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Installing and maintaining sidewalks – Whose job is it anyway? An evaluation of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of 12 U.S. municip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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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是通过积极交通(active transportation)增加身体活动机会的关键因素。美国关于规范人行道建设与维护的市政政策(municipal policies)研究有限。本研究开发并测试了一种工具和流程,用于
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是通过积极交通(active transportation)增加身体活动机会的关键因素。美国关于规范人行道建设与维护的市政政策(municipal policies)研究有限。本研究开发并测试了一种工具和流程,用于收集市政层面人行道建设与维护政策的信息。研究选取了12个市政当局(municipalities)组成的分层随机样本(stratified random sample),代表4个美国人口普查区域(Census regions)和3种人口规模(5000–49,999;50,000–199,999;≥200,000)。研究识别了人行道政策文件可能来源清单,受训研究团队成员系统检索市政当局网站以获取来源文件(source documents),并从中提取相关文本。数据经编码和汇总,形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结果表明,没有任何市政当局单独承担新建人行道的全部责任,仅1个市政当局承担人行道维修/更换的全部责任。7个市政当局有关于新建人行道选址优先排序(prioritizing locations)过程的文件记录,10个市政当局有关于人行道维修/更换选址优先排序过程的文件记录。记录维修/更换执行流程(enforcement processes)的市政当局多于记录新建执行流程者。多数市政当局在年度预算(annual budget)中为人行道安排资金,但其他资金来源较少。总体而言,本研究发现的公开可得人行道政策信息有限,新建人行道信息少于维修信息。本研究为倡导者(advocates)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识别其社区中塑造行人基础设施的现有政策与实践,并为相关政策与实践变更提供信息。
Karin Valentine Goins等围绕美国市政人行道建设与维护政策与实践开展研究。人行道是安全、健康、可持续交通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有行人道处涉及行人的碰撞较少,交通性步行更多;新建或改善人行道也是缓解步行安全关切的常见策略。然而,人行道历史上与道路、桥梁等交通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维护责任常落在相邻私人土地所有者而非公共机构。美国多数人行道由地方控制,联邦《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要求地方实体维护无障碍人行道基础设施,但美国ADA过渡计划(ADA Transition Plan,为满足ADA而制定的无障碍过渡计划)评估发现仅13%社区制定了移除妨碍普遍使用人行道障碍的计划。交通研究多聚焦人行道清单、状况、融资替代和公共空间使用,政策实践评估多针对个别城市、州或单州多个城市,存在便利样本小、仅关注市政法规或关键知情人、关注责任而忽略项目优先排序等政策实施构造等局限。公共卫生研究转向政策、系统和环境方法以建设更活跃社区,但多关注政策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即基础设施),而非系统记录现有政策,且覆盖公园、学校、步道等广泛积极社区基础设施,未专门记录人行道资金与建设/维修实践。交通与公共卫生领导者需要理解地方人行道政策实践差异,但缺乏定位和记录市政人行道政策实践的流程。因此,研究目标有二:开发记录美国地方层面人行道建设与维护政策实践的工具和流程;用该工具开展试点可行性研究。研究人员开发并测试了工具与流程,通过文件审查、编码和关键知情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s,对市政公共工程部门等知情人员访谈)在12个分层随机样本市政当局中试点,结论是公开信息有限、新建信息少于维修信息,市政当局很少单独承担责任,研究为倡导者识别现有政策实践并推动改变提供了框架,也是政策跟踪与监测系统开发的第一步。
