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体育组织反犹主义预防的认知与措施:基于105个协会的跨运动比较与足球借鉴

《Cogent Social Sciences》:Prevention of antisemitism in German sport organisations: learning from football?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4日 来源:Cogent Social Science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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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文献强调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足球中的一种特定歧视形式。德国最近一项研究显示,Maccabi俱乐部中许多足球运动员经历过反犹主义事件,而参与其他运动的Maccabi成员中此类经历较少。足球中相对较高的反犹主义发生率,也反映在德国俱乐部和

  
越来越多文献强调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足球中的一种特定歧视形式。德国最近一项研究显示,Maccabi俱乐部中许多足球运动员经历过反犹主义事件,而参与其他运动的Maccabi成员中此类经历较少。足球中相对较高的反犹主义发生率,也反映在德国俱乐部和协会为应对该问题而不断增加的努力中。然而,对于其他运动如何回应反犹主义歧视,所知甚少。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考察德国体育协会(sport associations,N = 105)对反犹主义的认知程度及已实施的应对措施。方法学路径参照先前以足球为焦点的研究,结合对协会网站的标准化分析以及对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s)和其他文件的质性评估。足球与其他运动之间的比较揭示了差异与相似之处。仅将反犹主义视为历史现象,或报告机制不清晰,似乎是共同问题。但足球组织已发展出若干策略和措施,而许多其他体育组织尚未建立针对反犹主义的具体方法。据此,可为不同类型的组织提出建议。关键词:反犹主义;歧视;预防;体育组织;教育
论文解读:德国体育组织反犹主义预防的认知与行动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在体育中具有历史与当代双重维度。一方面,大屠杀(Shoah)和纳粹时期体育的角色在德国公共话语与学术界长期受到关注;另一方面,其作为当代现象的相关性长期被忽视。体育中的当代反犹主义自2010年代后才受到关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及随后战争后德国反犹主义事件急剧增加,进一步推动该议题。若干足球俱乐部和协会,尤其在英国、德国和荷兰,已启动预防和打击反犹主义歧视的活动与 campaign;社会学研究也日益聚焦足球。德国一项研究显示,Maccabi俱乐部中许多足球运动员经历过反犹主义事件,而参与其他运动的Maccabi成员中此类经历较少。足球中相对较高的反犹主义发生率,与德国俱乐部和协会日益增加的应对努力相呼应;但其他运动如何经历和回应反犹主义歧视,所知甚少。既有研究还表明,足球组织常将反犹主义视为次要问题,缺乏意识;同时,组织资源、会员规模与正式化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结构会影响其是否处理反犹主义。由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考察德国体育组织(sport organisations)如何通过活动和公共传播处理反犹主义,并与先前足球研究比较,探讨其他运动是否以及如何向足球学习预防反犹主义。研究结论显示,足球组织更可能认识并采取措施,而许多其他体育组织尚未建立针对反犹主义的具体方法,常仅将其视为历史现象,报告机制不清;伞状组织有活动,但许多国家单项协会缺乏清晰报告结构。该研究为政策与实践提出建议,并指出持续监测与评估的必要性。

关键技术与方法(不超过250字):研究采用与Müller et al.足球研究一致的方法。样本来源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及其成员组织,包括1个DOSB、68个国家单项体育协会、19个地区组织和17个特殊任务协会,共N = 105。2025年6月至10月对105个组织官网进行标准化检索,按提及反犹主义、明确反犹主义活动、广义反歧视活动分类;对40份文本、演讲和传播材料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采用目的性抽样,关注主导叙事、框架与沉默;2025年8月向105个组织发放结构化短调查(structured short survey),34个组织完成,使用四点Likert量表(Likert scale),结果作描述性和探索性分析。

