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Social Sciences》:Fatal encounters between police and civilians: legislative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killings of civilians by police in KwaZulu-Natal,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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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与平民之间的致命遭遇引发了对问责制、人权以及民主社会中执法机构角色的关键关切。此类事件凸显了国家维护法律秩序的义务与其宪法所规定的保障所有公民权利、尊严和安全的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独立警察调查局(IPID)的设立旨在加强警察监督并促进问责制;然而,在夸祖鲁
警方与平民之间的致命遭遇引发了对问责制、人权以及民主社会中执法机构角色的关键关切。此类事件凸显了国家维护法律秩序的义务与其宪法所规定的保障所有公民权利、尊严和安全的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独立警察调查局(IPID)的设立旨在加强警察监督并促进问责制;然而,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因警方行动导致的平民死亡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本研究探讨了IPID在处理南非警察服务署(SAPS)官员在该省造成平民死亡案件中的角色与有效性。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对十名负责处理涉及警方行动致死案件的IPID调查员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主题分析揭示了系统性问题,包括持续的警察暴力、有限的机构资源、低定罪率以及SAPS缺乏充分合作。本研究通过展示一线调查员如何解读、应对和抗争塑造监督工作的结构性限制,提供了新颖的贡献。研究将关于警察问责制的辩论延伸至日常调查实践中这些限制是如何产生和被抵制的。研究最后提出了立法改革、改善资源配置以及加强执法人员培训以减少平民死亡和强化监督机制的建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民主社会中,执法机构肩负着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同时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重任。然而,在南非,南非警察服务署(SAPS)持续滥用致命武力的问题极为严峻,尤其是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ZN),因警方行动导致的死亡人数长期居高不下。这严重侵蚀了公众信任,并暴露了警务文化与治理体系中的深层缺陷。尽管依据《南非宪法》第206条第6款及《IPID法案》(2011年第1号法案)于2012年正式成立了独立的独立警察调查局(IPID),旨在调查SAPS成员的渎职行为,包括因警方行动导致的死亡、酷刑、攻击和强奸等特定类别犯罪,以恢复公众对执法的信心,但系统性障碍依然限制了其有效性。警察官员本应保护社会免受暴力侵害并维护公民权利,却常通过过度使用武力违反他们受命保护的权益。数据显示,2023至2024年度全国共有460起因警方行动导致的死亡,其中KZN省占133例,占全国总数的29%。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IPID在调查KZN省警方造成的平民死亡案件中的有效性,具体考察此类死亡的性质与程度、IPID的调查流程、根本原因及面临的挑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解释主义认识论和建构主义本体论。研究人员对位于KZN省唯一IPID办公室的十名(n=10)调查员进行了半结构化一对一深度访谈。这些调查员均符合纳入标准,即负责处理IPID授权第28条第1款(b)项下涉及警方行动致死的案件,且具备相关经验。访谈数据通过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编码过程采用归纳法,并通过反复阅读和迭代提炼形成主题。为确保研究的可信度、可转移性、可靠性和可确认性,研究采用了目的性抽样、系统的主题分析、反思性实践、厚描述以及成员验证等策略。伦理批准由夸祖鲁-纳塔尔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授予(编号:HSS/1662/018M)。
三、研究结果
3.1 警方暴行导致平民死亡的性质:作为审讯手段的酷刑
大多数参与者指出,警方行动导致的死亡通常发生在警察将酷刑作为审讯手段的过程中。例如,警察在寻找枪支等物证时对嫌疑人进行酷刑,导致其死亡。这表明,尽管后种族隔离时代进行了正式的非军事化改革,但部分警察仍沿用强制性的审讯方法,反映出种族隔离时期警务结构的持久影响。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看,警察将嫌疑人的抵抗或沉默解读为挑衅,从而认为更严厉的手段是合理的。
3.2 警方暴行导致平民死亡的根本原因:为自我保护而使用枪支
多数参与者(十人中的八位)援引《刑事诉讼法》第49条和《枪支管制法》(2000年第60号法案)为使用致命武力辩护,将其视为自卫行为。他们认为,面对携带非法枪支的危险罪犯,警察开枪是为了保护自己和社区。这种对法律的宽泛解读,以及来自政府要求快速破案的压力,共同导致了过度武力的使用。符号互动论解释了警察如何根据嫌疑人的动作(如伸手入口袋)赋予其威胁意义,从而决定采取致命回应。
3.3 IPID的死亡调查程序:死因调查程序
IPID调查员详细说明了调查程序:案件可能被登记为“死因调查”(inquest)或“谋杀案”(murder docket)。调查过程包括收集证人陈述、现场拍照、提取物证、扣押枪支并进行弹道测试、参加尸检等。最终,所有技术报告(如照片册、血液酒精检测报告、尸检报告)需汇集到档案中,提交给公诉主任(DPP)决定是否起诉。若DPP决定不起诉,则案件转为死因调查程序,由地方法官裁定无人需对死亡负责。
3.4 IPID调查流程的有效性
对于现有流程的有效性,参与者意见不一。部分参与者认为流程有效,尤其是在精心策划的行动(如“买-捕”行动)中能获得良好定罪。然而,另一些参与者指出,由于IPID调查员与SAPS官员接受过相同的培训,后者熟知证据收集技巧,使得调查变得困难,需要“跳出框框思考”。这反映了“内部人困境”,即共享的职业背景损害了调查的独立性。
3.5 IPID调查官员遇到的挑战
所有参与者都指出了两大挑战。首先是SAPS官员的不合作行为,包括逃避约谈、寻求律师帮助或相互包庇,尤其是那些自知有问题的官员。其次是资源严重不足,例如整个KZN省仅有18名调查员负责监督约14万名警察,并且缺乏车辆。这些挑战导致调查延误、证据收集不充分,进而造成定罪率低下。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证实,尽管IPID在监督警察行为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其有效性受到系统性、组织性和行为性挑战的严重制约。核心发现包括警察普遍以自卫为名过度使用武力、调查中面临来自SAPS的系统性不合作,以及严重的资源短缺。警察自身的高伤亡率(例如KZN省一年内有28名警察殉职)加剧了恐惧心理,促使他们在执法中倾向于使用更高等级的武力,形成了暴力循环。IPID的低定罪率(仅约12%的投诉导致成功定罪)进一步助长了有罪不罚的文化。研究结论指出,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增加预算以扩充调查团队、实施强制性的道德与降级战术培训、建立独立的投诉处理单位并配备证人保护机制,以及整合车载摄像头和随身摄像头等技术监控工具。此外,应修订《刑事诉讼法》第49条以明确武力的比例原则,并强化IPID的结构独立性(如直接向议会而非警察部汇报)。唯有如此,才能打破暴力循环,恢复公众对执法机构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