)及协调网络(如事先协商和共同工作)之间复杂的动态互动过程及其对治理模式转型的驱动作用。第二,该方法论层面的推进体现为对Lai等人(2026)基于规则的治理评估方法的扩展,创新性地引入桑基图并将奖惩规则、目标特定型规则和信息规则纳入治理模式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实现了对制度要素(立法、规则、行为者)之间关联效应的可视化、连接、追踪与分析,为理解水资源立法变化引发的治理系统链式制度效应提供了更强的解析能力。上述发现为全球大型河流流域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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