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Quality of Spirometry Maneuvers in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Patients in a Tertiary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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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家三级医院中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患者肺量计检查的质量及其与现行操作规范的符合程度。方法：研究人员连续纳入125例患者，年龄中位数为60岁（四分位距（IQR）5
背景/目的：本研究旨在分析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家三级医院中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患者肺量计检查的质量及其与现行操作规范的符合程度。方法：研究人员连续纳入125例患者，年龄中位数为60岁（四分位距（IQR）52；67），其中40例（32%）为特发性肺纤维化（ILD-IPF）。研究人员完成了放松和用力两种操作，并分析了肺活量（VC）、用力肺活量（FVC）和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同时以z评分和预计值百分比两种形式报告，此外还记录了操作次数、ΔVC、ΔFVC、ΔFEV1、呼气平台容积和回推外推容积（BEV）。采用多元回归分析上述指标的预测因素。结果：该队列以女性为主（73%），CAT评分（中位数12；IQR 9；18）和mMRC评分（中位数2；IQR 1；3）反映了较高的症状负担，其中多数提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模式（占全部患者的62%，全组FVC中位数为?2.17 z评分；IQR ?3.28；?1.4，或预计值百分比68%；IQR 52.5；80.5）。VC和FVC操作次数中位数均为3次。ΔVC为0.05（IQR 0.03；0.09）L；ΔFVC为0.07（IQR 0.03；0.12）L；ΔFEV1为0.05（IQR 0.02；0.09）L，而呼气平台容积为0.04（IQR 0.02；0.06）L。按ΔFVC标准，96%的测试被评为A或B级；按ΔFEV1标准，98%被评为A或B级。结论：本研究表明，尽管ILD患者存在呼吸困难、咳嗽和严重症状负担，但大多数患者仍可获得高质量的肺量计操作结果。
间质性肺疾病患者肺量计操作质量：一项三级医院横断面研究的系统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是一类慢性、通常呈进行性发展且预后较差的肺部疾病。该病既可表现为伴随结缔组织疾病的炎症过程，也可在无明显炎症的情况下以纤维化形式直接呈现临床症状。多数特发性ILD病例呈进展性，但恶化速度难以预测；与结缔组织和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ILD进展速度同样取决于原发病诊断和治疗方案，总体而言该病很少保持稳定。
肺量计检查是监测疾病进展速度和治疗效果的一种无创且实用的工具，其中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常被用于计算年度下降速率。与健康人群不同，ILD患者FVC下降加速，传统上被分类为稳定（每年下降<5%）、边缘性（≥5%且<10%）和显著下降（≥10%）。由于肺量计检查完全依赖患者的配合努力，质量控制对维持检查的有效性、可重复性和可接受性至关重要。然而，ILD患者完成高质量肺量计检查可能比健康人群更具挑战性，因为这些患者常伴有呼吸困难、咳嗽和疲劳，有时甚至在静息状态下即出现这些症状。现行肺量计检查操作规范要求极高的配合度，但ILD患者可能连一次充分的吸气都难以完成。在普通人群中，达到肺量计质量标准的难度已经不小，而ILD患者因肺容积减少，即使完成放松操作也可能感到困难。
近年来，家庭肺功能监测日益普及，多项研究报道家庭检测与诊室检测相比具有良好的乃至极佳的可重复性，并认为此类肺量计检查质量可接受。然而，即使在医院和门诊中心的最佳条件下，针对ILD这一特定患者群体的肺量计质量分析研究仍显不足。关于ILD患者在检测时已存在呼吸困难、咳嗽和早期疲劳的情况下能否达到优良质量，目前知之甚少。因此，研究人员设计了本研究，旨在分析一家每年收治ILD患者以监测疾病进展的三级医院中，肺量计检查质量及其与现行操作规范的符合程度。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经当地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于2024年11月至2026年8月期间连续纳入125例ILD住院患者。患者来源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心脏病学和内科疾病研究所，该科室设34张床位，其中8张用于肺疾病患者。