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ral Sciences》:A Study on Configurational Profiles of Vulnerability Conditions for Frequency-Base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Sever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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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自杀性自伤(NSSI)是大学生群体中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现有研究通常比较有和无NSSI史的个体;然而,少有研究探讨多维脆弱性条件如何在已有NSSI行为的个体中共同出现并与NSSI严重性相关联。本研究采用组态视角,考察八项前因条件——家庭环境风险(F
摘要:非自杀性自伤(NSSI)是大学生群体中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现有研究通常比较有和无NSSI史的个体;然而,少有研究探讨多维脆弱性条件如何在已有NSSI行为的个体中共同出现并与NSSI严重性相关联。本研究采用组态视角,考察八项前因条件——家庭环境风险(FERs)、学校环境风险(SERs)、易损人格特质(VPTs)、创伤经历(TEs)、情绪症状(ESs)、危险行为(HBs)、负性生活事件(NLEs)和社会支持(SS)——如何共同出现并与已有NSSI经验的大学生的NSSI严重性相关联,旨在为未来的筛查研究提出假设。研究共招募了776名在过去一年内报告至少一次NSSI发作的中国大学生(女性占61.3%;平均年龄=19.50岁,标准差=1.29)。研究人员使用非自杀性自伤量表、负性生活事件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以及自编的NSSI远端脆弱性条件量表收集问卷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探索八项前因条件如何与该样本中基于频率的NSSI综合得分相关联。一个稳定的组态与高NSSI严重性相关。当四项显著条件——学校环境风险(SERs)、创伤经历(TEs)、情绪症状(ESs)和危险行为(HBs)——共同出现,同时伴有较高的负性生活事件(NLEs)和有限的社会支持(SS)时,大学生更可能表现出高NSSI严重性。研究识别出三个与非高NSSI严重性相关的等效组态。第一个特征为低水平的创伤经历(TEs)、情绪症状(ESs)和危险行为(HBs),以及较少的负性生活事件(NLEs),无论外部社会支持(SS)水平如何,均与非高NSSI严重性相关。第二和第三个特征为高水平社会支持(SS)与减弱的风险条件共同出现。与高NSSI严重性相关的组态并非与非高NSSI严重性组态的简单镜像。情绪症状(ESs)是两个结果之间的核心区分条件。社会支持(SS)表现出异质性的共同出现模式,而非与NSSI严重性的统一关联。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目的
非自杀性自伤(NSSI)是指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伤害自身身体组织的行为,是大学生群体中一项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大学生正处于从青少年向成人过渡的关键时期,其心理发展尚未完全成熟,同时持续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冲突、职业决策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等多重压力源。全球荟萃分析显示,青少年NSSI终生患病率高达22.1%,而中国大学生NSSI检出率约为16.6%。现有研究已广泛记录了与NSSI相关的众多风险和保护因素,但多数实证证据来自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这类方法侧重于估计每个变量的净独立关联,难以厘清多个个体内部和环境脆弱性因素复杂共存与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组态关联。此外,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预测NSSI的发生概率,而对已有NSSI行为的大学生群体中NSSI严重性的异质性关注不足。这可能导致对有自伤史大学生的干预和保护存在盲区,因为首次发作的风险因素可能无法完全解释自伤严重程度的差异。因此,本研究招募有NSSI经验的大学生作为参与者,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旨在系统识别与NSSI严重性个体差异相关的多维近端和远端脆弱性条件的组态模式,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和学生心理健康管理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调查方式,于2023年6月5日至2024年5月9日期间,通过两阶段抽样设计,从江苏省南部、中部和北部选取四所综合性大学,由校园心理咨询师在常规教学时段发放匿名问卷链接,共邀请34715名本科生参与。经筛选后获得有效问卷32175份,其中776名学生在过去一年内报告至少一次NSSI发作,构成最终分析样本(女性占61.3%;平均年龄19.50岁,标准差1.29)。研究使用的主要测量工具包括:基于Whitlock等人开发的NSSI评估工具修订的非自杀性自伤问卷(18条目,评估过去一年NSSI行为的方法和频率,Cronbach's α=0.911);刘贤臣等人编制的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27条目,评估负性生活事件发生及其影响程度,α=0.954);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10条目,评估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α=0.849);以及基于Nock整合理论模型自编的大学生NSSI远端脆弱性条件量表(20条目,涵盖六维度,经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和探索性/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各维度Cronbach's α>0.60,组合信度CR>0.80,平均方差抽取量AVE最低0.547)。数据分析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4.1软件,通过直接校准法将变量转化为模糊集隶属分数,设置第95百分位数为完全隶属锚点、第50百分位数为交叉点、第5百分位数为完全不隶属锚点,频率阈值设为2,原始一致性阈值设为0.80,PRI截断值分别设为≥0.65和0.70。
