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国女性营养转型：基于1996—2022年八轮人群层面数据的BMI趋势与决定因素分析

《Public Health Nutrition》：Nutritional transition among women in Bangladesh: analysis of eight waves of population-level data from 1996 to 2022

　　

目的：旨在利用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分布及基于BMI的低体重和超重/肥胖分类，考察过去二十年间孟加拉国女性营养状况的趋势及其决定因素。设计：研究人员分析了1996年至2022年间开展的孟加拉国人口健康调查（Bangladesh Demographic Health Surveys, BDHS）中的女性数据。在全国及城乡层面估计了社会人口学特征、BMI分布变化以及低体重和超重患病率。采用以调查年份为随机截距的多水平混合效应逻辑回归识别相关因素，并对单个调查波次使用多项回归分析。场所：全国代表性横断面调查。参与者：共纳入90 510名育龄期女性。结果：研究期间存在由低体重向超重的流行病学转变，BMI约增加5 kg/m²。低体重女性患病率下降41·34%，而超重/肥胖上升33·62%。就城乡差异而言，农村女性低体重患病率持续较高，而城市女性超重更为普遍。年龄增长和更高教育水平与超重/肥胖的较高几率相关，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较高超重几率和较低低体重几率相关。能够收看电视与较高的超重几率相关。年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和看电视随时间呈现一致的风险关联，而其他因素在不同调查时点呈现不一致的风险关联。结论：BMI存在流行病学转变，低体重呈下降趋势，超重显著增加。需要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应对农村地区持续存在的营养不足以及城市地区尤其迅速升级的超重/肥胖流行。

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正在塑造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格局。低体重与超重/肥胖均源于异常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不仅损害育龄女性自身健康，还与胎儿丢失、不孕、早产、低出生体重及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增加相关。孟加拉国虽有减贫、城市化、食品强化等积极转变，却仍面临低体重和超重/肥胖并存。既往研究往往局限于单轮调查、特定人群或有限预测因子，无法刻画长期动态。为此，研究人员利用1996—2022年八轮孟加拉国人口健康调查（Bangladesh Demographic Health Surveys, BDHS）数据，系统评估女性BMI分布及营养类别的趋势与决定因素。

该研究纳入90 510名育龄、未怀孕且具有身高体重测量的女性。BMI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标准分类：低体重<18.5 kg/m²、正常18.5–24.99 kg/m²、超重/肥胖≥25 kg/m²。流行病学分析估计全国和城乡患病率；合并数据采用以调查年份为随机截距的多水平混合效应逻辑回归，单轮数据采用多项逻辑回归。因1996年和2000年缺少财富指数，这两轮未进入合并模型。所有分析均应用调查权重。

结果分四部分。样本特征：近半数女性<30岁，93.9%已婚，28.5%未受教育，75%住农村，35%来自贫困家庭，47.1%有1–2个孩子，约半数使用现代避孕药具，56%能收看电视。BMI、低体重和超重/肥胖趋势：平均BMI从18.83 kg/m²升至23.81 kg/m²（约+5 kg/m²）；低体重患病率下降41.34个百分点（51.37%→10.03%），超重/肥胖上升33.62个百分点（2.76%→36.38%）。正常体重比例先升后降，2011年峰值59.56%，2022年53.59%。城乡分层显示农村低体重始终高于城市（2022年11.39%对6.61%）；城市超重/肥胖始终高于农村（2022年45.31%对32.81%）。与低体重和超重相关的因素（合并数据）：年龄每增1岁，低体重比值比降低2%（调整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0.98），超重增加5%（aOR=1.05）；教育水平越高，低体重风险越低、超重风险越高（高等教育超重风险是无教育者的2.01倍）；农村女性低体重风险高10%（aOR=1.10）、超重风险低26%（aOR=0.74）；社会经济地位梯度明显，富裕阶层超重风险为贫困阶层的2.38倍，低体重风险则显著降低；能收看电视者低体重风险较低而超重风险较高；使用现代避孕药具者低体重风险低23%；有1–2个孩子者超重风险高9%；经历子女死亡者超重风险低28%；前婚状态低体重风险高37%。决定因素随时间的变化：年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和收看电视与营养结局的关联方向在各年份一致，但效应量变化。城市女性超重风险始终低于农村（调整后风险比[adjusted risk ratio, aRR]为0.38–0.79），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超重风险持续较高但近期略降；现代避孕药具的低体重保护作用在各轮均存在（aRR 0.70–0.97）。初等教育、曾生子女数、子女死亡和婚姻状况等关联在不同年份显著性不稳定。

讨论指出，该流行病学转变与全球低中收入国家趋势一致。与超重正相关的因素（高教育、高社会经济地位、城市居住、收看电视、较少子女）往往与低体重负相关，提示社会经济改善可能同时推动超重上升和低体重下降。现代避孕药具可能通过减少重复妊娠负担和激素调节降低低体重风险。城乡差异虽有缩小，但农村营养不足和城市超重双重挑战仍突出。政策上，孟加拉国已有国家食品与营养安全政策（National Food and Nutrition Security Policy, NFNSP 2020），但需采取地理特异性干预。研究优势是26年8轮全国代表性数据和严谨统计分析；局限是缺少体力活动和膳食资料，且样本限于在婚育龄女性，难以外推至全部女性。

结论（翻译原文）：孟加拉国育龄女性的BMI存在流行病学转变。低体重患病率大幅下降，但在农村地区仍持续存在；超重/肥胖显著增加，尤其在城市地区迅速上升。这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应对农村持续营养不足和城市快速升级的超重/肥胖双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