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ral Sciences》：“I Don’t Trust It, but I Have to Trust It”: Trust vs. Use of Online Technology Across the Mental Health Spectrum in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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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健康（eHealth）使用互联网技术（IBTs）和人工智能（AI）可以改善精神健康服务的提供和可及性。然而，伦理问题、对AI能力的感知、既往经验以及个体差异可能影响接受度和参与度。鉴于这些数字环境具有重叠性，且信任及心理健康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研究人员
通过电子健康（eHealth）使用互联网技术（IBTs）和人工智能（AI）可以改善精神健康服务的提供和可及性。然而，伦理问题、对AI能力的感知、既往经验以及个体差异可能影响接受度和参与度。鉴于这些数字环境具有重叠性，且信任及心理健康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研究人员采用定性方法探索了对IBTs、AI和eHealth的态度与行为。这项探索性研究于2023年3月至10月对22名英国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其中8名具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亲身经历，14名没有。在心理健康状态之间，参与者对IBTs的信任水平没有明显差异。参与者报告在存在隐私担忧的情况下仍使用IBTs。信任受到对开发者可信度的感知、个体特质以及对IBTs的情感反应的影响。便利性、易用性和缺乏替代选择往往超过担忧，从而推动参与。研究结果强调，在该群体中，信任是IBTs和eHealth采用的关键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同时凸显了英国医疗服务提供者和开发者面临的伦理问题与责任。需要透明、合乎伦理且基于价值敏感设计的IBTs和AI驱动的eHealth工具的实施，以支持真正的用户选择、自愿参与和人际互动。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技术（IBTs）和人工智能（AI）在电子健康（eHealth）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精神健康服务的提供和可及性带来了潜在改善。然而，用户对技术的信任是采用和持续使用数字系统的重要前提，信任不仅指向组织和临床医生，也指向技术本身。现有技术接受模型（TAM2，一种解释用户接受新技术意愿的理论框架）主要基于普通人群样本建立，较少考察精神健康问题人群可能存在的更高怀疑倾向、较低人际信任以及对隐私和监控的担忧是否会影响信任的形成。此外，现有理论通常将信任视为认知评价，而较少关注情感反应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弥补这一空白，研究提出两个问题：人们对eHealth服务持怎样的信任态度，以及有精神健康问题经历者与普通人群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旨在通过对英国不同心理健康经历人群的定性访谈，深入理解信任的动态机制，并为更具包容性和可信性的数字精神健康服务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探索性设计，于2023年3月至10月通过研究招聘网站和社交媒体在线招募了22名英国参与者，其中8名自我报告有精神健康问题诊断（2名精神病、6名抑郁），14名无相关经历。该访谈样本源自一项更大的在线定量问卷研究的后续自愿志愿者子样本。访谈前，参与者需与一款电子健康认知训练应用互动20分钟。半结构化访谈围绕对AI和自主系统的理解、在线同意与cookie的决策、对IBTs和eHealth的信任重要性展开。数据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在潜在层面进行分析，以归纳模式和意义。
结果部分共归纳出四个核心主题：
3.1 来源相关信任。参与者对IBTs的信任与信息来源直接相关，例如检查网站加密、怀疑社交媒体平台，并意识到大公司与个体用户之间存在权力不平衡。对研究提供的大学开发的认知训练应用则普遍认为值得信任，因为来源清晰且具有权威性。
3.2 个体差异与信任。参与者的技术熟悉度和自我教育程度存在差异，老年人表现出更多对数字工具的焦虑和担忧。部分参与者难以跟上技术更新速度，并对AI能力抱有警惕。同时，参与者讨论了在技术接触与纯人际互动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性，并区分了对技术本身的信任与对技术程序员的信任。
3.3 信任与行为。超过一半的参与者承认信任态度与自身行为不一致：尽管明确表示缺乏对互联网的信任，仍继续使用IBTs并接受自己并不舒服的cookie设置。便利性、时间节省和缺乏替代选择是主要原因，参与者甚至描述了“被迫信任”的感受，认为使用在线服务并非完全自愿。
3.4 情感反应与信任。近三分之二的参与者表达了焦虑、担忧、沮丧、失望等负面情感，包括对AI能力快速发展、数据滥用和AI替代人类工作的恐惧。同时，也有参与者认为缺乏信任促使自己保持警惕和谨慎，从而能够识别可疑信息。
在讨论中，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结果与隐私悖论（个体担忧隐私但仍暴露数据）和数字顺从（因感知缺乏替代选择而接受数据收集）的概念一致。参与者对IBTs的信任与对eHealth的信任存在重叠，一般互联网经历会塑造对eHealth的评价。便利性、易用性往往压倒信任担忧，使持续使用得以维持。现有技术接受模型未能充分解释这种在结构约束下的使用行为，也未涵盖情感反应对信任的影响。研究强调，信任是IBTs和eHealth采用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开发者应采用价值敏感设计（VSD），与最终用户共同设计，确保透明度和用户自主权；临床医生应理解、信任其推荐的系统，并在人际支持与电子健康支持之间保持平衡。
研究结论：研究人员调查了信任在英国有无精神疾病经历混合样本中对eHealth和IBTs态度和使用中的作用。与预期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在本样本所代表的各类心理健康经历中，观点相似。结果与隐私悖论、技术接受模型和数字顺从一致，表明持续参与由个人层面的权衡和更广泛的结构性约束共同塑造。参与者尽管缺乏信任仍持续使用IBTs，原因包括便利性、易用性、感知到与大公司的权力不平衡、缺乏选择以及责任感。参与者的叙述显示，一般IBTs与eHealth之间的区分并未清晰维持，对eHealth的信任受到更广泛数字经验的影响。因此，与IBTs和eHealth的接触可能并不总是被体验为完全自愿。研究还识别出焦虑、沮丧和控制感降低等具体情感结果。综上，IBTs和eHealth系统不仅要值得信赖，还应以支持真正用户选择和自愿参与的方式设计。开发者和处方者因此负有明确的伦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