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Transformative learning in farmer research networks: insights from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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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研究网络（farmer research networks, FRNs）是农民、研究人员、推广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NGOs）通过联合学习和行动来共同创造知识、试验创新并应对地方挑战的协作平台。尽管对这些网络的兴趣日益增长，但对学习如何在其内部发生仍了解有限
农民研究网络（farmer research networks, FRNs）是农民、研究人员、推广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NGOs）通过联合学习和行动来共同创造知识、试验创新并应对地方挑战的协作平台。尽管对这些网络的兴趣日益增长，但对学习如何在其内部发生仍了解有限。本研究借鉴了2015年至2024年间在肯尼亚、马拉维和乌干达活跃的9个网络的定性数据，揭示了这些网络促进了个体和集体的转变。该过程是动态、多维、技术性、关系性和情感性的，受到多元知识体系和社会互动的影响。情感投入增强了动机，加深了反思，并促使了身份转变。网络不仅作为知识共同创造和学习的场所，也作为文化和情感空间，在其中农业愿景和身份得到协商和重塑。农民承担了研究者和教育者的角色，适应农业生态创新（agroecological innovations），并试验应对生态和生计挑战的解决方案。关键促成因素包括成员间的信任、包容性促进、制度记忆和强大的地方领导力。进展受到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等级化推广实践和僵化社会结构的制约。维持变革性学习需要持续投资于促进能力、包容性领导力以及将网络嵌入更广泛创新系统的制度结构。
近年来，全球农业系统面临气候变化、冲突、疫情和不平等交织的严峻挑战，超过8亿人遭受饥饿，而近20亿人超重或肥胖，工业耕作方式加剧了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壤退化。这些矛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小农户中尤为突出，他们迫切需要能够兼顾粮食生产、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的变革性路径。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作为科学、实践和社会运动的统一体，强调集体知识、权利和能动性，为可持续转型提供了可能。然而，传统自上而下的农业研究和推广模式难以应对复杂动态的农业生态转型，农民研究网络（FRNs）应运而生，成为包容、适应性强的创新机制。尽管已有研究关注FRNs的结构与活动（Haussmann等，2020），但对其中的学习过程如何促进个人和集体转变的理解仍很有限。为此，研究人员在肯尼亚、马拉维和乌干达选取了2015—2024年间活跃的9个FRNs，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农民、推广人员、NGO田间人员和研究人员进行个别访谈和小组访谈，共开展99次访谈（表2），以叙事方式收集参与者的经验、感受和变化。访谈在当地语言中进行，录音转写并翻译成英文，由研究团队交叉验证以避免意义丢失。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结合演绎法（基于预先设计的数据收集框架）和归纳法（从参与者叙事中识别涌现主题），并通过迭代讨论确保一致性和严谨性。结果聚焦于农民经验，其他受访者数据用于佐证和解释。
在结果部分，研究人员首先围绕“学习如何在FRNs中发生”归纳出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体验式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通过设计试验、管理地块、土壤测试、制作生物农药等动手实践，并在小组或村庄研讨会中进行反思，农民在“做中学”形成持续的实验循环，如马拉维农民设立六个试验田，其中一块由农民自主试验（“zochita za alimi”）。**变革性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农民通过自我导向学习、实验和反思获得新知识技能，个体和群体层面均发生思维方式和身份的转变；村庄研讨会中农民自问自答、相互讨论，增强了掌控力与自信；学习还延伸到营养、赋权和生计多样化，如乌干达的创新成果“强化粥”从一名成员传播至整个小组。**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通过跨村跨地区交流访问、共同劳动（如苗圃管理、挖沟、堆肥）和对话教育，实现同伴间的横向学习和跨角色的纵向学习。**情感参与（emotional engagement）**：肯尼亚网络运用“情感钩子”（emotional hook）吸引农民参与；乌干达通过愿景构建、回忆叙事和代际反思激发情感共鸣与恢复动力。**数字技术应用（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农民使用脸书（Facebook）、WhatsApp分享作物表现的图片证据，上网搜索农技信息，观看视频，并通过短信或电话邀请非成员参与培训。
