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角色到社会变革：Cibinong District家庭主妇参与循环经济导向家庭废物管理的心理—经济—制度赋权机制

《Cogent Social Sciences》：From domestic roles to social change: housewives’ empowerment in circular economy-based waste management in Cibinong District

　　

本研究从社区循环经济视角考察印度尼西亚Cibinong District家庭主妇参与家庭废物管理的决定因素。认识到女性在家庭废物实践中的核心作用，该研究旨在识别塑造参与意愿的关键心理、经济和制度因素，并开发一个由地方治理支持的、具有实证基础的赋权模型。研究人员采用收敛式混合方法设计。定量数据通过结构化问卷调查收集，调查对象为200名主要负责家庭废物管理的家庭成员（190名女性和10名男性），定性数据通过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s）获得并进行主题分析。调查受访者和FGD参与者根据组件特定纳入标准进行目的性抽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偏最小二乘法（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Partial Least Squares, SEM-PLS）分析，以检验环境意识、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经济动机、政府支持与参与废物管理意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意识是意愿最具影响力的直接预测因素，而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强于态度和主观规范。这表明参与主要受家庭日常例行事务中废物管理实践感知可行性的影响。政府支持通过加强环境意识向意愿的转化发挥关键使能作用。经济动机通过强化环境意识间接发挥作用，而不是作为纯粹交易性激励。定性主题印证了这些结果，强调可及设施、实践指导、经济机会和持续政府支持的重要性，同时表明仅靠意识和社会鼓励并不能确保定期参与。通过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与循环经济和制度视角相结合，本研究对社区废物管理参与提供了细致解释，并为旨在以女性为中心的环境赋权政策提供了实践启示。

研究背景与问题：印度尼西亚城市家庭废物产生量持续上升而管理能力有限，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强调减量、再利用、再循环、回收与再生的闭环模式）转型成为紧迫议题。BRIN数据显示每年约1130万吨城市废物未获管理，上游行为改变与下游收集、分类、回收、恢复之间存在实施缺口；2024年Bappenas发布2025—2045循环经济路线图，SDG 12目标亦被强调。2022年印尼废物产生量减少25.3%、管理率49.2%，但区域间收集、回收基础设施和处理能力差异仍存。社区废物银行推动源头分类、回收和社区参与，并具经济激励；Cibinong District的Kenanga Waste Bank有潜力但参与不稳定。Bogor Regency每日产生逾1000吨废物；Cibinong District仅35%家庭主妇在处置前主动分类；有机废物约占印尼城市废物流60%。既有研究多分别考察心理、经济或制度决定因素，较少聚焦家庭主妇，且发展中国家联合解释不足。因此研究人员构建扩展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以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解释行为意愿的理论框架）框架，识别心理、经济、制度因素对家庭主妇参与意愿的影响，并形成可支持地方治理的赋权模型。

研究开展与结论意义：研究人员采用收敛式混合方法，以200名主要负责家庭废物管理的家庭成员（190名女性、10名男性）调查为主，辅以FGDs，采用SEM-PLS检验环境意识（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EC；对生态问题的认知、情感与行动倾向）、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ural control, PBC；对执行行为所需能力、资源与可行性的感知）、经济动机（economic motivation, EM；对回收或再利用经济收益的感知）、政府支持（government support, GS；政策、基础设施、培训与激励等使能条件）与行为意愿（behavioural intention, INT）关系。结论：EC是最强直接预测因素；PBC较态度和主观规范更具作用；GS强化EC→INT；EM通过强化环境意识间接作用而非纯交易激励。意义：将TPB与循环经济和制度视角整合，为以女性为中心的环境赋权与地方治理提供实证行为框架。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采用收敛式混合方法设计，定量为主、定性为辅。样本来自印度尼西亚Bogor Regency的Cibinong District，通过PKK（Family Welfare Empowerment，家庭福利赋权组织）、RT/RW（neighbourhood associations，邻里协会）、社区废物银行和地方社区团体目的性抽样；问卷含43个测量项，六点Likert量表，筛选居住地、家庭废物主要责任人及社区废物管理经历；最终分析200名受访者。定性数据来自三场FGDs，每场10人，分别为活跃家庭主妇/PKK成员、非活跃或不定期参与者、废物银行管理者及社区/机构利益相关者，主题分析。定量用SmartPLS 4的SEM-PLS，评估测量模型，5,000次Bootstrap，单尾检验。