纳入标准包括既往确诊ILD、无年龄限制、男女不限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分为特发性肺纤维化组（ILD-IPF）和伴随系统性炎症疾病的ILD组（ILD-SD），后者包括系统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皮肌炎等。所有患者均接受高分辨率CT、心脏超声、入院脉搏血氧饱和度及系统性炎症血液标志物检测。肺量计检查在入院后前两天内完成，采用MAS-2PC设备及IntelSpiro软件，操作和解读均遵循欧洲呼吸学会/美国胸科学会指南，预测值采用GLI-2012标准。研究人员测量了放松操作的VC和用力操作的FVC及FEV1，并监测操作次数、ΔVC、ΔFVC、ΔFEV1、回推外推容积和呼气平台容积等质量控制指标。统计分析采用非参数方法，包括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l–Wallis检验和χ2检验，并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质量指标的预测因素。
三、研究结果
3.1 队列总体特征与症状负担
该队列以女性为主（73%），中位年龄60岁（IQR 52；67），社会经济概况代表哈萨克斯坦典型人群，超过50%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当前吸烟率低，超过70%从未吸烟。环境危险因素暴露率较低，仅6%的患者规律运动。临床和症状负担较高，CAT评分中位数12（IQR 9；18），mMRC评分中位数2（IQR 1；3），入院时呼吸频率增快且SpO?较低。肺量计检查显示多数患者肺容积降低，FVC中位数对应轻度损害（?2.17 z评分）。仅少数患者存在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FEV1/FVC比值在组内较高。ILD-IPF组与ILD-SD组在人口学特征（女性更少、年龄更大）、生活方式和症状方面存在差异，前者CAT和mMRC评分更高，但多数肺量计参数的组间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水平。
3.2 肺量计操作质量总体评估
整体操作质量较高。VC操作呼气次数2至6次（中位数3，IQR 3；3），ΔVC范围为0至0.24 L。FVC操作次数2至11次（中位数3，IQR 3；4）。ΔVC（中位数0.05 L）与ΔFVC（中位数0.07 L）及ΔFEV1（0.05 L）相当。回推外推容积在多数情况下处于可接受范围。呼气平台容积中位数为0.04 L，略高于推荐的25 mL标准，但按ΔFVC标准96%的测试被评为A或B级，按ΔFEV1标准98%被评为A或B级。按通气模式分层比较发现，操作次数无差异，但限制性模式患者在ΔVC可重复性方面表现更好，ΔFVC和ΔFEV1无组间差异。Δ(VC-FVC)中位数为0.06 L，约三分之一的患者Δ(VC-FVC)超过100 mL。
3.3 质量预测因素分析
单变量分析显示，VC操作次数仅与CAT评分和心率相关，ΔVC无显著预测因素。FVC操作质量的预测因素范围更广：mMRC和CAT评分与操作次数相关，年龄和性别与ΔFVC显著相关，mMRC是ΔFEV1的唯一预测因素。呼气平台容积仅与CAT评分和心率相关。Δ(VC-FVC)未发现任何显著关联。回推外推容积的预测因素范围最广，包括呼吸频率、SpO?、mMRC和CAT评分、BMI、性别及吸烟状况。调整模型中，未发现所选预测因素与VC和FVC操作次数、ΔVC、呼气平台容积及回推外推容积存在显著关联。但ΔFVC与男性呈正相关（校正年龄后β系数0.03，95% CI 0.01；0.05），效应较弱；ΔFEV1与mMRC评分存在显著但极弱的关联（粗β 0.01；95% CI 0.00；0.02）。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连续纳入的ILD住院患者中发现，尽管患者通常存在持续性呼吸困难和其他呼吸道症状，但整体肺量计质量良好，大多数患者可获得A或B级评分。研究人员未能识别出具有显著效应的质量预测因素，提示质量标准的达成更多取决于个体差异和配合程度。与2025年哈萨克斯坦人群为基础的研究（仅78%患者ΔFVC达到A或B级）相比，本研究ILD患者的高质量比例更高，这可能与三级医院拥有更充裕的时间、更高的人员培训标准、更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维护标准以及操作者更丰富的经验有关。研究局限性包括未考虑支气管扩张试验、未补充体描箱检查、样本量相对较小、CAT问卷在ILD人群中的适用性有限以及横断面设计仅能检验假设而无法确认真实因果关系。研究结论认为，ILD患者中多数可获得中等至高质量肺量计操作结果，即使存在较高呼吸道症状负担亦可实现；未来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来识别肺量计质量不佳的预测因素，以帮助实现个体化指导和配合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