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当代社会契约：哥伦比亚燃油补贴改革的政策分析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Contemporary Social Contracts in Transition: Policy Analysis of a Fuel Subsidy Reform in Colombia

　　

本论文考察社会契约的重新谈判，以哥伦比亚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过程为例，为国家与社会协议（state–society agreements）的广泛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尽管对新社会契约的呼声日益强调整合生态可持续性并应对系统性不平等，但很少有研究探讨此类转型在实践中如何展开。基于对来自政府、学术界、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43位专家的访谈，本论文分析了哥伦比亚在佩特罗总统（President Petro）改革议程下取消汽油和柴油补贴的努力。研究结果揭示了四个核心障碍：改革的政治成本、运输部门的结构性依赖、有限的国家能力，以及长期政策连续性的缺失。研究人员发现，创建新的社会契约需要广泛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以及对新协议的清晰愿景，并且该愿景需跨越不同意识形态阵营获得支持。哥伦比亚政府提供了一种不连贯的绿色增长（green growth）社会契约版本，其依赖于用新技术改革现有结构。与政府参与者相比，来自哥伦比亚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受访者似乎认为政府计划不切实际，因为这些计划未解决运输部门内部的深层挑战，且缺乏清晰路径。哥伦比亚的改革进程凸显了重新谈判社会契约的争议性，说明了将社会期望与政府愿景相协调所面临的挑战。

本解读基于论文《转型中的当代社会契约：哥伦比亚燃油补贴改革的政策分析》展开。该研究聚焦社会契约在应对生态退化、气候变化和系统性不平等方面的核心困境。传统社会契约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承诺，将自然视为外部资源，导致环境成本被外部化，未来世代和生态系统被结构性排除在利益相关者之外。尽管国际组织和学术界呼吁构建纳入生态可持续性的新社会契约，但关于此类重新谈判如何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展开的经验研究仍然匮乏。哥伦比亚提供了独特案例：2021年当选的佩特罗总统明确承诺签署新社会契约，将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作为改革议程核心。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政府和社会群体在重新谈判现有社会契约时各自持何种立场？政府在重新谈判过程中面临哪些障碍？通过回答这些问题，论文为理解生态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重构提供了经验依据。

研究人员基于对哥伦比亚学术界、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43位专家的32次半结构化访谈，运用社会契约分析框架，考察了汽油和柴油补贴取消过程中的多方互动。研究发现，哥伦比亚政府试图以绿色增长社会契约（green growth social contract）为方向，用新技术替代补贴，但该路径因其愿景不连贯、缺乏清晰实施计划，未能获得社会群体的信任。论文识别出四个核心障碍：改革的政治成本、运输部门的结构性依赖、国家实施能力不足，以及长期政策连续性的缺失。研究结论强调，新社会契约的建立需要跨意识形态阵营的广泛支持和共同愿景，而哥伦比亚案例表明，政府与社会群体在起始位置上的错位会严重制约改革进程。

在关键方法方面，研究采用定性研究设计，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参与者，样本来源涵盖政府、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共计43位专家（对应32次访谈）。数据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于2024年2月至3月在哥伦比亚实地开展，每次访谈时长45至60分钟。访谈提纲基于Loewe等人提出的社会契约3Ps框架（protection, provision, participation，即保护、提供、参与）设计。访谈内容在知情同意后录音，并使用f4x软件转录；转录文本导入Atlas.ti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编码依据从社会契约文献中开发的编码本。为增强分析严谨性，一名哥伦比亚研究助理独立参与了预编码工作，研究人员也对其自身文化背景和立场进行了反思。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了三个关键发现。第一，在“提供与保护——汽油补贴的取消”（Provision & Protection – The Removal of Gasoline Subsidies）中，研究发现政府通过渐进式价格调整在2024年初实现汽油价格与国际市场持平，未提供补偿措施。部分政府官员强调汽油补贴的累退性，认为价格上涨主要影响高收入群体；但许多受访者指出，通货膨胀效应使低收入和弱势家庭承受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加剧了既有不平等。尽管没有出现大规模抗议，但该过程消耗了大量政治资本，并影响了后续柴油补贴改革。

第二，在“提供与参与——运输部门的结构性挑战”（Provision & Participation – Structural Challenges in the Transport Sector）中，研究揭示运输部门对化石燃料的深度依赖、微型企业主导的组织形态，以及老旧车队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失，使其难以接受政府提出的电动或氢能等新技术方案。运输部门代表更倾向于采用已知的高效柴油技术，认为政府的转型计划不切实际，且未能解决该部门面临的深层结构性难题。

第三，在“参与——制度能力与信任赤字”（Participation –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Trust Deficits）中，受访者普遍对政府实施复杂改革的能力表示怀疑，指出部际协调不足、人员更替缺乏有效交接，以及过往改革失败经历侵蚀了信任。尽管所有受访者都认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紧迫性，但他们不信任现政府有能力创建能够解决这些挑战的新社会契约。

讨论部分进一步分析了政府在绿色增长与生态社会契约光谱中的定位。研究认为，哥伦比亚国家发展计划偏向绿色增长路径，以技术手段将环境维度嵌入现有结构，但缺乏清晰实施路径，导致社会群体对其愿景产生“科学主义”式的疏离感。运输部门所期望的短期保护性措施（如道路安全）与政府提供的长期创新投资之间存在时间范围和优先序的错配。此外，缺乏跨党派、长视野的“国家政策”连续性被视为主要障碍；能源转型应成为长期国家政策而非短期政府政策，但哥伦比亚的政策制定长期以政治周期为导向。

最后，研究结论部分可翻译如下：哥伦比亚的例子表明，在环境转型中重新谈判社会契约是一个复杂、有争议且高度政治化的过程。本文发展的新社会契约光谱有助于澄清影响转型过程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改革现有国家-社会协议时需加以考虑。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和社会群体进行非正式的、针对特定议题的谈判，例如哥伦比亚国家与运输协会之间的谈判；然而，这些谈判仍受制于对改革现实性的认知以及变革获得广泛支持的程度，尤其是在制度信任水平较低的国家。哥伦比亚取消燃料补贴的过程表明，社会群体要求一项跨越党派界限的国家政策，以便他们相信该政策不会因政府更迭而被逆转。本文表明，政府和社会群体之间在新社会契约光谱的起点上找到一致性非常重要。哥伦比亚政府旨在利用最新技术创新和绿色基础设施建立新的国家-社会协议，但这种雄心缺乏关键部门社会经济现实的支撑，使变革的可行性受到质疑。这恰恰说明，处于生态社会契约核心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落实更偏向绿色增长的社会契约甚至更为关键。研究识别了创建新社会契约的四个主要障碍：改革的政治成本、关键部门的结构性依赖、政府实施能力的不足，以及缺乏得到广泛支持的长期国家政策连续性。这些障碍反映了迈向新国家-社会协议所需应对的核心挑战，无论该协议是绿色增长、生态社会契约，还是两者的混合，它们都依赖于国家最重要参与者共同认同的清晰变革愿景。然而，改变社会契约的一个维度会在其他维度产生连锁反应，因此必须进行系统性转型，以将生态正义和分配正义嵌入新的治理安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