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izations》:Comparative sociospatial studies: rethinking hegemony and collective agency through post-socialist industrial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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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了俄罗斯和拉脱维亚一种特定的苏联/社会主义公司镇形式——单一产业城镇(monotown)——的空间重构。研究人员强调这些城镇的独特遗产,并考察特定地点的历史,以揭示社区与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和工业衰退的斗争。研究人员发展了一种
本研究考察了俄罗斯和拉脱维亚一种特定的苏联/社会主义公司镇形式——单一产业城镇(monotown)——的空间重构。研究人员强调这些城镇的独特遗产,并考察特定地点的历史,以揭示社区与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和工业衰退的斗争。研究人员发展了一种社会空间比较方法(socio-spatial comparative approach),以回应对功能主义观点、将能动性夸大为“微观抵抗”(micro-resistance),以及单一尺度和技术官僚发展观的概念局限。通过将后苏联新自由主义(post-Soviet neoliberalism)及霸权(hegemony)验证与争夺问题空间化,研究人员强调边缘化工业城镇中的社区反应如何证明反霸权可能性的解体和集体能动性(collective agency)的碎片化。这创造了一个存在争夺但受制于社会空间权力不对称的空间。研究人员空间化和动态的方法为关于边缘化与空间变迁的全球辩论做出了贡献。
在苏联解体后的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t)转型背景下,前第二世界工业城市经历了治理机构、全球政治经济和社区反应的多重转变,被概念化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断裂”。城市作为观察这种激进变化的透镜,在后社会主义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概念空白:社会政治视角倾向将城市日常生活从属于功能主义观点,或过度强调“微观抵抗”(micro-resistance)式的能动性;区域研究视角则偏向技术官僚的发展观,忽视空间政策的政治维度以及地方、国家与全球尺度的相互关系。为回应这些局限,研究人员提出了空间化霸权(hegemony,指主导性支配权)分析框架,考察后社会主义重构中集体能动性(collective agency)如何被塑造和限制。这一研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既有理论未能充分把握新自由主义政治项目在空间上的建构方式,也未能解释城镇社区在边缘化处境中的复杂反应。
研究人员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六个具有苏联单一产业城镇(monotown,指围绕单一主导企业建立的苏联计划城镇)遗产的城市:俄罗斯的陶里亚蒂(Tolyatti)、扎波利亚尔内(Zapolyarny)和尼克尔(Nikel),拉脱维亚的奥莱内(Olaine)、万加日(Vanga?i)和塞达(Seda)。通过比较这些在区位、规模、产业和轨迹上各有差异的案例,研究人员发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霸权策略在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下遵循相似的社会空间组织逻辑;社区反应处于适应、同化与争夺之间的模糊空间,反霸权可能性趋于解体,集体能动性呈现碎片化。这一发现为全球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与空间变迁辩论提供了来自“任何地方”的理论贡献,并纠正了功能主义和纯微观视角将能动性简单化的局限。
研究方法上,研究采用多尺度定性比较设计。数据来自2019年至2023年间在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田野调查,包括访谈、观察和实地考察,同时结合政策与战略文件分析。案例选择涵盖不同城市规模和产业类型,并利用两国政治制度差异进行对比;分析聚焦于将城镇置于苏联遗产、国家政策与全球资本流动的交汇点,以揭示相似的空间政治逻辑,而非将城镇视为孤立单元。这一方法强调地方、国家和全球尺度的互联,避免新区域主义对区域的封闭理解。
研究结果围绕“单一产业城镇中的权力动态与身份(Power dynamics and identities in monotowns)”展开,包含三个子主题。
(一)国家促进与分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通过比较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政策实践,俄罗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将319个单一产业城镇标记为“风险”区域,并于2014年设立单一产业城镇发展基金(Monotown Development Fund),以税收优惠和补贴激励投资,推动城市竞争资本;拉脱维亚则未将此类城镇纳入明确干预类别,区域政策强调“聪明收缩”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工业城镇常被污名化。两国虽路径不同,但均以市场逻辑和激励措施强化新自由主义框架,城镇可能被选择性纳入发展愿景,也可能被彻底边缘化。
(二)重塑身份。通过案例城镇的访谈与观察,工业劳动者地位下降。陶里亚蒂的汽车厂AvtoVAZ经历外资联盟重组和约三万人裁员后,工作伦理被“优化”逻辑重塑,居民抗议不安全感、自主性丧失和社区认同瓦解,但离厂者又常接受创业话语;尼克尔和扎波利亚尔内的矿业公司因全球镍需求增长盈利,但合同工增多和福利削减引发不满,资源耗竭预期强化了流动性身份;在奥莱内,化学制药产业的盈利和工会背景使城镇采用发展主义路径,但也受国家“内生发展”模式压力。拉脱维亚的万加日和塞达在去工业化后,居民转向关注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记忆与代际分歧削弱了集体认同。
(三)政治的空间化与结构-能动性相互关系。综合比较显示,机构遗产既被国家利用来推行新自由主义议程,也被居民用于捍卫就业和福利。社区策略同时具有抵抗和同化作用,但反霸权可能性因社会空间边缘化、个体化应对和选择性同化而碎片化。在俄罗斯,创业话语与权威主义道德经济结合;在拉脱维亚,社区组织多聚焦基础设施维护。陶里亚蒂居民指责企业和国家“替罪羊”,扎波利亚尔内和尼克尔的社区组织被视为国家退却的补救。霸权通过空间策略得以巩固。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比较方法揭示了共同的政治逻辑:选择性共识建设与主动的空间边缘化并存。城市层面是霸权强化与争夺的阵地,社区层面的抵抗受到资源缺乏、集体行动分裂和选择性同化的限制。这一观察表明新自由主义在转型中具有韧性,但也存在非共识性和异议。研究结论可翻译为:本文让不同轨迹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城市进行对话,考察空间重构以介入霸权与集体能动性、社会空间边缘化的辩论。跨城市比较识别出相似政治逻辑,即选择性共识建设与空间边缘化的主动执行并存。这既展示新自由主义霸权在转型中的限度与异议的存在,也凸显异议和潜在反霸权在多个层面上的解体,对理解后社会主义空间重构及霸权与集体能动性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