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不对称框架下的自动驾驶汽车道德困境——行人优先算法与公众支持的中英实验研究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The moral dilemma of autonomous vehicles: Prioritizing pedestrian protec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4日 来源: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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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驾驶汽车(AVs)预计将显著降低交通死亡,但不可避免的碰撞情景仍留下未解决的问题:残余风险应如何在车辆乘员与行人之间分配。本研究考察公众是否支持将AVs编程为优先保护行人,以及通过强调机动车使用者与脆弱道路使用者之间的不对称风险关系能否影响这种支持。借鉴道

  
自动驾驶汽车(AVs)预计将显著降低交通死亡,但不可避免的碰撞情景仍留下未解决的问题:残余风险应如何在车辆乘员与行人之间分配。本研究考察公众是否支持将AVs编程为优先保护行人,以及通过强调机动车使用者与脆弱道路使用者之间的不对称风险关系能否影响这种支持。借鉴道德决策与道德困境研究,研究人员将私人机动出行概念化为一种在统计上将风险外部化给行人的行为选择。研究在英国和中国开展了两项实验研究(总样本量 N = 1,060)。研究1(Study 1)检验当受伤害方无意中制造对他人的威胁时,个体是否认为伤害在道德上更可允许。研究2(Study 2)检验在行人与乘员在人数或规则遵守方面不同的情景中,使这种威胁不对称性凸显是否影响对AV编程的偏好。结果表明,当受伤害个体因果性地促成威胁时,参与者认为伤害在道德上更可允许。在跨国实验中,强调不对称风险暴露提高了对行人优先AV算法的支持,尤其在中国样本中,消除了当行人人数更少或不遵守规则时保护乘员的基线多数支持。在两个样本中,当群体在人数和规则遵守方面相等时,均出现对优先保护行人的实质性支持。这些发现表明,感知到的风险不对称如何塑造公众对自动出行系统中算法决策的接受,并为网联与自动驾驶的治理及社会影响辩论提供信息。
本研究围绕自动驾驶汽车(AVs) unavoidable collision? 原文背景是:AVs有望减少交通死亡,但不可避免碰撞中的残余风险分配未决;AI应尽可能避免伤害,不可避免时最小化伤害,AV编程可能为更大善而伤害乘员,形成社会困境(SD):多数人认同更大善AVs,却不支持强制排除“自私”替代方案,仅靠助推难以达到法律规制可实现的合作水平;法律强制更大善AVs可惠及所有道路使用者,但需公众认识其道德理由;若公众认为有权编程保护乘客,立法难以通过。作者提出AV使用中的新道德困境:汽车驾驶者与脆弱道路使用者(vulnerable road users)之间的威胁不对称构成真正困境类型,为限制个体权利提供法律理由。道德心理学中手段/副作用、直接/间接伤害区分不足以显示出行方式选择中的困境;“受害者作为威胁”(Victim as a threat)和“不可避免死亡”(Inevitable death)可提高对为更大善伤害的许可。AV社会困境对应“受害者作为威胁”:车辆及乘员不对称威胁行人。研究1设计更大善因素(GGF)仪器,比较Footbridge、Switch、Lifeboat、Cave;研究2检验公众是否接受威胁不对称决定汽车与行人互动,并应编程优先保护行人。两项实验在英国和中国完成,总N = 1,060;研究1表明,当受害者因果性制造威胁或不可避免死亡时,即使作为手段和个人力量伤害,道德许可也提高;研究2表明,强调威胁不对称提高对行人优先算法的支持,中国样本更明显,并消除行人在人数更少或违规时保护乘员的基线多数支持;两样本在人数和规则遵守相等时均实质支持优先行人。其意义在于将威胁不对称确认为AV社会困境中的真实道德议题,并为监管强制更大善AVs提供公众合法性依据,服务零道路死亡目标。