方法概括(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开发在线数据提取工具,制定文件审查与数据提取协议,识别可含相关信息的市政文件类型,制定关键知情人访谈提纲,并在12个分层随机抽样市政当局中试点。样本来自身体活动政策研究与评估网络(Physical Activity Policy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Network, PAPREN)项目覆盖美国200个人口最多县所有辖区(含县未建制地区)的较大抽样框,本研究限制为市政当局;按4个Census regions和3个人口规模(5000–49,999;50,000–199,999;≥200,000)分层随机抽取12个,若同州重复则保留首个。文件审查检索市政官网来源文件,提取“sidewalk”“walkway”“pedestrian infrastructure”相关文本,用研究电子数据采集系统(Research Electronic Data Capture, REDCap)编码;两名编码员独立编码,第三编码员协调分歧;计算编码者间一致性;关键知情人确认或纠正初步档案。
研究结果:(1)12个市政当局的特征:通过分层随机抽样和描述性统计,样本覆盖4个Census regions、3种人口规模,无同州市政当局;表2报告收入、种族构成、步行和骑行通勤比例等特征。(2)提供人行道政策与实践细节的文件来源:通过系统网站检索,12个市政当局均有年度预算、一般条例、至少一项规划和分区/细分法规;最大城市F有全部来源类型,其他11个有部分来源类型,如资本改善计划/项目、设计指南、项目、地方改善区、公共工程标准等。(3)毗邻私有财产的沿公共道路人行道责任:通过文件编码,新建人行道有9个市政当局有文档,无市政当局单独承担全部建设责任,9个为业主/市政组合;维修/更换12个均有文档,仅1个市政当局承担全部责任;费用责任呈相同模式。(4)毗邻私有财产的沿公共道路人行道选址优先排序或选择依据:通过文件编码,新建有7个市政当局有文档,投诉/请求和纳入规划/项目/网络各5个;维修/更换有10个市政当局有文档,规划/项目/网络和投诉/请求各7个。(5)市政人行道政策的合规/执行:通过文件编码,私有财产开发中新建豁免程序4个、执行流程2个;沿公共道路新建豁免3个、执行4个;维修/更换沿公共道路豁免4个、执行9个(75%),维修/更换执行流程记录多于新建。(6)地方资金来源:通过文件编码,多数市政当局年度预算街道/人行道科目有已分配资金(新建8个、维修8个);相邻业主支付作为潜在来源新建8个、维修11个;专用人行道项目和特别债券少数;改善区为维修的文档来源4个。
讨论总结:原文指出公开可得地方人行道政策实践信息有限,新建少于维修;建设/维修责任及费用信息较优先排序、合规机制、执行机制和当前资金来源更常见。研究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即市政当局很少单独承担人行道责任,而由业主单独或与市政分担;责任转移至市政可能减轻业主财务负担并影响人行道分布公平。投诉式优先排序可能使有资源倡导的社区获益,低收入和服务不足社区被忽视,若优先标准仅写在非约束性规划中而未写入条例,可能加剧差异。合规与执行信息少,执行可能对低收入业主不成比例,透明度不足会影响社区参与;ADA过渡计划因FHWA要求和民权诉讼风险而例外。地方资金专用来源少,将人行道作为交通资产管理(Transportation Asset Management, TAM,以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交通设施)并相应资助可最大化其价值;公共卫生生态可帮助建立资助和维护积极交通设施的政治意愿与公众支持。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聚焦于开发并测试用于记录市政人行道建设与维护政策与实践的工具和协议,这是理解市政政策对人行道基础设施存在与质量影响、更新决策过程以促进高质量积极交通基础设施的框架的第一步。可吸取的重要教训包括:第一,关键知情人访谈可提供未记录实践或偏离书面政策的有价值信息,但不总能找到有空闲或充分了解本市政策的人员;定位现有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市政法规)并提取信息是尽职调查步骤,可尊重繁忙专业人员时间、扩展研究人员资源,并为社区成员和倡导者提供探索地方规则的框架;基于可收集的关键知情人回复,工具和协议达到可接受准确性,因此或许更适合将关键知情人时间用于探索未记录实践和偏离书面政策等主题。第二,测试协议揭示了公开人行道信息的局限、市政当局间差异以及可提供责任、优先排序、执行和资金信息的多种潜在来源文件;这可帮助公共工程等相关机构更新和记录政策;实践贡献包括开发工具帮助公共卫生和积极交通倡导者识别社区中塑造行人基础设施的现有政策实践,可复制该工作的实践者工具正在开发;未来工作将分析人行道质量数据并将其与新建和维修/更换具体政策关联。第三,多学科团队既是优势也是局限;不同学科视角增强过程与发现对交通和公共卫生的实用性,但大型多样团队可能影响初始编码的编码者间一致性,已通过一人协调分歧处理;优势包括分层随机样本和记录审查方法,局限包括样本小、关键知情人确认或纠正参与低、排除人口<5000的市政当局、编码耗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开发文件提取与分析方法,在更大市政样本中应用(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或大语言模型),开展更多访谈或焦点小组以理解决策,理解州和区域差异,评估人行道政策实践与市政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及人行道质量数量的关系。步行友好社区具有身体和心理健康、气候缓解和经济回报等共同效益,将人行道政策实践与行为、健康和安全结果进行有意义关联分析是未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