研究结果
3.1 有NSSI经验的大学生人口学特征
描述性统计显示,在776名近期有NSSI经验的大学生样本中,女性占61.3%,男性占38.7%;19岁及以下学生占57.0%;非农业户籍学生占57.6%;独生子女占49.4%;学生干部占34.7%;自评学习成绩中等者占58.8%;父亲和母亲教育程度以初中水平为主(分别为29.5%和30.3%);每月饮食生活费在1001-1500元者占30.4%;自评健康状况中等者占49.2%;仅有14.9%的参与者报告有家族自杀行为史。
3.2 条件组态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显示,所有单项条件的一致性值均低于0.90阈值,表明没有任何单个条件是高或非高NSSI严重性的必要条件。充分性分析识别出一个与高NSSI严重性相关的稳定组态(S1)和三个与非高NSSI严重性相关的组态(NS1、NS2、NS3)。
3.2.1 与高NSSI严重性相关的组态路径
唯一的高NSSI严重性组态S1(SERsTEsESsHBsNLEs*~SS)中,学校环境风险(SERs)、创伤经历(TEs)、情绪症状(ESs)和危险行为(HBs)为核心存在条件;负性生活事件(NLEs)为边缘存在条件;社会支持(SS)为核心缺失条件。家庭环境风险(FERs)和易损人格特质(VPTs)被布尔最小化排除。该组态一致性为0.911,覆盖度为0.327,表明约32.7%的高NSSI严重性案例被此组态覆盖。
3.2.2 与非高NSSI严重性相关的组态
组态NS1(~TEs~ESs~HBs~NLEs)呈现“风险缺失”模式,危险行为(HBs)和负性生活事件(NLEs)为核心缺失条件,创伤经历(TEs)和情绪症状(ESs)为边缘缺失条件,覆盖度0.475,独特覆盖度0.159。组态NS2(~FERs~SERs~TEs~ESs~NLEsSS)以社会支持(SS)为核心存在条件,家庭环境风险(FERs)、学校环境风险(SERs)、创伤经历(TEs)和情绪症状(ESs)为核心缺失条件,一致性0.932,覆盖度0.336。组态NS3(~FERs~SERs~VPTs~ESs~HBs*SS)同样以社会支持(SS)为核心存在条件,学校环境风险(SERs)、易损人格特质(VPTs)、情绪症状(ESs)和危险行为(HBs)为核心缺失条件,一致性0.930,覆盖度0.351。整体解一致性和覆盖度分别为0.903和0.550。
3.3 稳健性检验
通过调整PRI阈值、案例频率阈值和校准锚点三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高NSSI严重性解在三个维度上高度稳定;非高NSSI严重性解方向一致,但对频率阈值更为敏感,反映出真正的等效终局性。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通过fsQCA揭示了大学生NSSI严重性的复杂组态关联,超越了传统线性分析框架仅估计单个变量净独立关联的局限。研究发现,与高NSSI严重性相关的组态并非与非高NSSI严重性组态的简单镜像。具体而言,高NSSI严重性组态S1表现为多重远端脆弱性条件与缺乏社会支持(SS)的共同出现;而非高NSSI严重性则存在三种等效组态,一种以风险缺失为特征,两种以强社会支持(SS)与减弱风险条件并存为特征。情绪症状(ESs)是唯一在两个结果剖面中呈现相反状态的条件,在高严重性组态中为核心存在条件,在所有非高严重性组态中均为缺失条件,表明情绪症状(ESs)可能是区分高与非高NSSI严重性的关键相关因素。社会支持(SS)与NSSI严重性的关联呈现异质性而非统一模式,这与压力缓冲假说的理论预期一致。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在得出实质性结论之前,研究人员重申本研究中分析的主要结局是基于过去一年自伤行为自我报告频率的综合指数,它捕捉了学生自伤的频率和形式数量,但不反映组织损伤、医学致死性、功能损害或临床后果。以下结论中的“NSSI严重性”指代这一基于频率的综合结局,不暗示临床损伤严重性。
对高NSSI严重性组态与三个非高NSSI严重性组态的比较揭示了大学生NSSI频率相关组态模式的显著不对称性。
第一,与高NSSI严重性相关的组态并非与非高NSSI严重性组态的简单镜像对应。单一组态S1以多重远端脆弱性条件与社会支持(SS)缺失的共同出现为特征。相比之下,三个等效组态与非高NSSI严重性相关:一个以远端风险缺失为标志,两个以强社会支持(SS)与减弱风险条件并存为特征。高NSSI与非高NSSI组态的组成部分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逆关系。
第二,情绪症状(ESs)是唯一在两个结果剖面中呈现相反状态的条件。在组态S1中,情绪症状(ESs)为核心存在条件;在NS1、NS2和NS3中,情绪症状(ESs)均为缺失条件——在NS1中为边缘缺失条件,在NS2和NS3中为核心缺失条件。这一模式表明,情绪症状(ESs)可能是区分高与非高NSSI严重性的关键相关因素,在高严重性组态中与多种远端脆弱性条件的汇聚共同出现。
第三,社会支持(SS)与非高NSSI严重性的关联呈异质性而非统一性。社会支持(SS)并不表征组态NS1(其中远端和近端风险条件处于低水平)。相比之下,高水平社会支持(SS)在同样具有减弱风险条件的NS2和NS3中为核心存在条件。相应地,社会支持(SS)的缺失在多重远端和近端风险共同出现的组态S1中作为伴随相关因素出现。这些横断面共同出现模式与社会支持(SS)压力缓冲作用的理论命题一致,但其具体功能需在未来纵向和干预研究设计中检验。
最后,这些结论受两方面限制。首先,单一高严重性组态覆盖了32.7%的高严重性集合;大多数高严重性案例仍未被识别出的组态所解释,这些组态应被视为充分的共同出现模式而非全面解释。其次,样本仅包括来自中国单一省份四所大学的过去一年报告NSSI的大学生,这些组态可能无法推广至更广泛的大学生群体、社区样本或具有更严重精神科表现的临床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