关键技术方法概括(不超过250字):研究采用两项在线实验:英国Prolific样本包括研究1 N = 460、研究2 N = 300,中国Credamo样本为研究2 N = 300,总N = 1,060。研究1为被试内随机呈现Footbridge、Switch、Lifeboat、Cave(另含Loop用于单独分析)场景,要求从道德而非法律角度判断为救六人而行动的对错,采用6点/5点量表并合并,行重复测量ANOVA及Bonferroni校正。研究2为随机对照信息干预:治疗组阅读强调车辆对行人威胁不对称的文本,控制组无文本;被试内四情境为双方守规、行人违规、人数相等、车内人数更多,以多项逻辑回归分析实验条件、初级精神病态(PP)、汽车使用频率、年龄、性别及英国样本政治取向对“保护乘员/平等对待/保护行人”选择的影响。

研究结果:
Study 1 结果。通过被试内场景判断和重复测量ANOVA发现,GGF效应显著:F(2.74, 1258.80) = 70.25,p < 0.0001,η2p = 0.179;Lifeboat和Cave的可允许性评分均高于Footbridge,Cave均值最高(3.66,SD = 1.38),但与Switch(3.55,SD = 1.40)统计上无差异。结论是:受害者因果性制造威胁或不可避免死亡会提高道德许可,即使伤害作为手段并使用个人力量;政治无影响,男性与年轻者略更功利。

Study 2 结果。通过英国和中国随机对照实验及多项逻辑回归发现,在中国样本中,治疗条件和PP在四个情境中均显著;当行人人数更少或违规时,中国参与者分别超过3倍和6倍更可能偏好保护行人而非乘员(Exp(B) = 3.15和6.59)。英国样本在行人违规或人数更少时无治疗效应;治疗在人数相等时显著、双方守规时边缘显著。两样本中PP较高者更偏好保护乘员,但英国仅一个情境显著;性别、年龄、汽车使用频率及英国政治取向未呈跨情境一致效应。结论是:威胁不对称凸显在中国有强效应;英国基线已偏行人,治疗空间有限。

控制条件下的基线选边偏好(Baseline Side-taking Preferences in the Control Condition)。通过卡方拟合优度检验发现,英国控制组已强偏行人:行人违规时61对55不显著;行人更少时68对34显著,X2(1,102) = 11.333,p = 0.001。中国控制组强偏乘员:行人违规118对25、车内更多93对27,均p < 0.0001;治疗组差异不显著。结论是:中国基线偏好为治疗留下更大空间,英国治疗空间较小。

讨论与结论翻译:讨论部分指出,全球每年约250,000名行人死亡,主要由汽车和轻型卡车造成;特定碰撞不可预测并不重要,统计威胁持续存在。既往研究显示公众偏好AVs救更多、救年轻、守法者等,但引入“平等对待”后除救更多(60%对40%)外多消失;行人对乘员时88%偏好平等对待。本研究表明两国民众对优先行人出现意外强支持;研究2通过平等与行人劣势案例促使参与者思考行人是否应受特殊保护。治疗使中国从偏乘员转为无显著选边,并增强英国在人数和规则相等时偏行人;仅20/300(6.67%)治疗参与者人数相等时偏乘员,提到行人违规和购买AV的自保权。威胁因素是AV社会困境中的真实道德问题;选择汽车和轻型卡车引入潜在死亡威胁,行人不应为他人选择付出生命。公众支持为监管强制更大善AVs提供合法性;类似禁烟,自由活动产生隐藏威胁时可被合法约束。局限性包括英国控制组支持高可能反映自选择、AV减少事故因素与治疗混杂、控制组无等长中性文本。研究结论部分翻译为:AVs的出现为通过法律监管与AV制造协同推进零道路死亡目标提供机会,与Vision Zero一致;除合理预期AVs通过抑制人类错误提高安全外,还可基于道德原因将其编程为优先保护行人及其他脆弱道路使用者;基本原则是汽车使用者必须承担选择一种对脆弱道路使用者构成不对称威胁的私人交通方式所承载的责任;对AV使用者而言,充分编程及道路和交通标志的匹配设计可将此类碰撞风险降至近乎零;若法律强制制造商优先保护行人,AVs将更可能被编程为对潜在行人碰撞保持持续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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