研究结果：4.1 模型评估：通过外部载荷、Cronbach’s Alpha（CA）、复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Fornell–Larcker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评估。43个指标中删除ATT2、SN3、SN5，保留40个；CA和CR均>0.70；部分AVE低于0.50，Fornell–Larcker未全面满足，HTMT多数>0.90且3个>1.00，Bootstrap HTMT仅EC–ATT上限<1.00，判别效度有限。结论：内部一致性可接受，但收敛与判别效度有限，结构估计仅作谨慎证据。4.2 结构模型评价：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和R²评估。VIF<3，无多重共线性；模型解释EC方差65.7%（调整R²=0.648）、INT方差61.7%（调整R²=0.611），预测力较高且稳定。4.3 假设检验：通过5,000次Bootstrap、单尾检验，14个假设中7个获支持：H3、H6、H7、H10、H11、H13、H14。EC对INT直接效应最强（β=0.308）；PBC正向影响INT（β=0.190）和EC（β=0.211）；GS对INT有未假设直接效应（β=0.186），并正向调节EC→INT（β=0.236）；态度和主观规范对INT及EC不显著；EM强化ATT→EC（β=0.164）和PBC→EC（β=0.205），未强化NS→EC；PBC→EC→INT间接效应显著（β=0.065），为互补部分中介；总效应中EC最大，其次PBC、GS×EC、GS、EM。结论：参与意愿更依赖感知可行性、环境意识和制度使能，而非仅态度或社会压力。4.4 定性发现与混合方法整合：通过三场FGDs主题分析得五个主题：实践能力与设施；环境意识；经济机会；政府支持；有限态度与社会压力。主题与定量结果相印证：设施、清晰程序、技术指导支持PBC作用；知晓不等于持续行动；可销售分类废物增强动机但条件性；持续协助、可靠收集和项目连续性支持GS调节；邻里鼓励不足。结论：定性证据解释并扩展SEM-PLS结果，而非独立假设检验。

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讨论总结：研究人员指出，态度不显著可能因态度反映合意性而非可行性；家庭废物管理需持续承诺和日常条件。主观规范不显著可能因废物管理仍是私人家庭活动，规范压力有限。PBC显著体现知识、技能、时间、设施和机会的可行性。EC最强说明内化环境责任是主要动机。中介具有选择性，PBC通过EC产生互补部分中介；EM是情境性放大器；GS是使能条件而非仅信息条件。理论贡献在于将EC、EM、GS纳入单一TPB扩展框架；实践上应优先环境教育、设施与技术援助、经济激励与持续制度支持。局限包括横断面、意愿而非实际行为、仅Cibinong District、测量收敛/判别效度有限。研究结论（译）：该研究以扩展TPB框架考察Cibinong District家庭主妇参与社区循环经济废物管理的行为意愿的心理、经济和制度决定因素。结果显示，行为意愿由心理因素与使能性经济、制度条件共同塑造；EC是最强决定因素，PBC亦显著，EM强化部分心理关系，GS通过支持性政策、基础设施、环境教育和社区促进增强EC→INT。参与依赖个体心理准备与情境条件的互动，而非仅心理因素；定性主题表明定期参与需要实际设施、经济机会和持续制度协助，仅有利态度和社会鼓励不足。理论上，该研究将EC、EM、GS整合进TPB，说明EC是重要心理决定因素，EM和制度支持强化选定关系而不替代核心TPB构念。实践上，应持续开展环境教育，改善收集系统、废物银行网络和社区技术援助，设计补充环境目标的经济激励，并维持地方政府、妇女组织、RT/RW、社区废物银行、大学、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局限为横断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仅Cibinong District限制外推、依赖自报意愿而非实际参与、部分构念收敛与判别效度有限；未来需纵向研究、跨情境比较并纳入数字环境素养、社会资本、社区韧性或服务质量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