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erprise & Society》:War, Merchants, and Commodity Markets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1740–1745
编辑推荐:
本文考察了普鲁士和瑞典如何组织其军队粮食采购,以及这如何与军事企业家(military entrepreneurs)建立联系。该研究将跨国视角(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与承包商国家(contractor state)方法相结合,以捕
本文考察了普鲁士和瑞典如何组织其军队粮食采购,以及这如何与军事企业家(military entrepreneurs)建立联系。该研究将跨国视角(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与承包商国家(contractor state)方法相结合,以捕捉信息、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以及国家与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表明,波罗的海地区作为一个拥有多个节点的跨国商品市场(commodity market)运作。与以往聚焦于通过松德海峡(the Sound)的贸易和商人的全球联系的研究不同,本文的结果显示,军需品供应存在活跃的区域贸易。瑞典国家比普鲁士更依赖于这一市场来获取货物,主要是因为芬兰可用的本地资源较少。普鲁士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其自身仓库的资源以及通过一种名为贡献税(contribution)的强制征税从西里西亚获取的货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鲁士不得不扩大其采购的地理范围及其与商人的互动,也从未卷入战争的领土购买货物。总而言之,商人在普鲁士和瑞典的战争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权力随时间而增强,与17世纪相比,18世纪的承包商不得不应对更强大的国家官僚机构。
18世纪欧洲战争频发,国家需要大规模动员粮食、饲料等资源,这为能够满足国家需求的军事企业家创造了商业机会,国家与军事企业家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共同塑造了国家形成和市场发展进程。然而,既有承包商国家研究多集中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很少用于分析北欧和东欧;波罗的海商业史研究则多强调通过松德海峡的长途贸易与全球联系,忽视了区域内贸易以及战争对商品市场的影响。普鲁士和瑞典在1740年代初分别发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和俄瑞战争,两国如何组织军队粮食采购、如何与商人互动,学界尚未进行系统比较。本文因此采用跨国视角和承包商国家方法,利用瑞典和普鲁士的政府档案,考察两国在1740–1745年间的军事供应体系。
研究结果表明,波罗的海地区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多个节点的跨国商品市场,瑞典和普鲁士以不同方式嵌入其中。瑞典因芬兰本地资源匮乏,比普鲁士更依赖这一市场和斯德哥尔摩商人网络;普鲁士则主要依靠自身仓库和在西里西亚征收的贡献税(contribution),但后期也被迫扩大采购范围。商人在这两国的战争组织中起到关键作用,但18世纪国家官僚机构的力量较17世纪增强,承包商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明显向国家倾斜。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利用了瑞典国家档案馆所藏采购委员会(Utredningskommission)的会议记录、总账和合同,斯德哥尔摩市档案馆的关税核验记录,以及普鲁士文化遗址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馆(GSPK)所藏秘密内阁报告中关于1742–1745年军队供应的文件。这些档案来自瑞典和普鲁士政府机构。方法上,研究将跨国视角(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与承包商国家(contractor state)方法结合,前者关注不同地点间信息、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后者着重分析国家支出以及国家与私人行动者的协作,从而重构供应系统的实际运作。
(一)对俄战争期间的瑞典军事供应体系(1741–1743)
通过采购委员会记录,研究人员发现,瑞典在芬兰几乎无法获得足够的本地资源,因此于1741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中央采购委员会,由高级官员和商人Thomas Plomgren等组成,依靠税收、法国补贴和银行贷款融资。委员会与十几家专门从事粮食进口的商人网络签约,其中Christian Hebbe在1741年签订17份合同,价值236,373 dsm,为最大供应商;Johan Albert Kantzow和Johan Clason等紧随其后。这些商人利用其在瑞典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库尔兰等地的商业联系,将黑麦、豌豆、燕麦等物资运往芬兰和瑞典。委员会通过分别谈判压低价格,但1741年12月,Hebbe、Kantzow等主要商人组成财团,以大规模供应换取订单,委员会最终接受以获取足够数量。这些证据表明瑞典在1740年代是一个典型的承包商国家,依赖跨国市场获取战争物资。
(二)西里西亚战争期间的普鲁士军事供应体系(1740–1745)
普鲁士没有设立专门采购委员会,而是依靠中央官僚机构、皇家金库和战争专员体系。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西里西亚本地资源相对丰富,普军通过贡献税强制当地等级和商人参与供应,例如布雷斯劳的商人Berger、Lange等被要求交付粮食,并从波兰-立陶宛联邦购买物资。由于缺乏明确支付记录,这可被视为普鲁士人利用贡献税强制获取布雷斯劳商人信用的过程。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中,普鲁士境内粮价高涨、仓库空虚,柏林政府不得不扩大采购至梅克伦堡、瑞典波美拉尼亚和波兰-立陶宛。秘密内阁文件显示,普鲁士因缺乏信贷,必须用现金支付外部供应商,并出现大量未付债务,如1745年2月尚欠497,022塔勒(talers)。这表明普鲁士虽主要依靠自身资源和强制征收,但也出现了承包商国家的某些动态。
讨论部分强调,区域内的波罗的海基本商品贸易仍是商人的重要利润来源,学者不应只关注经过松德海峡的长途贸易。承包商国家方法同样适用于北欧和东欧,普鲁士和瑞典的商人分别以强制和自愿的方式参与军需供应。与17世纪时军事企业家可掌控从征募、采购到指挥的完整链条不同,18世纪的企业家更专注于货物交付,且面对更强的国家官僚,国家在互动中占据更有利地位。
结论部分可翻译为:本文旨在考察波罗的海地区两个中等强国普鲁士和瑞典在军事行动前后如何组织军队粮食采购,以及两国如何与商人互动以获取必要货物。跨国视角表明,波罗的海地区是一个拥有多个节点的跨国商品市场;瑞典比普鲁士更依赖该市场和斯德哥尔摩主要商人,因为芬兰本地资源有限。普鲁士则更多利用自身仓库和通过贡献税从西里西亚获取的货物,但到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时,它不得不将采购范围扩大到梅克伦堡、波兰-立陶宛和瑞典波美拉尼亚等未参战地区。总之,资本、商品市场和商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普鲁士和瑞典的军事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