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交通安全文化差异:基于31个国家超速行为的社会认知决定因素洞察

《IATSS Research》: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in traffic safety culture: Insight into socio-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speeding from 31 countr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24日 来源:IATSS Researc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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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专业翻译 超速是重大的道路安全问题,对个人和社会均产生严重影响。本研究利用ESRA3调查数据,探讨31个国家的交通安全文化(Traffic Safety Culture, TSC),重点分析社会认知构念与自我报告超速行为之间的跨国差异。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

  
摘要专业翻译 超速是重大的道路安全问题,对个人和社会均产生严重影响。本研究利用ESRA3调查数据,探讨31个国家的交通安全文化(Traffic Safety Culture, TSC),重点分析社会认知构念与自我报告超速行为之间的跨国差异。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在跨国层面(31国合并模型)和国家层面(31个独立国家模型)分别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家模型可解释自我报告超速行为47%–70%的方差变异;在所有31个国家中,感知规范(perceived norms)是超速行为的最强预测因子;社会认知构念与超速行为之间的关联强度在不同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认知构念对超速行为的预测作用具有强烈的国家特异性,这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国别特定的道路安全干预措施提供了实证支持。与先前基于同一数据集的驾驶时使用手机行为研究相比,本研究表明社会认知构念的相对重要性不仅因国家而异,也因道路安全议题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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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超速是全球道路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交通碰撞事故是全球第12大死亡原因,也是5–29岁儿童和年轻人的首要死因,每年造成约119万人死亡和高达5000万例非致命伤害,经济损失约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欧洲委员会估计,超速约占致命碰撞事故的30%,初始速度降低10 km/h可使碰撞致死率降低50%。超速行为包括超过法定限速的“过度速度”和未适应交通、天气或基础设施条件的“不当速度”两种形式,两种形式均会增加碰撞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
交通安全文化(TSC)是近年来兴起的理解和改善各国道路安全的新框架。根据Ward等人(2019)的定义,TSC是“影响交通安全的群体共享信念系统”,其核心观点包括:交通碰撞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大多数碰撞源于人类行为;信念塑造行为;信念通过个人经验和社会化过程形成。欧盟TRUST项目也提出了类似定义,强调TSC涵盖塑造交通安全理解和实践的共享价值观、信念、态度、规范和行模式。
在理论层面,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是交通安全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该理论认为行为主要由意图决定,而意图受态度、规范、感知行为控制(PBC)三个关键社会认知构念的影响。元分析表明,TPB可解释不安全驾驶行为意图30%–51%的方差和行为34%–48%的方差。然而,将社会认知构念用于跨国比较面临诸多挑战:不同研究考察的构念不同、测量方式各异、研究设计和抽样程序存在差异,且部分研究质疑这些理论模型在跨文化情境中的适用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ESRA(E-Survey of Road users' Attitudes)调查是自2015年以来开展的全球性道路安全调查项目,旨在收集可比的道路安全绩效和交通安全文化数据以支持政策制定。最新版ESRA3于2023年在39个国家以49种语言实施,覆盖超过37000名受访者。该大型国际数据集为探索社会认知构念与不安全交通行为在不同国家情境下的关系提供了独特机会。本研究基于ESRA3数据,聚焦自我报告的驾驶超速行为及其相关社会认知构念(态度、规范、PBC和意图),并纳入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城市化程度、驾驶频率和社会期望性等控制变量,从31个国家中系统考察交通安全文化的跨国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ESRA3调查数据,最终样本包含来自31个国家的23669名定期汽车驾驶者(每月至少驾驶几天),国家样本量从日本的570人到奥地利的1421人不等。原始39个ESRA3参与国中有8个国家因调查设计差异(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采用面对面访谈)、定期汽车驾驶者样本量过小(<500人)或极端国家加权因子(巴拿马)而被排除。样本按性别和六个年龄组配额进行加权,以反映各国人口分布。
在变量测量方面,研究人员基于TPB框架将ESRA3变量分配到各社会认知构念。主成分分析(PCA)用于识别构念维度和生成复合得分。规范构念将感知社会可接受性和个人可接受性合并为一个综合构念;PBC以超速时的自我效能进行操作化;态度和意图分别由单项测量。为确保跨国可比性,构念结构首先通过包含全部31个国家的跨国模型PCA确定,随后将相同结构应用于每个国家模型并分别重新计算成分载荷。因变量为过去30天内自我报告超速行为的四条目复合测量(建成区内超速、建成区外超速、高速公路超速和不适速驾驶),采用5点量表(1=从不至5=几乎总是)。
统计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在跨国层面(合并31国)和国家层面(31个独立国家模型)分别估计。模型同时纳入社会认知构念和性别、年龄、教育、城市化水平、驾驶频率及社会期望性(KSE-G量表两个维度)等控制变量。所有模型经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4,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广义估计方程(GEE)检验显示国家内相关性低于0.01,无需额外调整。统计分析使用SPSS 29.0,图表使用R 4.3.2和ggplot2生成。

