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care》:Temporal Trends in the Burden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Dysthymia in Asia, 1990–2023: 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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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研究旨在全面评估亚洲抑郁障碍及其亚型——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和心境恶劣(dysthymia)的疾病负担,特别关注与COVID-19大流行重叠的时期。方法:研究人员利用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
背景:本研究旨在全面评估亚洲抑郁障碍及其亚型——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和心境恶劣(dysthymia)的疾病负担,特别关注与COVID-19大流行重叠的时期。方法:研究人员利用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GBD 2023)数据,分析了亚洲各国抑郁障碍的发病数、患病数、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及其年龄标准化率(age-standardized rates, ASRs)。同时,研究人员评估了GBD 2023框架下三种风险因素归因于MDD相关DALYs的比例。按性别、年龄、疾病亚型和地理位置进行了分层分析。计算了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stimated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s, EAPCs)以检验时间趋势。结果:从1990年到2023年,亚洲MDD的疾病负担始终高于心境恶劣。与多个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2019–2021年和2021–2023年期间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age-standardized DALY rate, ASDR)波动相对有限。对于心境恶劣,1990–2023年间亚洲各国的ASRs趋势相对稳定。然而,印度在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SIR)、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 ASPR)和ASDR方面增幅最大(EAPCs分别为0.30、0.36和0.38),远超排名第二的国家。2023年,MDD相关的DALY率在15–19岁人群中达到峰值,而心境恶劣相关的DALY率在65–69岁人群中达到峰值。此外,2023年,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在亚洲女性中占所考察三种风险因素中MDD相关DALYs的最大比例(8.64%)。结论:亚洲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呈现出明显的时间模式,MDD表现出更显著的短期波动,而心境恶维持相对稳定。这凸显了一种双轨心理健康策略的潜在价值,即结合对MDD的灵活应对能力与对慢性心境恶劣的持续长期照护。
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抑郁障碍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给疾病和经济带来沉重负担。亚洲承担了全球超过一半的抑郁障碍疾病负担,并且正经历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转型。现有研究虽增进了对抑郁障碍负担的理解,但仍存在关键空白:此前针对中国的研究对心境恶劣的分析有限且仅限于单一国家;而利用GBD 2019数据的亚洲层面分析未区分MDD和心境恶劣,也未刻画与COVID-19大流行重叠时期的疾病负担变化。因此,有必要进行一项全面的分析,分别评估MDD和心境恶劣的疾病负担时间趋势,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防控策略。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GBD 2023数据库,系统分析了1990年至2023年亚洲49个国家和地区抑郁障碍及其亚型MDD和心境恶劣的发病、患病和DALYs负担,并按性别、年龄和地区进行分层。研究将分析时段划分为1990–2019年、2019–2021年和2021–2023年三个时期,以表征与大流行重叠的短期变化。此外,还评估了特定风险因素归因于MDD的DALYs。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MDD构成了亚洲抑郁障碍的主要部分,其时间趋势与总体抑郁障碍高度一致;而心境恶劣的负担远小于MDD,且在1990–2023年间变化极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疾病负担呈现显著差异,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MDD负担最高,而中国的心境恶劣负担最高。MDD和心境恶劣在年龄和性别分布上也存在明显不同。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了GBD 2023数据库,该数据库估算了1990年至2023年间204个国家和地区的298种死因、380种疾病和损伤以及88种风险因素的负担。数据通过全球健康数据交换查询工具获取,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亚洲的定义依据联合国M49标准分类,共纳入49个国家和地区。研究人员采用年龄标准化率(包括ASIR、ASPR和ASDR)进行比较,并计算估计年度百分比变化(EAPC)来评估时间趋势。风险因素分析聚焦于亲密伴侣暴力(IPV)、儿童期性虐待(CSA)和欺凌受害(BV)对MDD相关DALYs的归因比例。
研究结果
3.1 抑郁障碍的时间趋势与流行病学特征
2023年,亚洲抑郁障碍的ASIR为每10万人3333.24例,ASPR为每10万人3604.84例,ASDR为每10万人623.47。1990至2019年负担相对稳定,2019至2021年点估计值大幅上升但未达统计显著性。2021至2023年ASIR急剧下降(EAPC: -16.02),而ASPR和ASDR保持稳定。中国和朝鲜的ASDR在2019–2021和2021–2023年期间波动相对有限。阿曼在2019–2021年ASIR上升最显著,但在2021–2023年下降也最剧烈。马来西亚在1990–2023年整体增幅最大。女性在所有指标上的负担均高于男性,发病率在15–19岁组最高,患病率在65–69岁组最高,DALY率在女性20–24岁和男性40–44岁组最高。
3.2 抑郁亚型的负担与独特模式
MDD构成抑郁障碍的主要部分。2023年,MDD的ASIR为每10万人3166.05,ASPR为每10万人2594.45,ASDR为每10万人523.55。其时间趋势与总体抑郁障碍相似。心境恶化的负担较小,2023年ASIR为每10万人167.18,ASPR为每10万人1047.26,ASDR为每10万人99.92,且1990–2023年间变化极小。叙利亚的MDD负担最高,中国的心境恶劣负担最高。印度在1990–2023年间心境恶劣的ASIR、ASPR和ASDR增幅最大,而中国降幅最大。MDD的发病、患病和DALY率均在15–19岁达到峰值;心境恶劣的发病率在55–59岁达到峰值,患病率和DALY率在65–69岁达到峰值。
3.3 心理社会风险因素归因的MDD负担
2023年,IPV在三种风险因素中占MDD相关DALYs的最大比例(8.64%),而CSA和BV的归因比例自1990年以来呈下降趋势。IPV归因的MDD相关DALYs在女性35–39岁组最高;CSA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于40–44岁和35–39岁组达到峰值;BV相关负担在青少年15–19岁组最高。不同国家和地区间风险因素归因负担存在显著地理异质性。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MDD和心境恶劣在大规模社会危机期间表现出不同的时间模式,MDD显示出更明显的短期波动,而心境恶劣则相对稳定。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两者不同的病理特征和对急性应激源的反应性。中国和朝鲜在疫情期间波动较小,可能与严格的防控措施有关;而阿曼的剧烈波动可能与其卫生系统局限性、移民结构性不平等和经济压力有关。叙利亚的高负担可能反映了持续的冲突和经济不稳定。马来西亚的长期增长可能与其精神卫生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和文化障碍有关。心境恶劣在印度的增加可能与精神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和检测改善有关,而在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下降则反映了精神卫生基础设施的改善。年龄和性别特异性模式提示应重点关注女性青少年和老年女性。IPV成为最主要的可归因风险因素,强调了在妇女健康框架内提供针对性预防和支持的必要性。结论部分强调,研究结果突出了针对亚型、情境敏感以及年龄和性别定制的公共卫生策略的重要性,以满足当前的精神卫生需求并增强卫生系统对未来公共卫生挑战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