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s》：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Vernacular Residential Built Environments, Place Attachment, and 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tention in Dong Villag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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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民居的可持续保护不仅需要保存历史建筑肌理（historic architectural fabric），还需要理解居民如何感知和使用传统居住建成环境。本研究考察了乡土居住建成环境的四种感知属性——真实性（authenticity）、独特性（distinct
乡土民居的可持续保护不仅需要保存历史建筑肌理（historic architectural fabric），还需要理解居民如何感知和使用传统居住建成环境。本研究考察了乡土居住建成环境的四种感知属性——真实性（authenticity）、独特性（distinctiveness）、美学性（aesthetics）和功能性（functionality）——如何与居民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 PA）及建成遗产保护行为意愿（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 CBI）相关联。研究人员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结合中介、调节、被调节的中介及补充性多组分析，对来自中国怀化西南部五个侗族村落情境的1000名成年居民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所有四种建成环境感知均与地方依恋正向关联，其中独特性关联最强（β = 0.421），其次为功能性（β = 0.350）。地方依恋与保护行为意愿正向关联（β = 0.432），并通过互补性中介（complementary mediation）显著中介了所有四种感知—意愿关系。然而，旅游参与（tourism involvement, TI）并未显著调节功能性—依恋或美学性—依恋关系，相应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亦不显著。探索性的南方—北方比较提示了方向性的情境差异，但缺乏足够的测量不变性以进行确证性解释。研究结果表明，乡土建成遗产的长期保护有赖于在保存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建筑特征与维持传统民居及聚落环境的持续居住适用性之间取得平衡。
传统村落中的乡土民居（vernacular dwellings）及其聚落环境构成特殊的活态建成遗产，历史建筑肌理、传统营建知识、文化实践与日常居住使用交织在一起。其可持续保护不仅需要保存历史建筑肌理，还需理解居民如何感知和使用传统居住建成环境。然而，以往遗产与旅游研究多从游客视角出发，或仅关注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对居民作为日常生活使用者的感知评价、情感联结与保护意愿之间的系统关系缺乏考察。针对这一缺口，研究人员基于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与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 PA）理论，提出“感知—依恋—保护”框架，考察真实性（authenticity）、独特性（distinctiveness）、美学性（aesthetics）与功能性（functionality）四种感知属性与居民地方依恋和建成遗产保护行为意愿（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behavioral intention, CBI）的关系，并检验旅游参与（tourism involvement, TI）的调节作用。这一研究将居民置于活态遗产保护中心，可推动情境敏感的遗产保护策略。
研究人员于2026年5—7月在中国湖南省怀化市西南部五个县级地区（芷江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会同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的侗族村落中，通过现场便利/拦截抽样招募1000名成年常住居民，其中南方侗族600人、北方侗族400人。问卷采用七点Likert量表测量四个感知构念（各4题）、地方依恋（8题）、保护意愿（4题）与旅游参与（3题）。数据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以5000次bootstrap评估直接、间接与调节效应；使用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of correlations, HTMT）与组合测量不变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 of composites, MICOM）评估判别效度与测量不变性；并辅以10折交叉验证预测相关指数（CV-Q
2）评估预测相关性。
研究结果如下。
4.1 样本特征与旅游情境（Sample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m Context）
样本中73.1%的居民居住于传统民居，35.0%的家庭有旅游相关就业。南方侗族居民在旅游参与三维度及总体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北方侗族（p < 0.001），表明存在情境性旅游参与差异。
4.2 测量模型与数据质量（Measurement Model and Data Quality）
最终测量模型包含7个构念、31个指标。外载荷介于0.735—0.950，Cronbach's α为0.811—0.940，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为0.876—0.962，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为0.640—0.893。多个构念对HTMT点估计超过0.90，但bootstrap推断显示Bonferroni调整后置信上限均低于1，支持构念可区分性。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相关极强（HTMT=0.997；潜在相关=1.000），故采用一阶地方依恋构念；分离两维度的稳健模型不改变结论。共同方法偏差诊断部分全共线性VIF超过3.3，结果需谨慎解释。
4.3 结构关系与中介效应（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nd Mediation）
五个直接效应均显著：独特性对地方依恋的关联最强（β=0.421），其次功能性（β=0.350）、美学性（β=0.190）、真实性（β=0.084）；地方依恋对保护意愿的β=0.432。四个间接效应均显著，且均为互补性中介，独特性（β=0.182）和功能性（β=0.151）的间接效应较大。
4.4 旅游参与作为情境调节变量（Tourism Involvement as a Contextual Moderator）
功能性×旅游参与（β=0.016, p=0.503）与美学性×旅游参与（β=-0.030, p=0.191）均不显著，H7a、H7b未获支持；简单斜率虽呈描述性方向差异，但非统计确认的调节。
4.5 条件间接效应（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
功能性通过地方依恋对保护意愿的条件间接效应在低、中、高旅游参与下分别为0.144、0.151、0.159，美学性对应为0.096、0.082、0.069；但被调节中介指数均不显著（0.007、-0.014），H8a、H8b未获支持。分维度敏感性分析显示，感知村落旅游发展（TI1）对美学—依恋关系有显著负向交互，但被视为探索性发现。
4.6 补充性情境比较：南方与北方侗族村落（Supplementary Contextual Comparison）
MICOM显示仅独特性与保护意愿满足组合不变性，故南方—北方差异仅具探索性。描述上，功能—依恋关系南方更强（0.419 vs 0.205，p=0.001），美学—依恋关系南方更弱（0.106 vs 0.382，p<0.001），但不能作为确认性证据。
讨论部分指出，地方依恋是建成环境评价与保护意愿之间的补充性心理路径，而非唯一机制；独特性与功能性是依恋的重要基础，真实性的增量效应很小。旅游参与的调节作用未获主模型支持，情境再权重机制仅得到微弱且探索性的支持。实践上，乡土建成遗产保护应同时保护特征性建筑形态与持续居住适用性，允许在保障文化特征前提下进行情境敏感的适应性更新。
结论：本研究考察了侗族村落居民对乡土居住建成环境的感知如何与地方依恋及建成遗产保护行为意愿相关联。结果显示，四种感知属性均与地方依恋正向关联，但其独特贡献差异显著：独特性关联最强，功能性次之，美学性贡献较温和，而真实性在同时考虑其他维度后增量解释力很小。地方依恋与保护行为意愿正向关联，并在建成环境评价与保护意愿之间提供了互补性统计中介路径。相比之下，提出的旅游参与调节作用未获支持：两个交互效应及相应的被调节中介指数均不显著且实质效应很小。南方—北方比较仍属探索性，因为数个相关构念未满足测量不变性。这些发现支持以居民为中心的活态建成遗产保护取向，即建筑保护与持续居住适用性应作为互补而非竞争性目标。鉴于横断面、单一来源和非概率抽样设计，未来需要纵向、多层和多源研究来检验这些关系的时序和情境稳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