结果(4. Results):通过网站标准化分析发现,105个组织中有54个未在官网提及反犹主义;18个(17%)仅提及一次,33个(31%)在不同部分和文件类型中多次提及;约三分之一组织报告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具体活动,其中约一半仅记录一项活动,一半涉及多项活动;将视角扩展至广义反歧视措施后,有多项活动的组织增至38个,无任何措施者降至50%。通过组织类型分析发现,所有伞状组织(地区体育联合会和DOSB)均报告反歧视活动(100%),95%明确提及反犹主义,85%记录具体反犹主义相关活动;国家单项体育协会中仅37%报告反歧视活动,38%提及反犹主义,18%记录具体反犹主义相关活动;特殊任务协会分别为47%、35%和24%。通过组织规模分析发现,排除地区体育联合会后N = 82,按会员规模中位数分组,较大组织更常报告至少一项反歧视活动(46%对32%)、提及反犹主义(49%对27%)和开展具体反犹主义活动(27%对12%)。通过章程与文件分析发现,13个组织章程无实质性反歧视内容或仅称“政治中立”;80%组织在章程中明确表达反歧视立场;仅5个组织在章程框架中明确处理反犹主义。报告机制呈异质性,包括专业联系人、良治官员、伦理委员会、外部监察员或Safe Sport等;这些机制主要聚焦性化暴力,反犹主义报告职责常不明确;部分网站和在线表单要求身份识别;13个组织无法识别具体投诉或报告机制信息。通过CDA发现,反犹主义在文本中一致被拒绝并被视为与体育和民主共处不相容,但主要被概念化为个体道德问题,较少被视为需要组织明确责任、程序或预防策略;反犹主义常被嵌入更广泛的歧视列举而缺乏分析性区分,常直接关联DOSB或德国体育青年(dsj)声明并被逐字转载;与足球研究不同,材料几乎不涉及组织自身语境中的反犹主义,而主要联系犹太俱乐部和运动员尤其是Maccabi,或回应更广泛社会动态;纪念与 remembrance 活动突出,历史处理方式差异明显,既有系统审视纳粹时期并承认历史错误,也有完全省略或否认责任;当代活动包括任命协调员、开展工作坊和培训、建立报告机制;材料还呈现关于具体责任、预防策略和事件回应的显著话语沉默。通过结构化短调查发现,性别歧视被视为最突出问题;反犹主义、反黑人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反吉普赛主义在德国体育总体层面被评为中等程度问题(均值2.6—2.7),但在自身运动中评分明显较低(反犹主义均值1.8);仅6个协会报告组织内或附属机构中具体反犹主义事件,包括赛场上的反犹主义歧视及围绕与以色列体育组织合作辩论中的反犹主义言论;13个协会报告存在内部联系人或报告点,5个转介外部报告结构,5个表示目前无相应联系或报告机制,4个回答不明确。

讨论(5. Discussion)总结:原文指出,德国体育组织在反犹主义认知与活动上差异显著,可能反映组织暴露于事件的程度、责任和资源差异。DOSB和几乎所有地区体育联合会不仅意识到一般歧视,也意识到反犹主义,并至少启动一些活动;这与地区体育联合会作为德国体育中预防反民主倾向和右翼极端主义关键行动者的研究相一致。伞状组织负责影响所有运动的更一般政治与教育议题,因此其意识与参与可被合理期待;但问题在于这种组织安排是否足以处理反犹主义,因为受害者和目击者首先会在其具体运动俱乐部和协会中寻求报告与应对。国家单项体育组织中仅约35%提及反犹主义,约20%记录预防或处理活动;调查也显示反犹主义未被组织视为主要问题,尤其在自身运动中。原文提出关键问题:是确实没有反犹主义案例,还是未被报告或未被识别为反犹主义;许多组织缺乏专用报告结构,或将反犹主义与其他歧视混同,导致不确定。反犹主义被明确处理时,常仅被视为过去问题而非当代现象;纪念活动存在,但不处理当代反犹主义,尤其当犹太人或Maccabi俱乐部未直接涉及时。较大组织更可能提及反犹主义并启动措施,表明意识与活动依赖专业化和资源;但低资源、非专业结构组织中也有有意义参与的例子,指向组织身份或 committed individuals 的潜在相关性。关于其他运动能否向足球学习,原文指出比较存在陷阱:足球事件较少的数据来自2020年,可能过时;足球研究聚焦俱乐部,本研究聚焦协会,组织类型不同。尽管如此,可以认为足球在预防和处理反犹主义方面做得更多;足球组织虽未将反犹主义置于最高优先级,但许多组织传达出对问题的意识,且发生在与球员和球迷更直接接触的俱乐部层面。其他运动中,意识主要存在于据称更遥远的伞状组织,单项运动协会中较少;足球虽仍常处理历史现象,但比其它运动更倾向将其视为当前问题,并有相对更成熟的报告结构;足球事件数据因此显得比其他运动更可靠。足球和其他运动中组织特征均重要,资源和专业化程度似乎强化意识与活动;低资源参与例子在足球中因草根倡议更频繁。原文提出建议(5.1 Recommendations):建立清晰报告结构 and 责任,包括指定联系点、简单在线或离线报告工具、透明处理程序,资源有限时可与外部专家组织合作;提升对反犹主义作为当代和多面现象的意识,采用针对性信息材料、基本 sensitisation 措施和面向教练、裁判、志愿者的情境化指导,利用犹太组织和公民社会行动者的既有专长;支持更多研究,尤其是持续监测事件和对预防处理措施结果进行严格评估。局限(5.2 Limitations):组织结构和资源数据不足,短调查回应率过低,调查主要反映组织感知与自我评估而非客观指标;公开传播的参与不等于成功措施;组织可能开展未公开活动,公开参与也不必然表示有效;CDA无法分析完全沉默组织的 discursive strategies。结论翻译:足球的特点是报告的反犹主义事件数量相对较高,但这也反映在俱乐部和协会对反犹主义的意识和行动不断增强。相比之下,其他运动中的许多组织意识较低,并倾向于仅将反犹主义视为过去的问题。虽然伞状组织有活动和联系人,但许多德国国家单项体育组织缺乏清晰的报告结构,导致不同运动中反犹主义程度存在不确定性。后者可以向足球学习,以提高对当代反犹主义的意识,并建立报告和处理反犹主义事件的结构与程序。需要进一步研究以估计该问题在不同运动中的发展,并评估哪些措施对具有不同结构和资源的组织必要且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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