三、研究结果

描述性结果。 样本中男性占53%,35–54岁年龄组占比最大(40%),55%的受访者持有学士及以上学位,79%居住在城市或半城市地区,61%的驾驶者每周至少驾驶四天。各国样本构成差异显著,例如日本样本最年长(55–74岁占40%),巴西年轻驾驶者比例最高(44%),奥地利中等教育及以下比例最高(76%),墨西哥学士及以上比例最高(88%)。在超速行为方面,各国平均得分普遍较低,表明驾驶者总体遵守限速规定。高速公路超速是最常报告的行为,其次为建成区外超速和建成区内超速,不适速驾驶报告较少。芬兰在各类道路的超速得分最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得分最低。区域内部国家间差异大于区域平均差异,表明不存在同质的区域模式。
跨国模型结果。 包含31个国家的跨国模型解释了自我报告超速行为58%的方差(R2=0.58)。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教育水平和驾驶频率与超速显著相关:18–34岁年轻驾驶者报告的超速略低于55–74岁组;中等教育及以下驾驶者报告的超速略高于学士及以上组;驾驶频率越高,报告超速的可能性越大。性别和城市化水平在跨国模型中不显著。在社会认知构念中,感知规范是超速行为的最强预测因子(F=2980.142,p<0.001,β=0.458),态度(β=0.185)、PBC(β=0.177)和意图(β=?0.087)的效应依次递减。社会期望性两个维度均有显著但极小的效应。
国家模型结果。 31个独立国家模型的解释力差异较大,R2从智利的0.47到美国的0.70不等。在所有国家模型中,规范均显示与超速行为的最强关联,效应量从法国的β=0.581到希腊的β=0.300不等。态度与超速正相关(跨国β=0.185),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西班牙外,在所有国家均显著,最强效应在瑞士(β=0.291),最弱在日本(β=0.089)。PBC在所有国家均显著,最强在波兰(β=0.314),最弱在捷克共和国(β=0.077)。意图与超速负相关,在31个国家中的22个国家显著,显著效应量从奥地利的β=?0.247到瑞士的β=?0.054。社会认知构念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在美洲,加拿大(β=0.572)和美国的规范效应强于巴西、智利和墨西哥(β=0.326至0.390);在亚洲-大洋洲,土耳其(β=0.553)和日本(β=0.552)的规范效应特别强;在欧洲,意图在21个国家中的18个国家显著,而其他两个区域各只有5个国家中的2个国家显著。态度在西欧多国是第二强预测因子,而PBC在中东欧和东南欧多数国家排名第二。
与手机使用研究比较。 与基于同一数据集和方法的驾驶时使用手机行为研究相比,两项研究总体结论相似:社会认知构念可预测自我报告的不安全交通行为,但其相对重要性因国家和议题而异。在手机使用模型中,社会认知构念和人口变量解释了37%–63%的方差,规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超速模型中,规范在所有国家均明确显示最强效应,而意图、态度和PBC的效应明显较小且因国家而异。意图在超速模型中的显著国家数(22/31)多于手机使用模型(16/31),表明意图在超速行为中可能发挥更一致的作用,尽管其效应在四个构念中最小。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跨国模型显示,规范是超速行为的最强预测因子,其次为态度、PBC和意图。这一发现与先前元分析中态度最强、规范最弱的结论不同。研究人员认为,ESRA3对规范采用了更广泛的测量,同时涵盖个人和感知社会可接受性,扩展了原始TPB定义,可能更好地捕捉了超速的社会维度。态度和意图的效应相对较弱,可能归因于态度构念中仅包含一个超速相关条目(同时涵盖酒驾和手机使用等其他议题),以及意图仅由单项测量。意图的时间参照不匹配(未来30天与过去30天)也可能解释了其弱效应。
国家模型为制定国别特定的道路安全干预措施提供了数据驱动的见解。在法国,规范(β=0.581)是最强预测因子,干预应主要针对感知规范,例如通过强调积极行为和社会不认可来开展宣传活动。在波兰,规范(β=0.375)之后紧接PBC(β=0.314,为31国中最强),干预还应解决驾驶者对高速控制车辆能力的过度自信,例如通过演示更高速度如何增加制动距离。在奥地利,规范(β=0.391)之后为意图(β=?0.247,31国中最强),可通过实施意图(if-then计划)来加强和激活驾驶者遵守限速的意图。在希腊,规范效应为所有国家中最弱(β=0.300),PBC(β=0.198)和意图(β=?0.195)效应相近,可能更适合采取多构念综合干预策略。
国家模型解释力的差异(R2从0.47到0.70)可能反映了法律、文化、结构和方法学因素的综合影响。以美国和智利为例,尽管两国自我报告超速水平相近,但模型解释力差异显著(0.70 vs 0.47),可能与人均GDP、失业率、机动车保有率、道路网络规模等经济结构因素以及执法强度、交通法规合法性感知、技术可及性和风险文化等因素有关。文化差异导致的调查应答差异(如对社会不良行为的低报)也可能影响解释力。
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存在若干方法学局限:依赖自我报告数据,虽通过KSE-G量表控制了社会期望性偏差;未纳入经济状况指标,因为国家层面指标在国家内恒定,无法在国家模型中估计;个体层面经济指标未纳入以保持与手机使用研究相同的模型设定。未来研究可采用多水平模型,将个体ESRA数据与国家层面的经济条件、执法、基础设施和道路安全绩效指标相连接,考察这些情境因素对社会认知构念与超速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论表明,社会认知构念与超速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国家特异性,国家模型对于识别各国内部的相关干预目标特别有用。这些发现支持制定情境敏感且可能更有效的道路安全政策。与驾驶时使用手机行为研究的比较进一步表明,这些关系也具有道路安全议题特异性。未来研究应使用多水平模型考察交通行为的其他国家和文化决定因素,并将该方法扩展到超速和手机使用之外的其他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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