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Mapping energy monitoring adoption across continents: what Germany and Australia reveal about structural barriers and cultural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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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能源监测应用（EMAs）日益精密，但其采纳率仍然有限。本研究采用整合理性行动方法（RAA）、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2（UTAUT2）及自我效能理论（SET）的模型，调查德国与澳大利亚消费者的采纳意愿。该模型成功预测了EMA使用意愿，凸显感知成本-效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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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能源监测应用（EMAs）日益精密，但其采纳率仍然有限。本研究采用整合理性行动方法（RAA）、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2（UTAUT2）及自我效能理论（SET）的模型，调查德国与澳大利亚消费者的采纳意愿。该模型成功预测了EMA使用意愿，凸显感知成本-效益比作为一个强效的新预测因子。跨国差异表明采纳驱动因素因社会维度而异。政府支持与感知成本-效益比等结构性赋能因素与采纳意愿的关联强于个体态度，凸显结构性因素对能源监测技术采纳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为EMA设计与推广策略提供依据，并有助于将技术接受研究拓展至不同社会情境。研究亦为提升可持续技术采纳提供实践指导，并对行为响应类创新的未来研究提出启示。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长期以来，降低家庭能源消耗的努力聚焦于通过多种反馈形式使能源使用对消费者更为可见。其核心假设在于，向个体提供详细、个性化的能源消耗反馈能够克服信息缺失，进而促进更理性、更环保的行为。基于此前提，学界与政策制定者开发了包括增强型电费账单、电器能效标签及教育材料在内的多种干预措施。近年来，研究关注重心转向实时、户内能源反馈技术，即能源监测应用（EMA），此类应用能够提供即时且针对特定用户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此类反馈机制可产生5%至15%的节能效果，尤其在信息以清晰、及时且个性化方式传递时更为显著。
尽管EMA在市场上已广泛可得，且具备潜在效益，其采纳率在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工业化国家始终偏低且无明显上升趋势。现有研究虽已探讨能源监测应用的使用意愿或购买原因，但鲜有研究关注不同社会中影响个体感知行为控制与成本-效益比的因素。这一研究缺口尤为关键，因为不同社会及其特征会影响新技术与应用采纳。澳大利亚社会比德国社会更倾向于快速采纳新技术与应用，这导致不同社会对成功采纳提出不同要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核心研究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不同社会中能源监测应用的使用意愿？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结论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采用整合理性行动方法（RAA）、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2（UTAUT2）及自我效能理论（SET）的整合理论模型，在德国（2023年10月）与澳大利亚（2024年6月）开展问卷调查。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名为“PowerPilot”的假设性场景应用，该应用可实现家庭能源消耗的实时监测。研究共纳入德国201名与澳大利亚194名有效参与者，两样本在性别分布与年龄上无显著差异。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德国模型解释了使用意愿71.3%的方差，澳大利亚模型解释了68.2%的方差。研究发现，感知成本-效益比（价格价值）在两国均为重要预测因子，且在德国样本中重要性更高；习惯与政府支持仅对澳大利亚样本的使用意愿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对德国样本的使用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方向为负；感知易用性对两国样本的感知行为控制均具有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态度与感知规范在两国样本中均未显著预测使用意愿，揭示出态度-行为差距的存在。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数据分析，使用SmartPLS 4.1.0.4软件执行PLS算法、自助法（10,000次重抽样）及PLS Predict程序。样本通过Clickworker众包平台招募，德国与澳大利亚各一队列。研究人员设置注意力检查题项、排除完成时间不足300秒及已使用类似应用的参与者，并采用异质-特质单调比（HTMT）验证判别效度，以交叉验证预测能力检验（CVPAT）评估模型预测精度。
四、研究结果分述
假设检验结果：跨国家假设中，H5（价格价值）、H6a（习惯→使用意愿）与H6b（习惯→感知行为控制）获得支持，H2（感知规范）未获支持。澳大利亚样本中，H7b（感知易用性→感知行为控制）与H8a（政府支持→使用意愿）获得支持；德国样本中，H7b与H11（感知行为控制→使用意愿）获得支持。态度、感知有用性、享乐动机、环境关注及危害恐惧等假设在两国均未获支持。
描述性统计结果：澳大利亚样本的平均使用意愿（M=4.51）显著高于德国样本（M=3.81）。年龄在两国样本中均与多个变量呈负相关，表明年轻参与者对EMA持有更积极的感知。
多组分析结果：置换多组分析显示，两国在H5、H6a、H6b、H7b及H8a的结构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借助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框架解释两国差异。澳大利亚社会的短期导向与放纵倾向促使其更愿意尝试新技术，而德国社会的长期导向与克制倾向使其采纳更依赖长期价值与成本效益的实证。政府支持在澳大利亚样本中的显著作用可归因于短期导向社会中结构性赋能因素对快速采纳决策的促进作用。习惯在澳大利亚样本中的重要性则反映该社会对新技术应用的日常化训练。
态度在两国均未预测使用意愿的现象揭示态度-行为差距的存在，表明积极评价本身不足以驱动采纳意愿，结构性条件与赋能机会——如有利的成本-效益比与政府支持——在塑造行为意愿方面发挥更决定性作用。这一发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数字能源技术采纳关系的学术争论提供了重要细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可能主要作为调节变量而非独立驱动因素发挥作用。
研究结论指出，RAA、UTAUT2与SET中的构念——感知行为控制、价格价值、习惯与政府支持——是家庭智能环境中能源监测意愿的重要预测因子。结构性赋能因素，尤其是政府支持与有利的成本-效益感知，在促进普通人群采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研究建议能源供应商开发兼具节能效益与低成本的应用，并融入社交与游戏化内容以促进习惯性使用；针对年轻群体及其同伴网络进行精准推广；在澳大利亚市场明确传达政府支持信息以提升采纳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