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6–23月龄儿童蛋类及/或肉类食物消费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基于2017年印尼人口与健康调查的分解分析

《Public Health Nutrition》：Examining socio-economic disparities in egg and/or flesh food consumption among Indonesian children: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2017 Indonesia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目的：探讨印度尼西亚6–23月龄儿童蛋类及/或肉类食物消费中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并识别关键影响因素。 设计：基于2017年印度尼西亚人口与健康调查（Indonesia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IDHS）的二次分析。研究人员采用Wagstaff标准化集中指数（Wagstaff normalised concentration index）量化蛋类、肉类及其组合消费的不平等程度，并通过分解分析评估儿童、父母、家庭及区域因素的相对贡献。 研究场所：印度尼西亚。 研究对象：共纳入4925名6–23月龄儿童。 结果：蛋类及/或肉类食物的消费不成比例地集中于较富裕家庭儿童。集中指数以肉类食物消费最高（Cnorm = 0·175，P < 0·001），其次为蛋类及/或肉类食物（Cnorm = 0·147，P < 0·001），蛋类单独消费最低（Cnorm = 0·065，P = 0·002）。家庭财富是所有结局指标中不平等的最主要贡献因素，尤其对肉类食物而言。其他关键贡献因素包括父亲职业、母亲教育程度及媒体接触。在蛋类消费中，产前保健（antenatal care, ANC）利用及母亲决策参与亦发挥重要作用。 结论：印度尼西亚幼儿动物源食物消费存在显著的亲富不平等，主要由家庭财富及父母社会经济特征驱动。需采取针对性政策以减少这些差异，改善儿童早期膳食公平性。

研究背景方面，动物源食物（animal-source foods, ASF），包括蛋类及肉类食物如畜肉、禽肉和鱼类，在6–23月龄辅食添加期至关重要，此阶段儿童从纯母乳喂养过渡到家庭膳食，营养需求快速增加。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ASF作为此时期优质营养素的重要来源，其提供优质蛋白质、铁、锌、维生素B₁₂等微量营养素，对促进体格生长、降低微量营养素缺乏风险及改善发育结局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许多中低收入国家ASF消费仍不理想。2023年印尼健康调查数据显示，仅78%的6–23月龄儿童消费任何ASF，各省份差异显著，从巴布亚山区的40%到日惹的88%不等。尽管印度尼西亚儿童发育迟缓率从2007年的36·8%降至2023年的21·5%，但进展不均衡，提示膳食质量改善对实现国家和全球营养目标至关重要。以往研究多采用最低膳食多样化（Minimum Dietary Diversity, MDD）作为辅食质量综合指标，可能掩盖特定营养素密集型食物尤其ASF消费的差异。针对不同ASF类型进行分解的研究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全国代表性数据量化印尼6–23月龄儿童蛋类及/或肉类食物消费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并通过分解分析识别驱动不平等的关键儿童、父母、家庭及区域因素。

研究人员利用2017年印度尼西亚人口与健康调查（IDHS）数据，该调查覆盖全国34个省，采用两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最终纳入4925名6–23月龄儿童。研究设定三个二元结局指标：蛋类及/或肉类食物消费、蛋类单独消费及肉类食物单独消费，均基于母亲对儿童过去24小时食物摄入的回忆。解释变量涵盖儿童、母亲、父亲、健康服务、家庭及地理层面特征。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Wagstaff标准化集中指数（C_norm）量化社会经济不平等，并依据Wagstaff等提出的方法进行分解分析。因结局为二元变量，采用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sed linear model）配合二项分布及probit连接函数估计边际效应。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评估多重共线性，所有分析使用Stata 17.0，纳入调查权重、分层和整群变量以考虑复杂调查设计。

研究结果显示，总体70·9%的6–23月龄儿童在调查前24小时内消费蛋类及/或肉类食物，51·2%消费蛋类，57·1%消费肉类食物。集中指数分析表明，ASF消费存在显著的亲富不平等，肉类食物消费不平等程度最高（C_norm = 0·175，P < 0·001），其次为蛋类及/或肉类食物（C_norm = 0·147，P < 0·001），蛋类单独消费最低（C_norm = 0·065，P = 0·002）。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均位于平等线下方，进一步证实亲富分布，且肉类食物的曲线偏离平等线更远，反映更大的不平等程度。分解分析显示，家庭财富是各结局指标不平等的最主要贡献因素，对蛋类及/或肉类食物消费不平等的相对贡献为28·9%，蛋类单独消费为30·7%，肉类食物单独消费为41·0%。父亲非农职业、母亲教育程度、媒体接触及决策参与亦为重要贡献因素。具体而言，父亲非农职业对蛋类消费不平等的贡献为32·1%，产前保健（ANC）次数贡献达41·9%，母亲决策参与贡献14·7%。肉类食物消费方面，父亲职业贡献10·1%，母亲教育贡献10·0%，母亲媒体接触贡献9·3%，父亲教育贡献6·1%。所有纳入变量解释了蛋类及/或肉类食物消费不平等的55·6%，蛋类单独消费不平等的81·0%，肉类食物单独消费不平等的70·4%。

讨论部分指出，家庭财富作为最主要驱动因素，印证了经济资源和购买力对ASF获取的关键作用，肉类食物较蛋类表现出更强的不平等，反映不同类型ASF的成本和可及性差异。父母职业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稳定性进而影响营养密集型食物的购买能力。父母教育水平通过知识、态度和照护行为影响膳食选择，母亲教育尤为关键。产前保健利用对蛋类消费不平等的较大贡献反映了孕产妇健康服务利用的社会经济分布模式，而非ANC对蛋类消费的直接效应，但孕产妇健康服务仍是提供营养咨询的重要平台。母亲媒体接触和决策参与通过信息暴露和女性赋权促进更公平的膳食实践。

研究结论为：印度尼西亚6–23月龄儿童蛋类及/或肉类食物消费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消费不成比例地集中于较富裕家庭，家庭财富、父亲职业、母亲教育及健康与信息服务获取是主要驱动因素。研究强调需采取针对性政策干预，包括营养敏感型社会保护计划、行为改变沟通策略及加强食物系统建设，以促进弱势群体对营养密集型ASF的可负担获取和可接受性，改善儿童早期膳食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