随后，研究分析了“学习如何转变网络参与者”，发现学习引发了认知和行动的深刻变化。**批判性思维、信心与效能（critical thinking, confidence and efficacy）**：农民主动研究问题根源，如马拉维农民在网络帮助下不再直接拔除病株而是探究原因；肯尼亚女农民通过网络搜索诊断番茄病害并采取安全移植方法。**分享学习（sharing learning）**：农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教师”（如肯尼亚农民被称为“mwalimu”），主动向非成员示范生物农药、分享种子，并在公共会议和葬礼上传播知识。**集体行动信念（belief in collective action）**：群体使农民得以获得贷款、集体销售产品、轮流劳动，并合作管理水资源，如肯尼亚西波科特农民协同导流雨水以减少道路损害。**创造力（creativity）**：在西肯尼亚，农民因推荐材料昂贵而寻找替代物制作生物肥料；在波科特，农民提出用不同大小石块代替钢筋建设砂坝，成本降低90%。**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农民成为自身农田的研究者，使用兔尿作为肥料和杀虫剂、种植驱虫作物（洋葱、柠檬草）、制作生物农药和堆肥。**愿景（aspirations）**：一位乌干达老年丧偶农民表达了对家庭、社区和景观恢复的新希望，愿景跨越代际。
关于“阻碍或维持学习的因素”，研究人员识别出多重条件。**行为者之间的信任（trust between actors）**：通过初期引入、共同设计和回应农民关切（如肯尼亚高粱试验中的striga问题），信任逐渐建立，并形成个人纽带。**建立问责与信任（build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ust）**：集体活动（轮作储蓄、互济劳动）和群体规则（迟到罚款、储蓄义务）增强了纪律和归属感。**社会文化规范（social-cultural norms）**：性别角色限制了女性参与，但网络也促进了文化转变，如西波科特妇女开始参加会议；另一些女性仍缺乏所有权，如西肯尼亚一位妇女种植的高粱被丈夫出售。**社区领袖参与（involvement of community leaders）**：酋长和行政领袖动员社区、调解纠纷，确保“社区认可”，有利于采纳和持续参与。**对农民参与研究的态度（attitudes to farmer involvement in research）**：部分推广人员仍持“技术转移”心态，质疑农民自主选择，与研究者存在目标冲突（如lablab豆用作生物质还是蔬菜）；但许多推广人员积极动员、促进集体评估。**先前非政府组织工作（role of work done previously by NGOs）**：农民此前的农民田间学校、带头农民经历或以往NGO项目（如修沟、建坝）为网络学习奠定基础。**组织的作用（role of organizations）**：研究机构引入新品种、提供信息；地方政府和国家环境管理局（NEMA）制定政策支持可持续采砂；但有的NGO提供冲突信息或分发速效化肥，与网络的渐进长期取向相悖。
讨论部分指出，学习是多元化且关系性的，融合了实践、情感和数字技术，超越了传统学习理论。情感投入和身份重塑是变革性学习的核心；创造力依赖于信任和尊重；社会驱动因素包括群体规则、地方领导和制度记忆。而性别规范、等级化推广和机构惯性仍是主要障碍。研究结论如下（原文翻译）：本研究旨在借鉴经验学习、变革性学习和社会学习理论，评估学习如何在农民研究网络中发生。结果表明，农民研究网络中的学习是一个动态、多维的过程。在不同背景下，农民的叙事揭示了思维方式、信心和能动性的转变。这些是变革性学习的指标，不仅超越技术能力，还涵盖身份、创造力和希望。通过促进批判性反思、支持同伴交流并接纳本土知识，网络将农民重新定位为积极的研究者和社区教育者。这些过程增强了农艺技能，同时培育了可持续农业生态转型所必需的社会凝聚力和愿景。农民创造性地适应创新、利用当地资源解决问题并集体组织的能力，凸显了根植于实践经验的学习模式的相关性和韧性。然而，维持影响需要持续投资于适应性促进、包容性领导力以及将网络整合进更广泛创新系统的制度结构。学习既是个人和集体转变的催化剂，也是其结果，网络为设计满足当今可持续挑战的公平、农民主导的研究与推广方法提供了重要经验。政策与实践意义明确：参与式农业研究必须超越象征性承诺，建设促进、冲突调解和协作规划的制度能力。支持性政策应确保研究资金灵活、认可农民主导的实验并承认本土知识体系的价值。此外，举措必须在多主体平台中嵌入反思性和社会学习机制，以确保学习具有包容性、可持续性和可扩展性。最后，本研究范围有限：未评估学习过程对农民生产成果或生计的影响，也未评估目标农场的农业生态转型或学习带来的农业生态扩展潜力，这些是未来需要系统评估的关键方向。
