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堵费支付中的公平性与异质性:基于斯德哥尔摩与哥德堡全人口登记数据的实证研究

《Transport Policy》:Equity and Heterogeneity in Congestion Charge Paymen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4日 来源:Transport Policy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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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旨在分析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两套全面实施的拥堵收费系统中,年度拥堵费支付的分布情况。研究人员利用覆盖全体成年居民及其注册车辆的瑞典微观登记数据,包括2018–2020年期间每年的拥堵费支付记录,并整合了应税收入、家庭构成、就业状况以及地理编码的居住地和工作地

  
本文旨在分析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两套全面实施的拥堵收费系统中,年度拥堵费支付的分布情况。研究人员利用覆盖全体成年居民及其注册车辆的瑞典微观登记数据,包括2018–2020年期间每年的拥堵费支付记录,并整合了应税收入、家庭构成、就业状况以及地理编码的居住地和工作地位置等丰富的社会经济信息。研究进一步利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通过个体随时间的变化来分析社会经济特征及居住地或工作地位置的变动与已支付费用变化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两市的拥堵费仅呈弱累退性;同一收入群体内部年度支付金额差异巨大且高度集中;在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后,收入梯度大幅缩小;跨越收费线的通勤仅能解释年度支付金额的有限部分。与以往依赖单日出行调查或交通模型的研究相比,基于全年注册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准确地刻画支付负担的实际分布,并揭示个体间和个体内的时间变异性。
论文解读:拥堵费支付中的公平性与异质性——基于瑞典两市全人口登记数据的实证研究

拥堵收费被交通经济学家长期倡导为缓解交通拥堵的有效工具,但现实中仅有少数城市实施了此类系统,部分原因在于对其分配效应的担忧。大量文献考察了拥堵费的公平性,但结论因研究情境和方法差异而显著不同。既有研究大多依赖单日出行调查数据、交通模型模拟或基于普查的通勤流聚合数据,这些数据难以准确衡量实际支付金额,也无法捕捉个体在日、周、年等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出行行为波动。单日观测窗口尤其难以反映年度支付负担的真实分布:若多数人仅是偶尔支付而非少数人频繁支付,则年度分配效应与短期观测所暗示的情形大相径庭。此外,基于普查的研究忽视了个体间在类似社会经济特征和居住、工作地点条件下的出行行为异质性,样本量也常不足以支持收入组内部或详细地理细分的分析。为弥补上述缺口,本研究利用瑞典全人口微观登记数据,对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两套全面实施的拥堵收费系统进行系统性分析。该数据涵盖2018–2020年所有成年居民及其注册车辆的年度拥堵费支付记录,并包含应税收入、家庭构成、就业状况、地理编码的居住地和工作地位置等丰富信息。研究目标是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年度拥堵费支付在收入、社会经济群体和地理位置上如何分布;第二,群体内部个体间支付差异有多大,这对解释拥堵费公平效应意味着什么;第三,在控制时间不变的个体异质性后,收入、通勤模式以及居住地和工作地位置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年度支付的差异。

研究人员利用上述数据开展了以下分析。在描述性层面,通过收入十分位图、洛伦兹曲线和Suits指数评估支付负担的累进性或累退性;通过支付集中度曲线刻画支付在个体间的集中程度;并按通勤状态、居住地是否位于收费区内以及与市中心距离等维度,比较不同群体的平均支付和总支付差异。在计量层面,利用2018–2020年面板数据,分别估计混合OLS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区分广义边际(是否支付任何拥堵费)和狭义边际(在支付者中支付金额的对数或水平),以控制时间不变的个体异质性,识别收入、就业、家庭构成、居住地位置、通勤跨越收费线、拥有附加福利汽车(fringe benefit car)以及公共交通可达性等变量变化与支付变化的关联。样本限定为斯德哥尔摩大区以及哥德堡市及周边通勤市镇的18岁以上成年居民,剔除拥有四辆以上汽车及居住地地理数据缺失的个体后,最终样本规模为斯德哥尔摩约180万个体和哥德堡约60万个体。主要结果如下。

在收入分配方面,平均支付金额随可支配收入增加而上升,但各收入十分位内部存在巨大差异:所有收入组均有大量个体支付为零,也有部分个体支付大额费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支付分布呈弱累退性,Suits指数分别为-0.04和-0.02,但这一平均效应掩盖了曲线形态的非线性:在收入分布下半段呈累进性,在上半段呈累退性。与基于调查数据计算的指数(斯德哥尔摩-0.09、哥德堡-0.13)相比,登记数据显示累退程度更弱,可能原因在于调查应答率在无车群体(多为低收入者)中较低。支付集中度方面,两市支付高度集中于少数高频使用者:前10%支付者贡献约90%的总收入,前20%贡献约98%。这一集中模式在两市高度相似,尽管收费系统设计和地理范围存在显著差异。

通勤与区位方面,跨收费线通勤的工人平均支付高于其他工人,但两市总支付中通勤者的贡献有限:斯德哥尔摩跨线通勤者贡献的总收入仅比非跨线者多约9%,哥德堡约71%。年度支付金额对应受收费行程次数较少,与“多数人偶尔支付、少数人频繁支付”的模式一致。居住地位置方面,斯德哥尔摩收费区内居民平均支付较高但汽车保有率较低;哥德堡则相反。距离市中心较远时,斯德哥尔摩的平均支付在约10公里后下降,而哥德堡在50公里内保持稳定。公共交通可达性与支付金额之间关系较弱。

在计量结果方面,OLS模型中女性、单身者支付概率和支付金额较低,收入与支付正相关;跨线通勤与支付概率关联很小,但与支付金额强相关。固定效应模型中,各变量系数大幅缩小,部分变量符号改变。收入弹性从OLS总弹性约0.7降至FE总弹性约0.1,表明横截面收入效应部分反映了个体自选择等时间不变特征。就业转正小幅增加支付概率并在支付者中提高金额。跨线通勤在FE模型中与支付概率关联不显著,但使支付者年支付金额提高约19欧元(斯德哥尔摩)和14欧元(哥德堡),相当于每年不足5次高峰往返行程。居住地在FE模型中,收费区内居住的正面关联消失甚至反转,说明横截面中区内居民高支付主要源于空间自选择。附加福利汽车在FE模型中负效应更大,反映支付责任从个人向雇主转移的因果效应。

讨论部分指出,支付负担不等同于福利负担,但既有文献表明支付额在个体层面是总福利的良好代理变量。收入组内巨大异质性意味着基于收入的平均再分配难以补偿实际支付者;即使将收入作为统一补偿依据,仍会令部分低收入者受损。此外,税收累进性度量与补贴集中度指数的中性定义不同,因此无法严格定义拥堵费与收入循环相结合的总体公平性。研究结论部分强调,两市多数个体仅为偶尔支付,年支付与跨线通勤的关系较弱;支付高度集中,前20%支付者贡献约98%收入。因此,拥堵定价的负面分配和劳动力市场效应不应被高估,在需要为效率目的实施定价的城市,此类担忧不应成为实施障碍。研究局限性包括仅分析支付负担而非净福利效应、未涵盖收入循环影响、公共交通可达性仅适用斯德哥尔摩以及面板仅三年导致FE估计依赖短期个体变化。总体而言,该研究利用全人口登记数据揭示了支付负担在群体内和个体内的高度变异性,为准确评估拥堵费公平性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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